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法储存爆炸物罪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年5月16日)将《刑法》第125条第1款中"非法储存"一词,界定为"为他人存放",客观上缩小了该条款的适用范围,造成实践中"为己存放"爆炸物等行为脱离了刑法的规制,鉴于该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应对涉爆犯罪,设立"持有刑"的堵漏条款。通过完善立法解决司法实践中该行为应如何定性的问题。     

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的规范缺陷与完善

持有行为包括了私藏行为,二者不是并列关系而是种属关系,非法私藏行为不能归于非法私藏枪支、弹药罪,应当归属于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因此,立法中应当将“私藏”的表述删除。非法持有爆炸物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理应犯罪化。这种行为不符合非法储存爆炸物罪的犯罪构成,而与非法持有弹药罪具有相同的性质,应当属于持有型犯罪,立法中应当将爆炸物列入非法持有的犯罪对象。刑法中区分弹药与爆炸物没有实际意义,应当采用广义的弹药概念,将爆炸物归属于弹药含义之中。     

刑事不法中的行政不法——对刑法中“非法”一词的追问

刑法中有许多地方使用了非法一词,它们分属六种类型,其中最常见的是作为一种空白罪状。空白罪状与罪刑法定原则并不冲突,非法型的空白罪状仍要遵守刑法第96条规定,对于违反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的行为不能认定为非法。只有符合刑法第96条的规定,非法型空白罪状才具有合法性。非法型空白罪状存在援引充分、援引不充分和无援引三种情况。对于后两种情况,在所援引的法律法规没有修正之前,相关的行为不宜以犯罪论处,司法权不能唯行政权马首是瞻。     

非法运输爆炸物犯罪“主观故意”的认定

基本案情 李甲和李乙为同村的叔伯兄弟，李甲为炒制炸药，租用李乙的贷车。二人一起购买好炒制炸药的原材料拉回李甲家。两天后，李甲炒制好炸药，给李乙打电话说：“晚上帮我拉点贷。”李乙表示同意，后二人在运输炸药途中被公安机关查获。在整个过程中，李甲没告诉李乙自己买这些材料的用途，请其拉贷时也没说是拉炸药。在侦查阶段李乙供述自己知道李甲买这些东西的用途，因为本地炒炸药的人多，自己了解炒制炸药所需的材料，知道李甲买这些东西就是去炒炸药。两天后请自己拉货，知道就是拉炸药。     

罪是违法与有责的整合——对完善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思考

在我国刑法中,没有＂违法＂的概念,＂责＂这个词也很少被使用,这样很难说明罪的整合机理。因此,在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中有必要嵌入＂违法＂、＂责＂这两个罪的关键范畴,在坚持我国特色的基础上吸收大陆法系理论的合理成分,完善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     

略论宽严相济邢事政策与罪邢法定原则之间的关系

正确看待法治的本质内涵．合理调和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之间的张力．将“罪刑法定”与“宽严相济”有机结合起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在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代背景下提出的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作为我国当前治理犯罪的基本策略思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然要在我国的刑事立法、司法和执行中得以贯彻和落实。罪刑法定原则是施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前提。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充分借助刑事政策的灵活性来弥补刑事法律僵化落后的弊端．最终在程序合法的司法环境下，实现实质的正义。     

王召成等非法买卖、储存危险物质案

指导案例13号(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13年1月31日发布)裁判要点1.国家严格监督管理的氰化钠等剧毒化学品,易致人中毒或者死亡,对人体、环境具有极大的毒害性和危险性,属于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毒害性"物质。2."非法买卖"毒害性物质,是指违反法律和国家主管部门规定,未经有关主管部     

非法行医罪的认定及立法完善

近年来,危害公共卫生犯罪案件数量不断上升,其中非法行医罪占较大比例。面对非法行医犯罪的高发态势和出现的新情况,人们都在关注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但是,在几年来的司法实践中,学术界和实务界对非法行医罪的认定尚存在较大的认识差异,而相关部门又未及时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这对严厉打击非法行医行为、有效维护公共卫生秩序、保障全民身体健康极为不利。因而,对非法行医罪的犯罪构成作出正确认定,加强非法行医罪的立法完善,十分重要。     

入罪与出罪:罪刑法定司法化的双重考察

罪刑法定的司法化,尤其是定罪活动的法治化,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司法独立、法官独立的问题。实质合理性的司法观念在入罪问题上是与罪刑法定原则相矛盾的。在复杂的“找法”活动中,司法水平之高低直接关系到能否正确地找到法律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只是限制法官对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入罪,但并不限制法官对法有明文规定的行为出罪。     

新冠背景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界限

在我国刑法典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存在立法留白,其罪状描述缺乏明确性.而在司法实践中,此罪的触角已进入生产非食品原料、盗窃井盖、交通肇事等领域.在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助推下,两高、两部联合制定了《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将两种情形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定罪处罚,明显...     

非法侵入住宅罪的立法完善分析

本文从一则涉嫌非法侵入住宅罪案例的定性争论开始,探讨我国法律关于非法侵入住宅罪的犯罪构成等方面规定的不足,进而分析建议可以从该罪的基本概念、客观方面、与其他犯罪行为发生牵连时的处理等方面进行刑法及其他法律部门的立法上的完善。     

罪刑法定之明确性要求的立法实现——围绕行为程度之立法规定方式问题

罪刑法定主义之立法实现在罪之规定上 ,集中表现为构成要件的规定 ,而其核心问题是构成要件行为的规定。作为构成要件行为之规定的明确性 ,其表现至少有三个方面 ,一是行为性质的明确性 ;二是行为的特定要求的明确性 ,如某性质行为可以有多种形式 ,刑法只应禁止某种或某类而非全部的情况下 ,某行为的限定要求的明确性 ;三是行为程度要求之明确性。而这三个方面中 ,我国刑法对行为程度的限定规定最多 ,导致的争议也最大 ,因此本文拟对此进行分析 ,以解决罪刑法定原则之明确性在行为程度规定方面的立法实现问题。     

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审结一起非法造制造爆炸物报复他人案

2006年3月14日．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对被告人李达森、蒋明红非法制造爆炸物一案进行公开宣判．二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1年2个月。     

从扩张走向变异:非法经营罪如何摆脱“口袋罪”的宿命

刑法第225条第(四)项内容的抽象性,导致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司法解释的不断补充使该罪由扩张走向变异,并最终形成"口袋罪"。实践中,司法机关对该罪名的滥用,违反了罪刑法定和刑法谦抑性的要求,有悖于市场经济的价值追求。应当对非法经营罪的客体重新认识,并从几个影响非法经营罪弹性空间的关键问题入手,将非法经营罪限制在合理的适用范围内。     

论非法经营罪堵漏条款的合理认定

自新刑法实施以来 ,有关非法经营罪的特别刑法、司法解释相继出台 ,显示了该罪的极大不确定性。只有厘清非法经营罪堵漏条款与一般条款之间的内在联系 ,分析堵漏条款的丰富内涵 ,才有可能合理规范非法经营的堵漏条款 ,以防止该罪进一步地膨胀。     

非法行医罪的认定与处理

非法行医是修订刑法规定的新罪名，从外观上看，其与医疗事故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诈骗罪有相似和易混淆之处。对其的认定，一是要紧扣主体，二要分清犯罪的主观方面的内容。同时要考察行为的客观方面，对其情节加以衡量。     

催收非法债务罪的法益厘清与规范展开

催收非法债务行为入刑是加害人视角与被害人视角互动平衡的结果,其刑事不法涉及两个要素的叠加：一是催收手段之不法性,二是非法债务之反社会性。当前我国刑法保护的法益逐步由物质性法益向以维护人格尊严为核心的精神性法益延伸,催收非法债务罪保护的法益应当是非法债务中债务人的私生活安宁,当不法催收非法债务的行为达到严重扰乱债务人私生活安宁的程度即可成立本罪。基于反向检验的视角,私生活安宁法益说与“以刑制罪”原理的解释结论亦相契合。司法实践中催收非法债务罪的适用面临口袋化风险,有必要根据法益的违法性评价和构成要件的解释机能,合理限缩本罪的适用范围。“非法债务”的界定形式上应符合“规范违反性”,实质上应具备较强的“反社会性”。本罪中“情节严重”的认定,需要综合考量催收行为的频率、次数、持续时间及造成的后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