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南京政府土地制度改革失败之分析——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初级行动团体"(资产阶级)从近代中国土地制度非均衡状态中预见到土地制度变迁的潜在的利益,提出了"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变革方案。然而,当国民党取得政权后,南京国民政府作为"次级行动团体"在强制性地推行土地制度变迁过程中,因为其统治集团自身的利益偏好、官僚机构问题、集团利益的冲突等因素,使土地政策、法规在制定中偏离方向,在执行过程中扭曲变形,从而导致土地制度改革在实践中最终失败。     

城市土地储备制度运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建立城市土地储备制度是城市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个创新,其基本思路是由城市政府的委托机构,如土地储备中心通过征用、收购、置换、转制和到期回收等方式将土地使用者手中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进行土地整理和开发,在完成一系列前期开发整理工作后,变成可建设的"熟地",再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及城市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通过招标、拍卖有计划地将土地投入市场,以供应和调控城市各类建设用地需求的一种经营管理制度.土地储备机构作为调控土地市场的有力工具,已在全国各地纷纷建立.实践证明,城市土地储备制度的建立是城市土地市场运作模式的重大改革,对于提高政府对土地市场的调控能力、集约利用土地、促进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城市土地储备机制的建立属系统创新工程,且涉及面广,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其运作中遇到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关建议.     

土地制度的发展与“三农“问题的解决

"三农"问题的显现与土地制度的变革是紧密相连的."三农"问题实际上就是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就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农业问题就是农业土地经营问题,农村问题就是农村城镇化的问题."三农"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农村土地制度及有关政策的变化发展.     

在农地制度和政府角色双重视角下的征地制度检讨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现行征地制度的重大缺陷导致土地市场失范无序、社会矛盾多重积聚.失地农民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中国现行农地制度事实上否定了以家庭承包经营权为核心的土地他项权利的存在,制度环境的不成熟使得地方政府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约束条件下,在征地过程中表现出过分掠夺的行为特征,导致农户和国家利益双向受损.重新安排与土地征用相关的制度,必须改革和完善农地集体所有制;回归政府角色,改革官员考评制度,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实事求是地解决现行"公共利益"征地问题;促成农民利益集团的组织化和强大化,健全农民利益代表机制.     

西部地区土地流转制度创新设计

西部地区城乡发展不平衡是导致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推进城乡统筹发展,首先要在土地要素流动上有所突破.由于缺乏健全的土地市场以及现行集体土地使用制度的僵化,导致土地流转不畅、土地利用效率偏低等问题.本文提出要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基础上,通过推进土地制度创新试点工作,引入农用地发展权市场交易模式,探索提高新增建设用地平衡指标的方式,创新土地流转制度,增强西部地区土地流动性和利用合理性.     

城乡统筹重在"制度统筹"

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按照城乡统筹的思路,消除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在城乡统筹中,我们必须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不断地创新现有的一些经济制度,不断地释放制度绩效,"制度统筹"是城乡统筹的关键所在.根据我国城乡统筹发展中的问题,必须进行一场制度革命,大力推进我国农村的组织制度、土地制度、教育制度、财政金融制度、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卫生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等配套的"制度统筹".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观察:1949-2016

土地是整个中国历史中最核心的生产资料,因而土地制度作为一项制度,并非单纯的经济制度,而是决定整个社会结构的宪制安排。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毛泽东认识到中国革命本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革命的本质就是土地革命。从新中国刚成立时的农民所有制到人民公社时代的集体所有集体管理制,到八十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2014年中央明确提出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其实质是土地制度的重大变革。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认识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才能理解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质上调整了国家、公民之间的关系,也是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新构建。正是在宪制意义上,才能理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历史经验的总结,对于稳固国家与农民之间关系、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价值。当前主流学术界对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制度设计是沿着确权和自由流转的路径进行的。单纯的经济学视角,把土地制度视为一个单纯的经济要素,忽视土地制度本身具有的中国城市化的蓄水池和稳定器作用,不仅违反了当前的土地宪制安排,而且可能给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城市化建设带来戛然而止的风险。基于这种国情和党的历史经验,当代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应在稳定现有土地制度基础上,摒弃私有制的倾向,谨慎进行宅基地入市,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寻找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农村土地制度安排。     

土地收购储备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土地收购储备制度是近几年出现的一种政府干预与土地市场相结合配置土地资源的新机制.本丈对土地收购储备运行机制对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探讨了土地收购储备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而提出了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完善土地收购储备制度的建议.     

完善农用土地征用法律制度的几点思考

现行农用土地征用制度设计的滞后性和不合理性,使得土地征用权力与农民合法权利之间的激烈碰撞不能被有效阻止,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三农"问题的破解。因此,有必要对农用土地征用制度重新审视和梳理。     

选择型公共制: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第三次转型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制度围绕农民、土地以及市场三者的关系经历了两次根本性转型.第一次是由"平均地权"转为集体所有制,生产关系体现为农民与土地资格隶属关系的义务型公有制,经济活动依据的是平等权利.但没有市场因素.改革开放实现了第二次转型,生产关系体现为拥有使用权的利益型公有制,经济活动依据的是责任市场,但缺失平等交易.现在,现代化对土地制度第三次转型的要求,是真正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土地运作,即创制一种单一代理的选择型公共制.在这个转型中,身份资格只是农民与土地关系的逻辑起点,经济活动的依据是由市场机制保证的选择性权利,制度和政策所要保证的,主要是市场交易的公平性与各种统筹的道义性之间的协调一致.     

转型期的制度推进:支持性制度化与修复性制度化

我国转型期的制度推进 ,从全球化看 ,分为外制度化与内制度化 ;而从本土视角解读转型期的内制度化 ,它包括支持性制度化和修复性制度化两方面的进程。我国转型期的制度化需求 ,因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和结构转型而迅速提高 ,但支持性制度化与修复性制度化进程展开的非均衡性 ,不仅影响到转型期的整体制度推进 ,而且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产生着影响。     

论超越了协作体系的合作体系

在工业社会,适应社会分工以及市场经济的需要,人类建构起了一个协作体系.协作体系反映了工业社会的生产关系,也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它为人类工业社会一切社会活动提供了空间,孕育了伟大的工业文明.但是,到了20世纪后期,人类开始了后工业化的进程,各种各样的危机事件,特别是20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都意味着人类正在经历伟大的历史转型期的阵痛,也意味着人类必须超越工业社会的协作体系,用一种合作体系取而代之.官僚制组织是协作体系的典型表现,而属于合作体系的组织形态应当是合作制组织.对合作制组织的研究对于寻找一种适应后工业社会要求的组织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体制的社会制度属性辨析

政治体制属于组织管理的范畴，它所解决的是如何实行管理的问题，而不是解决由哪个阶级来统治的问题，因此，它不具有先天既定的社会制度属性；从大量的社会现实看，政治体制同社会制度之间也不存在一对一的固定搭配关系。政治体制对社会制度的稳固有着重要影响，但从根本上说，政治体制不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而是由各国的文化传统、人民的文化素质、社会的发展程度等因素决定的。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教条地理解前人关于“国体决定政体、政体表现国体”的论断。政治体制改革的依据也就在这里。在目前我国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辨析两者的关系既是破除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思想障碍的需要，也是维护社会主义的形象和声誉、保证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需要。     

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

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普遍联系的原理、矛盾构成世界的原理、事物作为过程而存在的原理、事物的价值性原理是区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理论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指那些起决定作用的、具有质的规定性的、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与其他制度区别开来的制度。这些制度具有顶层决定性、全域覆盖性、全局指导性。丢掉或丧失这些制度,就会犯颠覆性错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指那些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体现中国共产党奋斗历史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制度是由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派生而来的,体现在国家治理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具体制度和体制机制上,上接国家治理体系之顶层,下连社会生产生活之基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制度体系,其中,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而居于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体现人民共同意志,保护人民合法权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     

主审法官责任制的理论逻辑与制度设计

法官责任制是司法责任制的重要内容,是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着力点和关键环节。建立和完善法官责任制,是防范冤假错案、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举措。实行主审法官责任制应赋予主审法官独立的裁判案件的权力,由其对所审理的案件负责,改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审判分离现象,能够有效去除审判权运行机制的行政化,提高法院的审判质量。     

我国公务员制度中信用机制的重构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我国公务员制度中以官僚强制性和自我约束性为特点的信用关系经受不住社会转型的强烈冲击,产生了严重的信用危机。面对我国加入WTO并步入经济全球化这一最现实的国情,在公务员制度中重构信用机制已成为当务之急。本文着重分析我国公务员制度中信用机制缺失的背景和原因,以及WTO对信用机制的诉求,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构建我国公务员制度中信用机制的途径。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议会制度之比较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不仅存在着阶级性差异，也存在着功能性差异、地位性差异以及程序性差异。这些差异证明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与特定国家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相对于西方国家议会作为抵制行政蚕食的“黄昏机构”而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国家治理过程中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特别是人良代表大会制度所提供的各种资源，将成为中国国家建设的重要基础。     

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本质上是协商民主制度

20世纪80年代以后从西方复兴起来的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政党制度之间有着很强的对镜色彩和现实讨论意义。从理论逻辑来看，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与西方协商民主有契合之处；从基本原则来看，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与西方协商民主的某些方面是相通的；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共和各民主党派之间一直存在着广泛的协商合作。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协商民主制度。     

从经典公有制概念看传统公有制和新公有制

经典公有制是自由人联合体公有制,它的实现形式是民主基础上的自治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精神完全相同.传统公有制只实现了经典公有制的第一步,因而是一种类似于原始公社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所谓的四种类型的新公有制企业中,只有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公众持股的股份制企业,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     

党代表直选制:地方党代会常任制的重要制度安排

党代表的产生是涉及地方党代会常任制的权威性、合法性以及动力来源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党代表直选制,有利于理顺党内权力授受关系,建立党代会的权威,是党代会常任制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有利于激发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整合全党合力,是党代会常任制的动力性制度安排;有利于减少党代会常任制试点中可能产生的风险和阻力,推动试点工作深入开展,是党代会常任制的可行性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