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一词使用、翻译的话语实践——集中于19世纪初期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

基于法律的独特语境,“法律”概念的使用和翻译不可避免地是复杂的。在近现代随着各个民族国家交往的深入展开,这样复杂地使用和翻译的背后隐藏着许多“重要故事”。我们可以认为,法律的存在其本身就意味着纠纷的存在,纠纷不仅可能是个人的,而且可能是广义社会的或说民族国家的,后者在特定时期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在纠纷中,随着人们的利益、观念、立场或者态度的不同,这种不同同样又是不可避免的,“法律”概念的一般含义因而也会裹挟在利益、观念、立场或者态度中表达自己的“差异”。因此,应当揭示使用、翻译背后的话语实践。     

历史比较的某些问题——关于近现代中西法律理论

以往学术中的近现代中西法律理论的历史比较,存在着某些缺陷。从基本问题意识、思路、方法上进行反思,是十分必要的。注重"世界流通"、"中国视角"、"法学家与法律家的角色关系"、"具体法律实践",是推进近现代中西法律理论的历史比较的新路径,而且,对于今天的中西法律理论的相互关系,同样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近代法律概念理论的语境分析——以奥斯丁和丘汉平为比较视点

通过以奥斯丁和丘汉平为个案的中西比较,对法律理论的周边语境进行分析,是新型知识社会学在法学中的一种探索,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近代法学理论的历史发动,进而深入理解发展至今的世界法学运作的内在隐蔽含义。     

作为法律实用主义的“权利话语”——以一起“难办”案件的“能动司法”为切入点

在一起"难办"案件中,法院贯彻执行了能动司法的政策,借助权利话语的修饰,做出了"圆满"的裁判。虽然这个裁判的合法律性令人质疑,却具有相当的公众可接受性。权利话语背后是法律实用主义,它以务实的态度满足社会需求,因此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在处于转型期的当下中国,法律实用主义是能动司法的实现模式,值得"认真对待"并审慎合理地适用。     

法理话语的均衡实践——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构

法律体系概念本身就是一种均衡的话语结构,只有在广义的均衡法律体系概念语境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话语结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协调和统一。"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法理应当取法现代性的公民国家建设,围绕法律的历史体系发挥其话语功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法理应当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求为准,抓住法律的价值体系做好文章;"法律体系"的建构主义法理应当效法德国"潘德克顿"法学原则,以法律的规范体系建构为核心基点。三者均衡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法治历史经验、价值理念及规范内容有机整合于法律体系的动态实践之中。     

实践理性与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基于“实践法律观”的一种补充

当前在疑难案件中,法律的正确适用是司法的核心问题及公众关注的焦点。但由于＂法律观＂的差别,使得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存在诸多问题。从学术史及方法论角度看,学者们处理疑难案件有各种方法,但最终都依赖对＂法＂的正确认识及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的澄清。只有在个案事实与规范的融贯中,在实践理性理论框架内,通过类推等方法,发现、鉴别法律规范才能使疑难案件得以恰当处理。     

法律现代化的三个层面——从法律“西化”概念说起

本文希望区别两种意义上的法律“西化”概念。一种是从价值主张的意义上使用法律“西化”概念 ,另一种是从历史描述和批判的意义上使用法律“西化”概念 ,它所对应的历史是 1 9世纪和 2 0世纪初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化时代。由此 ,人们可以把法律现代化大致分为法律西方化、法律本土化和本土法律创新三个层面。其中 ,法律西方化是指自近代以来西方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向非西方社会的单方向传播的过程 ,包括法律殖民化或强制性的法律西化两种情况 ,这是与近代西方扩张的历史相联系的 ;法律本土化是指西方法律在非西方社会传播、融合与适应生长的过程 ,它是对法律西方化的一种扬弃即更高层次上的肯定 ;本土法律创新 ,主要是指一种新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法律模式的创新 ,它与目前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西方共性 +本国特色”的法律实践应该有所区别 ,本土法律的创新是法律现代化可能达到的层面 ,但不是必然的层面 ,本文讨论了本土法律创新的制度标准、社会标准与时间标准问题。     

司法日常话语的“文学化”源自中国基层司法经验

@@ 法学中,特别针对司法,讨论"文学化"多少甚至肯定有些令人疑惑.因为,人们习惯认为,法律和文学的行业界限十分明确.法律尤其司法实践,如有"文学化",则其理性、逻辑、严谨将受到"歪曲",其根本也将受到影响.     

论中国的人权:“实践-理论-话语”协同进化

作为人权领域的后发国家,中国在人权的推进和发展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人民在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促进了人权事业的全面进步,引领了人权理论的转型升级、人权话语的传承创新和人权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从历史进程看,中国人权理论在西方舆论的冲击下予以回应,经历了从接受吸纳到整理批判,再到塑造特质的过程。中国的人权事业需要“实践—理论—话语”之间的良性互构。这三者共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基本人权、规划人民生活作为最大人权、促动人权的普惠性、坚持人权的多边主义等核心要素基础上不断迭代升级。     

"法律"字词的使用是怎样实践的?——在"康熙世界"与"孟德斯鸠世界"之间

关于"法律"一词是如何使用的,在中国的康熙时期和孟德斯鸠时期进行比较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们之间存在间接而又重要的联系.经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并且深入理解"法律"一词的"世界流通"问题,进而从新的角度理解中西法学关系.而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对近代这段历史研究有着重要启发.     

法律翻译在中国近代的第一次完整实践——以1864年《万国公法》的翻译为中心

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法律移植都是与法律翻译联系在一起的。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前者是后者的结果———当一个国家希望学习、借鉴、吸收其他国家的法律时,由于是不同的语言,就必须将他国的法律先翻译为本国的语言,然后才有可能作出判断、作出评价、作出采纳与否的选择。本文以1864年翻译出版的《万国公法》为具体个案,着重解读中国近代第一次完整的法律翻译实践过程及这一实践的成果与不足,分析其对中国近现代法律翻译与移植乃至本土化运动的影响,并揭示其如何促进了中国近代翻译学、语言学的进步。     

全球化进程中的法律发展理论评析——“法律全球化”和“法律趋同化”理论的比较

当今时代,全球化进程迅速推进,“法律全球化”和“法律趋同化”理论是法学界提出的关于法律发展趋势的两种代表性理论。“法律趋同化”理论恰好可以对“法律全球化”理论进行修正和补遗,并且能调和关于法律全球化正反双方的观点。因此,“法律趋同化”理论更具科学性和历史必然性。正确认识“法律趋同化”理论的价值,对于推进法律现代化进程和构建和谐法治社会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行政行为概念评析——以部门法中“法律行为”概念为视角

行政行为一直以来都是行政法学研究的重点所在,同时它又是一个极其混乱的概念。确立行政行为的科学涵义,不仅是构筑科学的行政行为法理论体系的逻辑前提,而且更是行政执法和司法审查实践的迫切需要。本文通过各部门法中法律行为概念的比较,认为行政权和行政法律效果是定义行政行为的关键。行政行为就是行政法律行为,并应将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作为一对部门法上的基本概念分别加以研究。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表达”与“实践”——以宪法定位与实践的背离为视角

“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实践存在较大差距和背离，这种背离现象引起了理论界关于检察制度的质疑牙口争论。导致法律监督职能“表达”与“实践”之间背离的原因是法律监督立法本身不协调、法律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移植法治”的路径造成检察制度多元混合体的弊端、制度变革中“立法推动主义”路径的局限以及检察基础理论研究的“内卷化”倾向等。“表达”与“实践”之间的背离对检察工作的影响是双重的，既可能引起理论争议从而削弱检察机关的权威，也可能促使检察机关采取推动法律监督立法、成立专门的诉讼监督机构等多种措施强化法律监督，以逐渐找回自身正当性的定位。     

法学“科学主义”的困境——法学知识如何成为法律实践的组成部分

将法学知识视为“科学知识”,存在学理上的困境。从法学知识学术运作的前提、过程、分析前见、资源支持、学术权力等角度来看,法学“科学主义”的努力是无法成功的。法律实践中,“法律”语词的争议性使用,尤其是探讨性使用,更凸显这种科学主义的困境。揭示法学“科学主义”困境的目的,不在于否定法学知识本身,而是为呈现其原有的实践品格,将法学知识视为法律实践的组成部分,提示法学知识生产者的重要实践责任。     

家产制与中国家庭法律的社会适应——一种“实践的法律社会学”分析

家产制作为一种习惯法,与中国的家庭法律及其社会适应性存在着密切关联。对家产制和家庭法律的研究应该采取"实践的法律社会学"态度,通过经验研究来充分展示转型社会对家庭本身的内在需求,从而在法律制度上对这种社会需求给于正确的回应。考察分家模式的历史变迁,可以发现家产制是处理中国家庭财产分配的根本制度选择。在产权结构上,家产制具有客体上的公有性、主体上的多元性以及主体作用于客体的身份性等三大特征,从而区别于西方所有权制度。这种特殊的家产制度是中国转型社会的内在需求,因为中国农村的城市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家产制有利于维护家庭的稳定从而有助于城市化的顺利进行;另外一方面,家产制有利于补充国家养老能力的不足从而确保城市家庭的稳定和再生产,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力。然而家庭法律却日益朝着"去家产制"和"私权化"的方向发展,从而丧失社会适应性,不利于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因此,中国的家庭立法应该回归新的家产制,并以其为中心确立起"发展型家庭法律"体系。     

从文化概念到法律文化概念——“法律文化”:一个新文化概念的取得及其“合法性”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法律文化的研究在我国已有十多年的历史，其间有许多有创见的论著问世。从这些论著中可以看出，法律文化的概念是一个引起争议、分歧最多和最大的问题，因为它是贯通所有法律文化研究者都无法回避的一个核心概念，并且，有关法律文化研究的其他许多理论问题都和这一问题相关。仔细察究，引起争议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法律文化概念本身，而在于对文化概念的理解。要了解法律文化的概念，首先要了解文化的概念。只有了解了文化的概念，才能对法律文化的概念有所了解，有所认识。文化概念是法律文化概念的源头和基础。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此文作者着力分析了各种不同的文化概念的内涵和“法律文化”研究应对文化概念如何定位，以及如何由文化概念引出和演化出“法律文化”这一新文化概念，并对这一新文化概念的“合法性”进行了说明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中寻“法律是什么”

法律与道德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法律是最低道德的维护,只有符合道德的法律才能被信仰,而这样的法律也才是真正的法律,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法律解释——基于“甘露案”的分析

法律解释不应被视为纯粹的语义归类或人为划界。"甘露案"再审判决书中对于"剽窃、抄袭"的立法本意的法律解释并未被证成,而且也无法被证成,因为该案中此描述性不确定法律概念并不存在多义性。"情节严重"作为评价性不确定法律概念,为构成要件的裁量,裁判者不能通过定义式的法律解释代行判断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本案的实质并不在于对"剽窃、抄袭"或"情节严重"的解释,而关涉裁量是否合乎制度的目的。     

世俗法律与上帝律法之局部比较——法律被信仰的理论与实践分析

世界历史的唯一真正的主题是信仰与不信仰的冲突。所有信仰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对当代人和后代人都是光辉灿烂、意气风发和硕果累累的，不管这种信仰采取什么形式；另一方面，所有不信仰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也不管这不信仰是什么形式)，都只得到一点微弱的成就，即使它也暂时地夸耀一种虚假的光荣，这种光荣也会飞快地逝去，因为没有人操心去取得一种对不信仰的东西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