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条文规定的解读与思考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出台引起了社会各界强烈反响,尤其是第10条关于按揭房屋的规定更引人注目。《解释三》第10条的规定相对于之前的解释,统一了立法标准,是一个重大进步。但是,对于按揭房我们不能笼统认为归登记方所有,这对配偶另一方是不公平的,我们仍需继续探讨,使法律不断进步和完善。     

规范羁绊与司法困境：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对2013—2019年110份刑事裁判文书的实证考察

《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对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采用了“原则加例外”的排除模式,对重复性供述的“诱因”仅规定了刑讯逼供这一类非法取供行为,规范上存在排除范围过窄、认定标准不明确的问题。基于对中国裁判文书网中110个刑事案例的统计分析,发现司法实践中存在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适用率低,重复性供述排除不彻底的困境。基于此,一方面应拓展“诱因”范围,将严重威胁、非法拘禁等非法取供行为取得的重复性供述也划定在排除范围内,以解决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排除无依据”难题。另一方面应将“例外情形”的判断与认罪认罚制度、驻所检察官制度结合,完善非法取供行为举证责任制度,以保证供述的真实性与自愿性。     

贪官为何能一升再升 赵更效职务犯罪案创湖南反腐史“新高”

日前,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娄底市原副市长赵更效涉嫌受贿和挪用公款案。 据检察机关介绍,因涉嫌受贿、挪用公款、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而被起诉的赵更效特大职务犯罪案,在湖南反腐史上再创“新高”:个人受贿金额和被查获的不明来源财产分别高达860多万元和1800多万元,是湖南省之最。     

农民集体土地产权权益与失地农民利益保障

一、农民拥有的集体土地产权权益1、集体所有制关于农民个人的二重规定性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既然归农民集体所有,这就意味着任何个人,无论从法律意义上还是经济意义上都既是所有者,因为他是公众的一员,共同占有的权利是任何个人所拥有的那一部分所有权和一切其他人所同时拥有的所有权共同构成的;又是非所有者,因为他仅是公众的一员,作为个人所拥有的公有权只有同其他本集体成员的所有权结合、共同构成集体所有权的时候才…     

领导干部违规干预和插手有关经济活动的几种情形

《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等市场经济活动,为个人和亲友谋取私利的处理规定》明确界定了“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为个人和亲友谋取私利”的五种情形:(一)对依法必须进行招     

关于人事争议仲裁与劳动仲裁对裁决“执行与监督”制度的比较研究

劳动仲裁以劳动法为依据、司法解释为补充，凭借较为完善的法律规定，建立起较为科学的对裁决“执行与监督”制度体系。人事争议仲裁对裁决的执行与监督制度有更多的法律依据，但这些依据之间存在诸多不协调之处。对比劳动仲裁，人事争议仲裁对裁决的“执行与监督制度”在执行方面存在：没．有不予执行的规定、遇起诉后效力情形未完全规定清楚、没有设定部分发生效力部分不发生效力的情形等问题；在监督方面存在：复议监督方式存在争议、监督主体含有自身监督、监督方式没有全面落实到司法审查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完善行政立法，需要通过两分法对部分人事争议适用复议规定并前置，对部分人事争议废除复议规定，但都坚持司法权为最终裁判权原则，完善人事争议仲裁对裁决的“执行与监督”制度。     

鼓励个人投资亟待修改个税法

2006年11月6日，国家税务总局颁发了《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将“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增列为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的法定事由，这意味着公民主动依法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不仅是法定的义务，也是高收入者每月的生活内容，由此大大扩大了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的覆盖面。     

挪用非特定公物是否犯挪用公款罪

某局局长谭某1998年以单位名义购进一辆豪华轿车，却长期放在家中供家人使用达两年之久。人民检察院对其立案侦察，发现他家的电视机、音响、空调等高档商品全是从单位“借”来的，遂以贪污罪起诉。犯罪嫌疑人却力辩这些物品全是向单位“暂时借用”，并都向单位出具了借条，无永久占有之目的，不构成贪污罪。此案的犯罪嫌疑人能不能以挪用公款罪予以认定呢?     

买卖合同标的物风险转移的类型化立法模式探析

当代买卖合同标的物风险转移规则已经摆脱了单一政策考量下的抽象立法模式,形成了以多重政策为考量的类型化立法模式。其中“,转移货物控制”和“避免在途划分风险”是最重要的两个政策考量,贸易诸情形的风险转移时间节点在这两个政策考量的指引下形成了“因地制宜”的规则,以适应现实之需要。我国《合同法》应当在顺应这一立法潮流的基础上,将类型化立法模式的精神彻底贯彻于风险转移规则之中,以弥补目前立法中的缺失和不足。     

论唐律中的“殴”与正当防卫

唐律对“殴”限定了手段,且有时预设为互殴场景,并不等同于单纯的击打。比较“拒捍”与“拒殴”,可知“拒殴”也不是单纯的防卫,而含有积极加害的主观因素。这些结论应用于律中涉“殴”的一些条文,可见以往学者所以为的某些正当防卫条款,其实预设的是互殴情形,本与防卫无关。对于这些条款中看似不符合正当防卫精神的规定,不必基于正当防卫理念迂曲解释,而应对于其中涉及刑罚减免的规定,给出正当防卫之外的理由。     

山东青岛城阳区出台“不胜任干部调整办法”

近日，青岛市城阳区出台“不胜任干部调整办法”。办法分别从工作作风、工作态度、履行岗位职责、廉洁自律、其他等5个方面，规定了5大类25个小项的认定标准，涵盖了不胜任现职的基本情形。在认定方法上，主要采取经常性考察、领导干部年度考核、信访举报查核、专项查核和专项测评等多种形式。城阳区还同时配套出台了不胜任现职干部专项评测办法。通过科学评定，对不胜任现职的干部，将视情节轻重受到平职交流、改任同级非领导职务、降职使用等处理。     

三对对应性职务犯罪入罪标准的设定——以最新司法文件相关规定为基础的思考

我国《刑法》设立了“贪污罪—职务侵占罪”“挪用公款罪—挪用资金罪”“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这三对具有对应性关系的职务犯罪。这三对对应性职务犯罪的入罪标准经历了“区别对待→保持一致→区别对待→保持一致”这一变动过程。三对对应性职务犯罪的设立与刑法对公务性职务犯罪和非公务性职务犯罪的区别对待存在密切关联,而与对公有制经济产权和非公有制经济产权的平等保护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关联。在立法层面对公务性职务犯罪和非公务性职务犯罪实行“同罚”的立法背景下,对二者入罪标准所作的保持一致的调整强化了立法上对二者的“同罚”所造成的对从事公务人员予以从严管理的精神无从得以充分体现的缺憾。     

“自由”与“权利”的概念可以并列使用——与尤俊意同志商榷

《争鸣》八四年第一期发表了尤俊意《“自由“与“权利”的概念不宜并列使用》的文章,谈了“自由”与“权利”两个概念的关系,认为法律上“权利”的概念的外延比“自由”概念的外延大,因而两者不宜并列使用。这种意见未免过于简单化。大家知道,我国新宪法第51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宪法作出这样的规定,是有道理的。关于“自由”,人们曾在哲学范畴、政治学范畴、经济学范畴使用过它,对它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论高校在校学生人身损害的责任问题

面对日益增加的高校在校学生人身损害事故,当前我国关于此类事故责任的相关法律规定仍不够完善和统一。高校与在校学生存在着双重的法律关系,这决定了其责任制度的特殊性。在完善立法上,应在明确基本责任原则的基础上,将几种主要的损害情形分别做出规定,以明确、公平、合理地处理此类问题。     

论个人信息处理正当性的特殊依据——以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为视角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知情同意原则难以为某些特殊的信息处理行为提供正当性依据。因此,许多国家的立法都规定了个人信息处理正当性之特殊依据体系,其中尤以欧盟2016年4月27日通过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最为完善。我国立法应同时规定个人信息处理之一般依据和特殊依据,借鉴欧盟经验将个人信息处理之特殊依据划分为六种类型,明确各种特殊依据的判定标准以便于司法审判的认定,不断完善个人信息处理正当性之特殊依据体系以符合时代的要求。     

敲开公益诉讼的大门——公益诉讼提起主体的研究

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将公益诉讼提上了议程,这说明我国在公益诉讼制度上已经走出了第一步,对比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不够完善,因此亟需改进,要在我国建立公益诉讼制度,需要解决许多问题,其中,如何确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的范围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它对确立公益诉讼制度的其他内容具有决定性影响。我们可以借鉴美国与德国的相关规定,将检察机关、行政机关、公益性团体、行业协会和其他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确立为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     

对农村土地实行“国有民用”的思考

对农村土地产权实行“国有民用”的改革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国有”就是把所谓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与城镇土地一样的国家所有．“民用”就是归农民和其他民事主体长期使用。通过修改相关法律和建立土地流转、农民转移和城乡互动的良性机制，是实现土地“国有民用”的有效途径。     

廉洁从政抓好六项工作

记者从中央纪委获悉,今年规范领导干部廉洁从政主要从以下六方面入手。 ——落实“领导干部不准收受以下单位和个人的现金、有价证券:直接管理和服务的对象;主管范围内下属单位和个人;其他与其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外商、私营企业主”的规定。对违反规定的,必须严格     

《立法法》中部门立法与地方立法权限冲突

杨利敏在《法学》2000年第6期撰文论述了《立法法》中部门立法与地方立法权限冲突的问题。作者认为,立法法第64条规定,地方法法规可以就“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和“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作出规定;第71条规定国务院各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     

国有控股企业党组织运行机制有待理顺

在国有企业改制为国有控股公司之后，党组织的运行机制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理顺。一是法律规定不明确。《公司法》的有关条款规定不具体，在工作中经常产生矛盾。二是实际工作没理顺。有的把“双向进入，交叉任职”这一“条件”当“结果”，而现实工作中的“一揽子决策”难以充分反映和体现党委意志和党员的意见；有的改制企业董事会选举后，再根据董事长的意见挑选党组织负责人，使党组织变成了董事会的附属物；有的曲解党对企业的政治领导，认为国有控股企业所有权归国家，决策权归董事会，经营权归经理，监督权归监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