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立案程序的独立性质疑

本文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刑事立案程序中存在的弊端,并对其程序的独立性提出了质疑.认为现行立法的不合理导致在立案阶段侦查机关采用侦查手段和强制措施的非法性,同时也是司法实践中不"破"不"立"现象的一个成因.在考察了国外相关立法之后,建议取消立案程序,代之以相对简化的初步侦查步骤,将其纳入侦查大程序之中.     

台湾地区刑事妥速审判法之检思

我国台湾地区刑事妥速审判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赋予刑事被告妥速审判权。从法律规定及适用的情况看,"速审法"的主要进步在于:提高了民众的速审权意识,限制了未决羁押的期限,治理诉讼迟延初具成效;但同时存在以下问题:治理方向避重就轻,保护范围狭窄,忽略侵害速审权关键因素,"减刑救济"的认定和适用存在争议,"限制上诉"措施不当地剥夺了检察官的上诉权。台湾地区刑事妥速审判法的进步与不足启发我们:应将迅速审判权作为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尽可能解决我国刑事诉讼中妨碍迅速审判的各类问题,合理界定速审权的适用期间,建立合理的审查标准,建立多元的速审权救济体系。     

简论美国刑事司法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刑事司法制度有些地方优越性非常明显,对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有益的参考借鉴价值。如:提高对程序公正独立价值的认识,实现法律公正;刑事案件认罪程序简化审,提高办案效率;切实执行证人出庭制度;提高司法的信息化水平,促进司法公开。     

论刑事诉讼中涉案物品扣押制度

刑事扣押制度是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强制措施,其对于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对人身权利关注较多而忽视了财产权利,造成扣押制度的立法和实践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侦查机关滥用扣押权侵害当事人财产权的案例屡见不鲜。本文即在此背景下对我国的刑事扣押制度进行了讨论。从刑事扣押的概念和内容入手,在借鉴英美德日四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介绍了我国刑事扣押的立法现状,分析了我国刑事扣押制度在立法和司法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我国刑事扣押制度的完善从立法技术和程序制度上提出了具体建议。     

刑事二审开庭率低的深层因素分析

实践中,刑事二审开庭率低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一个突出问题。将"刑事二审开庭率"作为一个主题单独提出,通过对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前后的二审开庭情况进行对比性研究,发现法律未强制开庭是制约二审开庭的技术因素,法官不愿意开庭是限制二审开庭的理念因素,二审不以庭审为中心是根本影响二审开庭的价值因素。刑事二审是否开庭已不仅仅是立法层面的问题,其牵涉面早已超出了制度本身,在庭审中心未确立之前,二审开庭率难以得到大幅提高。     

论刑事控审分离原则的理论基础

控审分离是现代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它要求控诉职能和审判职能分别由不同的机关行使,以维护审判的公正。为深刻理解控审分离的合理性,本文从分权制衡理论、程序正义价值理念、程序主体性理论、认知心理学理论、诉讼经济理论等角度,对控审分离原则赖以形成和维系的理论基础作了深入探讨。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是司法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长期以来人们重实体、轻程序,在法制建设中,程序正义未能摆到应有的位置,以至于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和法律的权威,损害了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和人格尊严。要充分认识到刑事诉讼中程序正义的价值及重要性及我国目前刑事诉讼中偏离程序正义的具体体现。从思想、立法、制度和从最低限度的要求上,切实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正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念与程序设置

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和司法的灵魂,它不仅对刑事立法起着价值导向作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刑事司法的前进方向.我国当前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体现了刑法谦抑理念、人权保障理念和和谐理念.为更好地实施这一政策,在程序设置上应当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积极推进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扩大不起诉范围,引进暂缓起诉措施.     

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立法考量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作为国家建立的特殊救济制度，主要针对因刑事损害遭受严重损失但又无法获得有效民事救济的刑事被害人提供必要物质保障。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具有法理学和司法实务上的重要制度价值，需要通过立法加以规范与保障。要通过救助对象、救助条件、救助程序等方面的完备立法，进一步有效保障刑事被害人合法权益。     

浅论未成年人犯罪诉讼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犯罪诉讼程序设立专章,从法律的角度要求不仅要教育、感化、挽救,同时还必须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立法指导思想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未成年人犯罪程序中的律师辩护权、法庭审理程序的不公开进行、犯罪记录封存与有效矫正,这几项措施对于未成年犯罪人有非常大的帮助,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不断地加以完善,才能真正有效地实现未成年犯罪人的权利保护和挽救未成年犯罪人。     

重罪适用刑事和解问题探讨

随着刑事和解程序在我国的逐渐发展,许多地区在司法实践中都对此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然而由于我国目前立法对于刑事和解程序没有统一的规定,导致各地方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不尽一致,其中重罪案件的适用引起了广泛的争议。由于重罪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程序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因此必须对其适用范围给予严格的限制。     

刑事和解制度检察实践问题浅析

2013年1月1日正式生效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确认了刑事和解制度,回应了司法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对于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必要性的争议。然而,刑事和解的立法并不意味着研究和争议的结束,立法留下自由裁量空间使得刑事和解程序在司法实践存在被滥用和曲解的可能。刑事和解是刑事司法制度上的一项创新,实施存在风险性,只有正确解读该制度,走出认识的误区,才能不偏不倚地把刑事和解的核心价值落实到检察实践中去。     

刑事和解在刑事实体法上的理念对接与完善

刑事和解的理论价值虽然已经确立,但由于仅仅局限于刑事诉讼法中的立法现实,无法提供实体法层面应有的操作空间,从而陷入实践中运行不畅的困境。针对刑事和解在实体法层面规则阙如的客观现实,把刑事和解等同于"花钱免刑"是混淆视听的最大误区,应立足刑事和解在实体刑法中拥有可以契合的价值根基,在实体法层面通过良好的程序性引导,在实体与程序的双向互动下,积极推进刑事和解。     

贿赂犯罪主观方面推定立法化问题探讨

新出台的《贪污贿赂司法解释》显现出贿赂犯罪刑事法网"趋密"的特征,但其有关"为他人谋利"要件的解释仍不能妥善解决新型贿赂犯罪激增下司法实践遭遇的问题。就广义而言,推定不仅是存在于刑事诉讼法中的一种证据制度,也是刑法中涉及特殊领域的立法设计类型;为适应打击贪腐犯罪的需要,目前最可行的做法是沿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模式,通过刑事立法方式设计贿赂犯罪主观方面的推定,应当取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利"要件,从而完成贿赂犯罪领域的刑事司法推定(又称事实推定)向刑事立法推定(亦称法律推定)的转变。     

域外被追诉人程序参与权保障之比较研究

程序参与权的真实享有是被追诉人作为诉讼主体的重要表征,面对控辩双方特殊的对抗关系,立法及司法实践能否保障被追诉人有效参与诉讼程序是衡量一国刑事司法民主化的重要指标。一直以来,由于多种因素的限制,在我国刑事司法过程中,被追诉人程序参与权常处于虚化状态,严重影响了刑事司法正当性的建构。基于此,本文以几项重要的程序参与权为分析对象,对国外有关立法情况作比较性考察,以寻求一些能够有效保障被追诉人程序参与权实现的有益经验。     

刑事上诉功能之反思——从和谐社会的视角

刑事上诉程序作为救济性程序，是司法机关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重要环节然而，从刑事诉讼立法与实践来看，我国刑事上诉程序并不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这是因为，我国刑事上诉程序在功能上仍然存在明显缺陷，既难以满足公平正义的需要，也无法充分发挥权利救济、吸纳当事人不满以及保障法律统一实施等方面的应有功能。     

关于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立法的设计思路

就性质而言,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立法是国家救助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定位于由公、检、法等部门代表国家对被害人予以经济救助.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立法应遵循的原则有:及时补偿原则、赔偿为主与补偿为辅原则、重点补偿原则等.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立法的具体内容包括:补偿对象、补偿条件、补偿数额、补偿程序、补偿金的来源与管理等.     

贿赂犯罪刑事立法的域外经验与我国的未来调适方向

目前,我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存在罪名体系滞后、法网疏漏和入罪门槛过高等立法弊端,不利于保护法益和打击犯罪。借鉴域外刑事立法经验,我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的未来调适方向既要注重严密刑事法网,又要注重刑罚缓和。具体而言,应以行为为中心构筑我国贿赂犯罪罪名体系,调适贿赂犯罪具体个罪的犯罪构成,增设"收受礼金罪",逐步走向废止贿赂犯罪死刑的征途。     

试论以侦查作为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的必然性

以立案作为刑事诉讼启动程序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受前苏联刑事诉讼理论的影响,二是为防止因侦查程序的轻率启动而危及公民权益。以立案作为刑事诉讼的启动程序存在诸多问题:立案审查的主体设置严重不合理,立案审查的性质、内容和手段不好把握,过高的立案条件导致难以对案件性质作出准确判断,立案监督流于形式。废除刑事立案程序,将刑事诉讼的启动转变为从侦查开始,是解决刑事立案程序诸多问题的根本之举;废除刑事立案程序后,为有效规制侦查权,近期目标需在侦查程序中引进"准三角形构造",远期目标需在侦查程序中引进"三角形构造"。     

论我国刑事证明责任

证明责任问题在刑事证据制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和案件的公平公开处理,意义颇大。然而,我国于刑事证据能力方面的研究在整个证据法领域尚处于边缘地位。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证明责任问题没有做出明确规定,这样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立法、司法实践上,都暴露出制度体系的匮乏,无疑阻碍了证据制度现代化的进程。因此,立足于刑事证明责任内涵和制度价值的层面,结合我国刑事证明责任制度的现状,以期对我国的刑事证明责任制度提出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