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村民间金融发展不规范的现实表现

当前农村民间金融已经成为农村金融市场中重要的主体构成,但要保证农村民间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则需要研究农村民间金融发展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本文的研究表明: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不规范问题集中表现于制度、信用、组织、运营和管理层面,包括产权模糊、行政干预、信用范围狭窄和信用欺诈、组织化程度低和管理家长制等问题。     

民间规范研究的社会心理学进路

虽然学界对民间规范的研究已不限于法学领域,但研究方法仍相对局限。由于主体的社会行为同其社会心理有着内在关联,民间规范在许多情况下都已经与个体的社会心理融为一体,成为个体社会心理机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与进路研究民间规范较为可取也非常有益。通过研究民间规范的社会心理机制能更好地了解我们社会中存在的切实有效的规范形式和内容,并且有助于推动我国法律心理学的深入研究。     

规范谐合理念下的法律方法与民间规范

在分别探讨法律方法与民间法研究意义基础上,认为法律方法与民间规范问题研究不仅分别有益于法律方法问题研究和民间规范问题研究,而且还会生发出一定的拓展意义,有利于形成方法与规则及规则间的谐合,并最终有利于实现国家和社会的谐合之治。     

民间慈善组织的法律规范——以规范温州民间慈善组织为角度

温州人凭着敢为人先的精神走出了公认的＂温州模式＂,温州的民间慈善组织即是如此,但是现行慈善法律制度还没有明确对民间慈善组织进行法律规范。温州民间慈善组织在当前法律环境之中举步维艰,尚未获得合法地位,应解决温州民间慈善组织的主体法律地位及其合法性问题,正确处理好政府与民间慈善组织的关系,从而为温州民间慈善事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法制基础。     

法律方法与民间规范研究的意义

法律方法与民间规范的关系问题已有学者予以关注.该研究首先要解决的是合法性或者意义问题.本文在分别探讨法律方法与民间法研究意义基础上,认为法律方法与民间规范问题研究不仅分别有益于法律方法问题研究和民间规范问题研究,而且还会生发出一定的拓展意义,有利于形成方法与规则及规则间的谐合,并最终有利于实现国家和社会的谐合之治.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作为农村金融体系中的非公有经济成分,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和规避风险的金融机制,有其存在与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但同时,农村民间金融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因此,必须对其发展进行规范,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民间规范司法运用”辨析

民间规范司法运用核心概念和术语的界定与运用缺乏一致性,应当在理论凝练和实践洗炼中形成内涵明确、外延确定的核心概念群。无论"民间规范司法运用"还是"民间法司法运用"都是成立的,但前者主要指称分析性司法概念之下的诸种民间规范司法运用过程,后者用来称谓除前者之外的民间规范司法运用过程。由于民间规范的发掘、发现和整理工作在民间法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分析性司法概念在司法过程中的主导性质,应以民间规范而不是民间法来称谓其运用于司法的整个过程,即"民间规范司法运用"。     

农村民间金融法制化研究

农村民间金融自发形成,具有明显内生性和天然优势。我国法律应对农村民间金融采取消极自由和利益平衡的价值取向。对具有较大影响的全国性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予以立法规制,引导农村民间金融秩序法制化。农村民间金融本质是财产自由和金融民主,应引导农村民间金融良性发展,强化农村民间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培育农村民间金融市场。     

民间法司法适用的作用与价值

民间法是在一定区域内,由习惯风俗长久演变而来的逐步制度化的规则,具有地域性、非正式性和内生权威性等特点。虽然民间法与正式的国家法有所不同,但它在维护乡土社会的稳定和解决婚姻家庭矛盾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国家应当重视并有效地利用在社会中起实际调整作用的民间法。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分析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关系,解决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探索民间法司法适用的合理性,对我国法律继承和法律的完善起着重要的作用。     

论以邓小平民主与法制理论为指导的依法治国

民主是法律现代化的前提,法律现代化则是公民民主权利的保障。“法治”与“人治”是相对立的概念,文章深刻地揭示了“依法治国”、“法治国家”的内涵和实质。一是在论述“法治”的客体即对象时,强调指出,对于治国者,他们首先要受治于法;二是在论述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一个核心问题时,强调指出,行政机关的一切行政活动必须遵守程序法,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办事。文章针对依法治国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建议采取若干对策,当务之急,是维护司法公正,以推进建设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进程     

法律如何进入乡村社会

国家法在乡村社会的“戏剧性”运行非但不能作为乡村无法律的依据,还应视为法治前景的孕育地。立法下乡、执法下乡和司法下乡是乡村社会现代法律生成的根本措施。     

论民间法研究的理论基础——多元框架下的考量

民间法研究的理论基础是民间法研究得以展开并深入发展之根基,因此有必要对民间法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一番考量。文章将民间法研究的理论基础置于多元框架下考量,分别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大传统与小传统、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法律教义学有效性与社会学有效性等方面展开相应的探讨。文章认为,在寻求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架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理性沟通、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动态平衡、法律教义学有效性与社会学有效性的适度兼容中,彰显了民间法研究的理论价值及其实践意义。     

民间法司法运用的价值

将民间法引入司法审判,首先面临的一个前提性的问题是对民间法司法运用的价值进行论证。司法的场域运行表明民间法在司法中强有力的存在,与此同时,由于和谐社会命题的提出以及对司法解决纠纷功能的重视,民间法司法运用的价值不是被夸大了,而是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在司法实践中,民间法的价值具体体现在:有利于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有利于实现案结事了,推进和谐司法;有利于顺应主体社会生活的权利要求,维护法律权威;有利于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达致善治。     

法律解释的民间法面向

在法制现代化的背景下,基层司法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国家法律与乡土逻辑的冲突,这成为当前建设农村法治的瓶颈问题。为缓解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需要在司法的层面上明确民间法司法适用的条件、场合与方法,从而使法律解释具备本土化的民间法面向,这对于通过司法支持基层自治、通过司法审查制约民间法的合法作用、缓解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和紧张具有积极作用。     

法律结构论与乡土社会中的法律结构

在法治建设中,法律结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法治建设的逻辑起点。法律结构的界定不同决定了我们法治建设的发展模式的不同。从法律结构角度进行考查,我国的历史上形成的乡土社会是一种国家法与民间法并存的法律二元结构,我们应该在法律二元结构模式下进行法治建设。     

论民间规则与事实认定

从本质上讲,民间规则是民间现实生活的规范性表达,是民间真实生活的浓缩,是民间社会据以判断是非的行为标准。故此,依据民间规则的内容,可以把民间规则分为事实判断型民间规则、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混合型民间规则以及价值判断型民间规则。与此同时,案件的事实也可分为作为适用法律的前提的事实与作为判断是非标准的事实。由此,在司法过程中,事实判断型民间规则与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混合型民间规则对于事实认定才具有意义,而价值判断型民间规则却没有此一功能。     

国家与社会:民间法的研究范式——基于问题的中国性

国家与社会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具有西方意义上的历史基础、学术传承和分析向度,这一研究范式存在市民社会和乡土社会两种不同的语用形态,这两种不同的语用形态实际上都体现了理论产生的具体的社会文化特质.将国家与社会作为一种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民间法问题,不能忽略中国社会文化情境的独特性而丧失分析范式的规范性,所以基于问题的中国性,必须确定国家与社会范式的适用限度,这一范式对民间法研究的描述性意义在于确定国家之下的广大日常生活世界作为研究视野,规范性意义在于确立民间法的契约向度作为法治本土资源的选取标准.     

民间法研究中的基本概念辨析

民间法研究之潮起,反映出学界对中国法治之路更为深层次的探索。然而在民间法研究中,语言混乱已是不争的事实,习惯法、传统法、非官方法、活法、行动中的法等概念往往与民间法概念交织一起,不加区分而随意使用,一定程度地制约了民间法研究走向深入,因此急需完成对相关概念的辨析。     

送法下乡与民族习惯法的变迁——以影片《马背上的法庭》为材料说明

巡回法庭把国家的司法权威运送到了乡土社会。送法下乡的过程事实上是一个法律与民间习惯的对话与碰撞的过程。法官在此过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法官的知识结构中接受习惯法,民间习惯就能够得到较多适用;法官拒斥习惯法,习惯法可能就会淡出司法。随着接受习惯法的法官的离职,国家法律将会更多的进入乡土社会,对乡土社会构成冲击并瓦解乡土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