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司慈善捐赠决策权主体

公司慈善捐赠决策权源于股东权,属于股东共益权。目前我国公司慈善捐赠决策权行使主体混乱无序,致使公司慈善捐赠决策屡受质疑,公司社会责任难以承担。基于此,有必要构建股东（大）会、董事会、法定代表人以及公司慈善基金会多元化公司慈善捐赠决策权主体体系,当公司慈善捐赠决策不适当,害及到公司及其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实现或违反公司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时,可通过撤销诉讼与无效诉讼途径加以救济。     

路在何方:反思我国慈善捐赠税收制度激励不足问题——以对捐赠主体的法律保护为视角

慈善事业的基本要素包括政府、慈善主体、捐赠主体和捐助目标,四者缺一不可,共同构建了慈善事业的基本框架,其中,捐赠主体为慈善事业提供资金来源,是慈善事业的根本,主要指进行捐赠的个人和企业。本文通过对我国慈善捐赠立法的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与美国、日本、德国的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比较,以完善立法、保护捐赠主体为切入点,对慈善税收制度激励不足提出建议和对策。     

论捐赠人慈善信息知情权的保护

慈善信息知情权是捐赠人获取慈善信息的依据,也是我国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目前,由于我国缺少与知情权相关的法律制度,加之慈善组织信息公开透明度不高。导致捐赠人的慈善信息知情权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因此,应采取完善相关立法、化解组织内部的道德风险以及构建监管体制等措施加强对慈善信息知情权的保护。     

论股东代位诉讼的功能定位与法制保障

股东代位诉讼制度是维护公司权益以及少数股东利益的重要防线,具有一定的监督和补充功能,该制度属于自创生系统,股东代位诉讼制度结构对其功能的发挥产生直接影响,通过对被告、原告、风险防范、前置程序等结构进行完善,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股东代位诉讼功能的顺利实现。基于此,文章主要对股东代位诉讼的功能定位以及法制保障进行研究,首先对股东代位诉讼的功能定位进行介绍,其次针对股东代位诉讼功能运行机理展开分析,最后对股东代位诉讼功能的法制保障进行阐述,以期对我国股东代位诉讼的功能定位与法制保障相关方面的研究有所帮助。     

比较视野下的中西慈善理念

中国慈善组织近年来发展迅速,但慈善法规创制不健全,严重阻碍了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脚步。本文指出从比较法角度论述我国慈善事业所具有的理念,分析国外慈善理念的特点,有利于塑造我国慈善文化,并可为重构我国慈善法律制度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     

慈善3.0时代:“互联网+慈善”面临的困境及其破解

慈善3.0时代最大的特点是跨界、协同、众创、共享,是慈善过程的全民参与和共同创造。当前互联网+慈善呈现主体大众年轻化、内容积极多样化、形式互动创新化和效果扩大精准化的特点,但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法律规范不严谨、行业规范过于固化、慈善信息公开透明度不足、社会信任危机等问题,影响着互联网+慈善的深入发展。因此,需要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行业自律建设、信息公开制度、道德与技术并行等方面着手予以完善,以促进互联网+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慈善困局的法律社会学分析

慈善事业是弘扬互助友爱精神和建设积极向上的伦理道德的最好途径与方式,具有缩小收入差距、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共享发展成果的客观功效。当前中国的慈善事业面临着公信力缺失、慈善意识落后、法制建设滞后、慈善机制发育不良等诸多制约,遭遇了前所未遇的困局。因此,改良国民的慈善意识是发展中国慈善事业的基础工程,健全完善慈善法制是发展中国慈善事业的根本保证,促使慈善组织运行机制发育成熟则是发展中国慈善事业的关键所在。     

论新时代行政复议的功能定位及其评价体系

行政复议的功能定位涉及行政复议法立法目的及行政复议的具体体制机制设计。行政复议法修订工作正在进行中,解决好功能定位问题,对于发展并完善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行政复议制度尤为关键。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都兼具化解争议、监督权力和救济权利的功能,但应各有侧重。新时代背景下,要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把握行政复议作为行政司法行为的法律属性,将化解行政争议作为行政复议的基础功能,同时突出其发挥监督依法行政、助力法治政府建设的功能,使行政复议能够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论立法决策的主体

立法决策贯穿立法的整个过程之中,在立法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主体对立法中涉及的问题进行决断。通说认为立法决策的主体仅仅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享有立法权的主体,事实上,在立法过程中,还有其它主体对立法进程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推动甚至决定作用。因此,立法决策的主体除了法定主体以外,还包括立法决策的次级主体、辅助主体和影响主体。     

慈善捐款下降与慈善立法“难产”

2013年9月21日,民政部主管的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正式发布《2012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我国年度捐赠总额连续第二年下降,其中红会系统接收捐赠下降超过两成。     

美国的慈善立法及其启示

慈善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缩影,慈善法是美国社会立法的一部分。美国的慈善立法在经历了由英国法向美国法的转变之后变得更宽松、更灵活。联邦税法是美国慈善法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部法律,它所确立的激励、公平和监管原则对于促进和规范美国慈善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是美国慈善立法的主要特点。美国慈善的发展与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美国关于慈善的法制建设。美国慈善立法的经验对于加强我国的慈善立法有诸多启示。     

新中国慈善立法的基调演变——以慈善组织为切入点的分析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指向慈善组织的慈善立法经历了"排斥—借力—接纳"的基调演变过程。这一演变过程以慈善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演变为明线,体现了慈善组织官方化、行政化的特点;以政府职能演变为暗线,作为立法基调演变的内在原因,体现了慈善组织民间化、市场化的特点。2006年后,我国进入了慈善立法的新阶段,综合性的慈善法呼之欲出,而慈善组织的生存土壤面临着行政化与市场化之间的发展困境。     

慈善领域社会政策发展的路径分析

慈善在社会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其发展不仅受到经济、社会等因素影响,且有制度政策缺失的制约。本文分析我国慈善领域制度政策形成、发展的基本历程,结合实际,提出构建、完善慈善领域社会政策体系的对策建议。     

慈善动机面临的困境与对策

慈善动机是慈善伦理构建的基础内容,是人们对于慈善的认知与观念。伴随着价值观的多元化趋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慈善丑闻开始出现,造成了负面的社会影响,追根溯源是慈善动机出现了问题。当人们面临慈善争议时,出现了认知困境: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冲突、一元化与多元化的争辩、动机与效果的讨论。这些困境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慈善伦理观的指导下,通过提高个人慈善道德水平、加强社会慈善伦理教育,循序渐进地端正慈善动机,才能促进当代中国慈善事业的健康和谐发展。     

论我国慈善组织的公益性

探讨慈善组织的公益性,既是《民法典》为代表的私法的问题,也是公法(行政法)的问题。正确厘清慈善领域中的公益与私益的关系,逐渐缩小公法上公办慈善组织与民间慈善组织不平等的法律地位差距,才能使得我国慈善组织能够在相对稳定、安全的法治环境下充分发展。     

论教育法典的功能定位、体例结构和编纂步骤

我国教育法典的编纂已经提上日程。编纂教育法典首先需要厘清它的功能定位、体例结构,进而确定其编纂步骤。在功能定位上,我国的教育法尚不构成独立部门法,可以划入领域法的范畴;同时,教育法典应兼具管理法和救济法的功能。在体例结构上,教育法典应当是法典编纂而非法律汇编,可以采取总则加分则的模式。此外,在编纂过程中还需要关注教育法典与宪法、行政法、民法、知识产权法、刑法以及现行教育领域的法律法规之间的配合与协调。教育法典的编纂首先需要做好充分的理论研究准备,其次需要对当前的教育法律体系进行补充、修订、清理和体系化,最后再分步编纂总则与分则。     

慈善与社会和谐

人世间要想真正做到美好与和谐,是离不开慈善事业的,慈善事业与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必然的联系。本文从社会学的视角,分别从社会保障、社会公平和精神文明的角度分析了慈善事业对建立和谐社会的意义。     

论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的功能定位

本文针对诉讼调解制度在当前所存在的观念性误区和制度性误区．以制度演进和人的诉讼心理为视线,进行制度比较和理论剖析,进而将诉讼调解制度功能重新定位在促进必要合意,简易、灵活、高效及具有稳定性与一定的预测性的三个层面上.     

中国的慈善困局

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的中国之行,无论能否得到中国富豪的响应,他们带来的财富观和现代慈善理念,都将激励我们勇敢直面中国慈善业停滞不前的困境,而慈善法律制度的缺位正是其中最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