司法裁判文书中“宪法援引”的法律解读

司法裁判文书中的“宪法援引”体现了法院工作中宪法的运用。人民法院可以对宪法做遵守性援引,将宪法作为支撑裁判结论的理由。但由于宪法司法适用缺乏“规范性文件”依据以及宪法规范本身制裁性规范的缺乏,人民法院无权也无法对宪法作适用性援引,将宪法条文作为裁判具体案件直接法律依据。     

要让贪腐官员缺乏“安全感”

反腐败需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而其中的关节点是要让贪腐官员缺乏逃脱制裁的“安全感”。最高“两院”曾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再次明确行贿罪追诉标准，规定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1万元以上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多次行贿的，按照累计金额予以处罚。这被诸多媒体解读为遏制官员受贿腐败的重要“利器”。     

共和国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

从１９８９年６月开始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带来了较大困难，打破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的所谓“制裁”，是中共十三大以后，尤其是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中国外交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这一时期我国外交工作的一项重大成就。一、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政，公开宣布“制裁”中国１９８９年中国发生政治风波后，美国带头对华实施“制裁”。中国采取措施平息政治风波的第二天，即１９８９年６月５日，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就宣布五项对中国实施制裁的行动：（１）暂停政府对政府的一切武器销售和商业性出口；…     

狠话+大棒——美国对外政策的真实写照

“轻轻说,但要手握大棒”,这是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一句名言。但现在应改为:恶狠狠地说,还要挥舞制裁大棒。这已成为美对外政策的真实写照。“制裁”一词,现已不折不扣地成为美外交的“口头禅”。近来,这一政策在伊朗核问题上体现尤为充分。布什多次警告,如果伊朗不执行安理会第1696号决议,等待伊朗的必将是严重的后果。美副国务卿伯恩斯表示,美将推动安理会通过新的决议对伊朗实施制裁。其实,从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至今,美国就一直在对伊朗进行制裁,两国至今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以消除核武器威胁为由头,动员西方国家特别是整个国际…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的法制化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做议油出：我国“在社会精神生活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这里的“道德失范”至少包含以下两层意思：第一，一些领域只有道德规范的软约束，缺乏硬约束，对悻德行为光有道德的谴责，没有强硬的制裁。第二，由于道德规范缺乏强制力，造成许多无视道德、践踏道德的行为大量存在。它是前者的直接后果。可见，要解决“一些领域道德失范”的问题，关键在于建立道德建设的硬约束机制。笔者认为，道德法制化是促使道德软约束硬化的有效机制，是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引向深入的重要途…     

劳动教养的性质辨析与定位

关于劳动教养的性质,各方至今争论不一,未有定论。从“已然”和“实然”两个层面,对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性质进行辨析和再认识,在劳教制度的立法和制度重构时,应将其性质定位介于行政制裁和刑法制裁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准司法强制措施,是隶属保安处分体系中的限制人身自由的保安措施种类。     

注重在规制广告发布中的道德作用

在国家不断完善立法、加大执法力度的条件下,问题广告依然屡禁不止,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在规制广告发布时出现了道德缺位,这种缺位表现在注重了法律制裁,没有注重道德制裁;注重了对广告主的制裁,没有注重对广告发布者制裁;没有运用道德制裁触及广告发布者的致命要害,即经济利益。出现这一问题客观上的原因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时期的道德体制尚未形成,主观上广告发布者缺乏社会责任,同时广大消费者和社会各界尚未形成一种道德强力去制约问题广告的发布。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社会、广告发布者、消费者等方面加强道德建设,从多角度形成可操作性的德治制裁措施,从法治、德治两方面规制广告的发布,维护受众和社会利益。     

歧视性贸易制裁的国际法律解决

27个国家对我国进行过以“倾销”为内容的国际贸易调查,共计138起,涉及金额近35亿美元。客观分析,在这些“倾销”案件中,完全以不正当贸易为目的的国际贸易行为并不多见,即若完全以我国贸易主体主观上的“倾销”为判断标准,则大多数的我国倾销案均不能成立。当然,以主观上的过失为判断标准进行过错和是否应予制裁的确定,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有相当的难度,且易产生不利裁决,但并不能以此为借口,对国际贸易主体进行明显的歧视性制裁。其次,我国的国际贸易主体对世界贸易规则和相关国家的贸易制裁标准的忽视和不了解,也是引起相关国家以此为借口…     

对违反校规、厂纪的人给予行政处分,能否说违反校规、厂纪的行为就是违法行为?

《法律常识》第八课第一节在阐明一般违法行为应受到哪些处罚这一问题时,谈到一般违法行为应受到行政制裁,行政制裁包括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对违反校规、厂纪的行为也要给予行政处分。在这里,有的同志提出,既然对一般违法行为应受到行政制裁,那么对违反厂纪、校规的人给予行政处分,不就等于说违反厂纪、校规的行为是违法行为吗?提出这个问题的同志主要是对课本内容没有作全面的理解。那么如何理解? 首先,应该正确理解第一节开头一句:“一般违法行为应受到行政制裁。”对这句话能否正     

通过程序制裁遏制刑事程序违法

李奋飞在《法学家》2009年第1期撰文认为，在中国的刑事诉讼中，程序违法现象极为普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是一部缺乏制裁机制即违反之后没有法律后果的软法。刑事诉讼法基本上已经丧失了作为法律所应当具有的约束力，甚至沦落为规则的宣示或告诫。欲使刑事诉讼法成为真正的法律，就必须为其注入制裁这一法律规范的应有要素。而为刑事诉讼法注入制裁要素，     

美国通过单边制裁伊朗法案

7月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一项美国单边制裁伊朗法案。根据该法案，任何为伊朗提供汽油或帮助伊朗炼油和发展炼油能力的企业或个人都将受到制裁，与伊朗革命卫队或某些伊朗银行有往来的外国银行也将受到制裁。奥巴马说，这一“国会有史以来通过的最严厉”制裁法案，     

人大代表带什么参加人代会

湖南省临湘市原副市长余斌受贿案二审法院判决。余斌依然有罪,其“将受贿款用于公务开支和扶贫帮困”的辩解并没有使其逃避法律的制裁。然而,“受贿济贫”。这样的官员到底是“好官”还是“贪官”的争论并没有随着案件的审结而尘埃落定,反而愈加激烈。     

美缅走近，中国无需紧张

1988年缅甸军政府上台后，美国即对缅实施制裁与孤立政策，此后更是不断扩大制裁范围。2009年奥巴马出任总统后，美国开始对缅采取“务实接触”政策。去年3月缅甸民选政府上台以来，     

“吹”落乌纱理应当

自古以来,中国的法律上没有定过“吹牛罪”,所以,人们常说“吹牛不犯法”。然而自从《统计法》颁布后,虚报浮夸就是一种犯法行为了。只是现在尚未按犯法论处罢了。泰兴市几个乡镇领导因虚报浮夸而被撤职,虽然还不是法律的制裁,但总算开始了制裁。所以人们拍手称快,希望由此开始,让吹牛的为官者体会一下吹落乌纱的味道。浮夸之所以盛行,从主观上看是少数干     

科技时代的伦理(责任伦理)之困惑

乔纳斯的责任伦理是针对科技时代的伦理。责任伦理中的责任是一种预防性责任,或前瞻性,或关护性责任,是一种道德责任而非法律责任,这种对责任概念的新的诠释正是乔纳斯的创新之所在,但也恰恰是这种创新,为责任伦理带来了一些理论和实践上的困惑。困惑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行为主体的复杂性和多元化,使责任主体悬置;科技后果的难以预测性使责任伦理的“积极指导”可能受挫;缺乏可靠的责任主管和相应的制裁机制,难以发挥实际作用;对特定的价值规范或终极价值目标缺乏严密的论证,使其理论根基不牢。     

犯罪刑事制裁之经济分析初探

刑事制裁的经济分析是指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刑事制裁及其效果进行研究和评判 ,探求如何以最小的刑事制裁成本取得最大刑事制裁效益的理论。刑事制裁成本是指国家和社会在整个制裁过程中的全部投入 ,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投入 ,其目的就是实现制裁犯罪的功能 ,以有效地治理和控制犯罪。刑事制裁的效益是指刑事制裁的成本与刑事制裁效果之间的比例关系。获取最佳效益的关键是确定最小量的制裁投入和最大限度的制裁效益取得之间的平衡点 ,将制裁的投入水平控制在能够使制裁的效益最大实现的最小量上。效益最佳的刑事制裁应该是用最小的投入而在给罪犯造成损失上恰到好处的制裁 ,这种制裁的投入应既能保证严厉、确定、及时、适度地惩罚和矫正犯罪 ,又不至于造成各种浪费。     

中美经贸关系，“冷战思维”要不得

经贸关系一直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随着中美经贸摩擦增多且日益政治化,这一“压舱石”的份量正在变得越来越轻。美国多次提出要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加以制裁,继续严格限制高技术产品的对华出口,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设置政治障碍。     

试论引渡制度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中的应用

引渡是国家和国际社会在制裁国内犯罪中进行刑事合作的一种形式,也是现代国际社会制裁危害各国共同利益的国际犯罪中普遍接受的一种刑事合作形式。引渡的直接后果是使被引渡者得到刑事处罚;引渡必须要遵循各国公认的刑事司法原则。恐怖主义犯罪不适用“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在双重归罪原则应用中存在追诉时效丧失问题。     

让“台独”分子成为“过街之鼠”

<正>4月7日，中共中央台办发言人受权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萧美琴实施制裁。萧美琴挟洋自重，“倚美谋独”，蓄意挑动两岸对立对抗，肆意破坏台海和平稳定，进一步暴露其冥顽不化的谋“独”本性。祖国大陆对萧美琴实施进一步实施制裁，严禁萧美琴及其家属进入祖国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禁止其金主和关联企业与祖国大陆组织、个人合作，并采取其他一切必要惩戒措施，依法终身追责。     

电子警察的法律缺憾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科学技术手段被运用到执法活动之中,被人们形象地称为“电子警察”的道路监控设施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公众对这位“警察”以及由此产生的管理行为赞赏有加,认为此“警察”一方面节约了行政成本,另一方面有效的制裁了交通违法者。但如果从法律的角度去加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它在法律上尚存在种种不足。将道路监控设施称为“电子警察只是一种拟人化的比喻,它与人民警察有着本质的区别。准确地说,“电子警察”只是客观记录道路信息的一个载体,它本身并不可能直接地、主动地去制止甚至是制裁道路违章行为,其功能的实现与发挥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