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司法的法理学——中国法理学的现实主义路向

法理学研究与司法实践是建构法治国家的两个紧密关联的重要方面。当前中国法理学研究中存在宏大叙事和文本主义的倾向,在司法实践中则有死守"法律形式主义"的可能,两者因与现实脱节而构成目前中国法理学研究的困境,而引致这种困境的则是占据主导的传统"立法者的法理学"。通过超越传统司法推理模式,转换"立法者"的姿态,而以法律现实主义的立场与方法,确立一种通往司法的法理学,或可摆脱前述困境。     

社会发展中的中国法理学悖论

改革开放以来的法理学在研究与教学上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模式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其表征是:法理学之西方知识与中国模式之东方经验的悖论、法理学之"权利本位"与中国模式之"发展""稳定"目标的悖论、法理学之法律自由价值优先与中国模式之法律秩序价值优先的悖论、法理学之以"个人"为本的法律观与中国模式之以"人民"为本的法律观的悖论。如何认识与看待这些悖论,是当下法理学发展的新课题。     

法理学视野的局限性及其克服

法理学的历史和现状表明，迄今为止的法理学研究视野通常局限于主权者的国内法律与国内社会，没有把视野拓展到国际社会。该局限性有着深刻的社会和理论根源，诸如主权观念、国际社会关系的演进规律及法学家的自身局限都是促成该局限性的重要因素。随着主权观念、国际社会关系的发展，法理学视野的拓展成为适应国际社会法律新秩序的建造、法律文化整合的客观需要。本文在阐释法理学视野的局限性及其成因、影响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了一个关于法理学视野拓展到国际社会的纲要     

何谓法理学——读庞德的《法理学》(第1卷)

庞德的<法理学>(第1卷)主要研究了什么是"法理学".在体系内,他阐述了"法律"、"法律研究的目的"、"法学研究的方法"、"社会学法学体系"等内容,对我国的法理学体系的构建和中国法理学的发展,特别是对于解决法理学与法律实践的脱节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一部颇有力度的法理学新作

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田宝会同志撰写的《法理学引论》一书已由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作者多年来从事法理学教学与科研工作成果的结晶和总结 ,也是近年法理学研究有力度的一部新作。第一 ,该书结构体例新颖 ,体系完整。全书包括七编 32章 ,从体系上看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总论”高度概括地论述了法理学的对象和范围、法理学的历史、法理学的意义和方法等 ,提出法理学的意义在于交流法律思想、领悟法的精神。第二部分“分论”详细阐述了法理学的内容体系 ,分别从静态和动态、内部和外部关系、历史演进和内在价值等多种角度探讨和回…     

法理学的定位——关于法理学学科性质、特点、功能、名称等的思考

法理学是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它有其自身的知识体系和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但多少年来,法理学被赋予了同它的学科性质不太相符的学科定位,使它遭到很多误解与责难.本文试从法理学与部门法学、部门法理学、法律实践、法官判案等几层关系来探讨一下法理学的学科性质、特点、功能以及法理学名称等问题,以给法理学这门学科准确定位.     

法理学建设要做到“三个面向”

法理学建设要做到“三个面向”复旦大学法律系修义庭教授法律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具有不同层次的内涵。作为法理学研究对象的法律至少有两大层次的内涵，一种是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法律，它与上层建筑其他组成部分并列，具有同等性质。通过对法律现象一般的抽象研究...     

当代中国法理学主体性发展的内卷化及其克服

当代中国主流法理学的发展呈现专业化、技术化和功能化加强的趋势,与整个社会生活失去联系,并把技术上的强功效当作法律发展的标准,从而脱离、遮蔽与消解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主体性发展上无甚作为,陷入内卷化困境.这是由中国法理学坚持片面肯定的现实观、无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力、无力反思中国主体性的可欲性所导致的.要破解这种内卷化困境,我们可以坚持反思的现实现,运用想象力,以此发展中国的法律形式,表达整体性的中国社会,形成自主的中国法理学立场,最终形成中国法理学的可欲的主体性.     

浅论“网络法理学”的概念和研究趋势

在当前的网络法律制度研究之中,基于理论和现实发展的双重诉求,网络法律的法理学研究显得分外迫切而必要。本文提出"网络法理学"的概念,并构建网络法理学的研究体系,为网络法律制度的构建提供切实的理论指导。     

法理学主题的经济学重述

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冲突是两千多年来法理学讨论的主题,表现为一般与个别、稳定与变动、保守与创新、精确性与模糊性等多个方面的对立关系。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经济学目标分别是减少法律决策的误差损失和降低法律运行的信息费用。调适两种正义的冲突,意味着要在误差损失和信息费用之间寻求均衡。法律实施的现实目标,即追求程序正义,不是单纯降低其中任何一种成本,而是最小化两种成本之和。许多法理学思想以及许多立法技术和司法技术都体现了这一经济学逻辑。     

转型时期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的主要任务与重心

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任务和重心会因为社会时期或阶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我国当下社会转型时期,法治初创阶段,民事诉讼法治也处于大规模的建构和实践之中。因此,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任务就应当集中于对民事诉讼制度原理的研究,以适应民事诉讼法治的大量建构和实践的需要。民事诉讼法学的大量研究资源也应当集中投入其中。过去由于受错误司法政策的引导和影响,将有限的学术研究资源投向了与民事诉讼原理研究关系不大的一些领域,从而导致了民事诉讼法学研究重心的偏移,也导致了民事诉讼理论研究本身的贫困化。应当将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和重心回归于民事诉讼法制度原理的探究,真正推动我国民事诉讼法治的发展,提升民事诉讼法学理论研究的水平。     

中国法理学的研究路径

各个时代的法理学是针对各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的一种思考和回答。近代西方法理学的发展进路 ,即从自然法学到法实证主义再到法社会学 ,是西方法学家对西方社会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思考和回答。中国法理学研究也应该是围绕中国法制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而不断的展开。当今中国法制实践中的主要问题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 ,即法的实施领域中的问题而不是立法领域中的问题。因此 ,当今中国法理学的研究主要应该围绕着怎样保证国家的法律在社会中得到合理地、正当地实施的问题而进行。从法理学研究的谱系上来说 ,当今中国法理学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法实证主义     

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范式的反思

按照法律的生命有机体理论,法学者应从经验事实出发,将问题作为法学研究的起点和基础,将对问题的分析、解释和预测作为研究的归宿,并运用科学的实证方法,按照提出假设、进行论证、对相反命题进行证伪以及将得到论证的命题一般化等基本程序,组织和安排法学研究活动。为此,法学者应当对那种单纯的对策法学、引进法学和移植法学方法作出深刻的反思,并抛弃那种将理论问题意识形态化,孤立地看待刑事诉讼问题的研究方式,真正从法学各学科交叉的角度,来发现新的前沿课题。     

面向法治话语体系建构的中国法理学

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法理学者揣着法治现代化梦想,引介了大量西方法律知识、价值和方法,进而衍生了有别于西方的“中国法理学”知识体系;通过接纳融合民主、自由、正义、公正、平等、法治等要素,出现了“中国法理学”的价值体系;通过学习和运用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论证、法律修辞等方法,搭建了“中国法理学”的方法论体系。中国法理学理论为法治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在知识体系的建构中缺乏专业精神;对法律价值体系的接受没有实现中西融贯;在方法论体系中缺乏整体思维与体系思维的区隔以及对逻辑的重视。中国需要建构以实现法治为目标的,能够分析、解释、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法治话语、法治理论体系。     

法理学“指导”型知识生产机制及其困难——从法理学教材出发

从知识生产机制的整体视角来看,中国法理学教材还没有走出苏式法理学的框架。苏式法理学教材的"指导"型知识生产机制基于法理学与部门法学具有不同的研究对象这一基本原理,认为法理学是部门法学的指导性学科,并由此决定了"指导"型知识生产机制的运行机制;运行机制包含正面向度和反面向度两个方面,正面向度指的是法理学针对部门法学生产"指导"型知识,反面向度指的是部门法学帮助法理学生产"指导"型知识,法律关系理论和法律行为理论分别典型地对应着这两个方面。然而,对上述理论的检讨表明,"指导"型知识生产机制在运行机制层面是无效的;进一步地,该机制在基本原理层面及其理论基础层面也是错误的,因而应当被抛弃。     

中国法学的苏联渊源——以中国法学的学科性质和知识来源为主要考察对象

苏联法学对中国法学的影响,从中国法学的学科性质和知识来源来看,主要表现在资本主义法学与社会主义法学的关系、革命时期法学与执政时期法学的关系、法学与意识形态、法学的研究对象、法学与实践、法学的知识来源、法学研究的范式与方法、法学学科的独立性、法学教育的模式等九个方面。关于中国法学与苏联法学之间的渊源关系,一是要反思中国法学与苏联法学的渊源关系背后的中国法学与苏联模式的渊源关系,二是要反思关于中国法学与苏联法学渊源关系的几种主要研究视角,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路径依赖两种视角并未真正抓住问题的核心,从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法的视角展开讨论将是一种更有助益的视角。     

“科学主义”对大陆法系影响的考察与反思

中国当下法学界对法律知识属性及法学学科定位的探讨,正推动着新时期中国法律与法学的智识转型。而在此进程中,也开放和引发出了对＂科学主义＂问题的反思。由于＂科学主义＂渊源于大陆法系的知识脉络与谱系,再加上近代中国法治建设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因而,对于＂科学主义＂在欧陆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对大陆法系的影响进行考察和反思,便具有了深刻的意义。＂科学主义＂在近代欧陆国家的产生缘于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兴盛和欧陆各国公共领域的缺乏,而＂科学主义＂一经形成便对近代大陆法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并引发了诸多问题。实践表明,只有文化论法律观的引入和确立,才能从根本上超越和克服＂科学主义＂对法律及法学发展的不良影响。     

中国法史学基础问题反思

中国现代法律史学是在传统法律史学和外来法律史学的双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正确认识中国法律史学的学科性质,对完善这门学科的独立品格,促进这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运用现代法学理论,特别是运用部门法理论去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史材料,是中国现代法史学研究方法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标志。但不应简单地用部门法理论、现代法理学的一般概念去比附评论中国传统法史材料,使中国法史学研究带上过分浓厚的现代色彩。应重视法史学研究的学术批评问题,提倡既非庸俗吹捧也非恶意贬低的高水平的独立评论。     

论法律人工智能的法理逻辑

法律人工智能的法理是"实践之法理",是证成法律人工智能实践之正当性的理据,它反映人工智能的技术理性与法律实践理性相融合以揭示法律运行的规律和特征,是"法外之理"的又一阐释。法律人工智能的法理逻辑在于辩护和证成,其价值不仅为法律人工智能提供法理解释和学理支撑,还在于规范和引导法律人工智能的发展。法律融合人工智能有其天然条件,探究其蕴含之法理是法律融合科技之法理的新命题,法理形式理性是辩护法律人工智能之法理的本质特征。法理之要义应在于指导人工智能理解和遵循立法及司法规律,符合法律任务的特征,满足法律实践的需求,定位和发挥"辅助手"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     

中国法理学发展的理论诠释——三十年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法理学在三十年的发展中逐步从萧条走向繁荣,从理论的单一化走向理论的多元化,并且在理论前提的变迁中日益呈现出自主性的品格,这表现为法理学的知识面貌、思维方式、论证风格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法理学在培育人们的理论思维、指导部门法学、构造法律实践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是衡量法理学是否有用的重要标尺。中国法理学应当发展出自主性的法律理论,这就需要法理学融合多元理论、坚持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理念并调整自己的话语方式,创造真正具有独立性思想品格的法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