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相关实务问题探讨

《刑法修正案六》对《刑法》第312条做了较大修改，这一修正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犯罪对象从“犯罪所得的赃物”扩大为“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二是将犯罪方法增加了一个兜底性条款，即“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三是提高了法定刑，情节严重的处以“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修改对于更好地打击赃物犯罪（因实务中惯称，本文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简称为赃物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也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很多理解与适用的问题。本文拟结合司法实践，就如下问题谈谈笔者的一些看法。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若干问题研究

本文着重探讨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罪名适用、本犯能够成为该罪主体及对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理解等问题。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新析

《刑法修正案(六)》对传统赃物罪的条文进行了修改,最高司法机关据此将罪名重新确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该罪在传统的"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四种方式上增加了"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这一行为方式,常见的"其他掩饰、隐瞒方法"除了典当、拍卖、抵押或者用于抵债等方法以外,还包括收受、加工、介绍买卖等方法。"明知"的内容是对行为的危害结果的认识,包括明知犯罪对象是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明知"的程度包括知道是或者知道可能是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本罪的上游犯罪应是指实质的犯罪,而不要求是可罚的犯罪。洗钱罪与本罪存在特别法与普通法间的交叉竞合关系。     

浅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几个实务问题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依附于上游犯罪基础之上的下游罪名。上游犯罪不成立,犯罪、隐瞒犯罪所得罪也不应成立。行为人主观方面,可以法律推定明知,也可以事实推定明知,允许行为人作出合理解释。认定"以其它方式"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行为时,应该综合行为人主观是否"明知"、行为是否具有主动性、是否妨害了司法机关查处犯罪的正常司法活动三方面进行判断。     

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两点认识

一、“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何种选择性罪名。刑法中选择性罪名的选择要素包括犯罪主体、行为方式和犯罪对象三种。根据三种选择要素组合方式的不同，选择性罪名又可分为单一式和复合式两种，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只涉及行为方式这一种选择要素，因此属于单一式选择性罪名，又如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罪，涉及行为方式和犯罪对象两种选择要素，故属于复合式选择性罪名。修改前的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是单一式选择性罪名，选择适用不存在问题，修改后的罪名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不宜以数额为追诉标准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中的“所得和收益”一般表现为一定数额的货币，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像盗窃、贪污一样，以一定数额作为其追诉标准呢？笔者认为，不宜以数额为追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和犯罪所得收益罪的标准。     

关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探讨

作为新确立的罪名,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适用条件及其构成要件,致使实践中出现分歧。本文结合刑法的基本理论,对该罪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简要的探讨。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浅析

2006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六）》，将《刑法》第312条修改为“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2007年5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颁布施行的《关于办理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机动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首次提出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浅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几个问题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刑法新修改的罪名,加强对这个新罪名的研究,将会对今后的办案起到积极的作用。     

浅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几个问题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刑法新修改的罪名,加强对这个新罪名的研究,将会对今后的办案起到积极的作用。     

外国藉及台港澳罪犯管理教育改造实践与思考

近年来,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下,福建省莆田监狱在管理教育外国籍及台港澳罪犯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连续多年实现监管安全稳定,管理工作得到了相关外国驻中国使领馆和罪犯家属的肯定和赞扬,中国特色的刑罚制度和执行得到外国藉及台港澳罪犯进一步认同,有效提升了台港澳罪犯爱国热情和拥护两岸和平统一的思想认识。我监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效,也有了一些深入的思考。     

亲子关系的推定与否认制度的建构

法律上亲子关系实为立法构建的产物。亲子关系的确定应兼顾血缘真实、身份安定和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以法律推定方法确定子女法律上的父亲,既应适用于婚生子女,也应适用于同居关系中的非婚生子女。对于与真实血缘不符的亲子关系的推定,特定当事人应当享有进行否认的权利。因此,法律应对各主体否认权的赋予具有不同的正当性基础,区分各否认权人的否认理由和否认时效,以体现不同的政策考量。同时还应对否认的法律后果做出明确规定。     

关于不轨旅客行为的国际国内立法和司法管辖

在世界范围内,不轨(有破坏行为)的旅客行为是一种危害航空安全和保安的国际违法(犯罪)行为。近几年来,这一被国际社会不予容忍的行为在国际航空界被比较多地讨论和报道。它作为一种干涉(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违法)行为,受到相关国际条约和联合国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一系列文件的规范。据此,该犯罪行为在许多国家的国内立法中也被归为违法(刑事)犯罪。然而,现有国际条约和相关文件中对不轨旅客问题的司法管辖权等问题存在严重漏洞。我国在保护国际航空安全的刑法实践中,我国的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等法律文件详细规定了不轨旅客的行为方式,并规定对这些行为追究相应的刑事及民事责任。     

《关于行政案件案由的暂行规定》及印发通知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案由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及《印发〈关于行政案件案由的暂行规定〉的通知》(以下简称印发通知)于2020年12月7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0次会议讨论通过,于2021年1月1日正式实施。该规定的出台,对进一步规范行政立案、审判工作,助力司法统计,均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化与法理学的变革和更新

全球化进程深刻地改变着法的存在方式、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 ,也必然引起法理学的理论变革与更新。本文以法律本体论、法律价值观、法律人格观、法律发展观、法治观等五个法理学的基本论题为主题 ,分析或展望全球化所可能引起的法理学的理论变革和更新。     

Gender and perception of prisons and prisoners

An analysis of national opinion survey revealed that women, as compared to men, favored punishing serious offenders. Women, more often than men, believed that most offenders could be reformed through early intervention programs. Men, on the other hand, favored the ideas of increasing taxes for building more prisons and granting conjugal visitation to some inmates. Finally, it was argued tha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en’s and women’s opinions regarding punishment and rehabilitation was more a function of respondents’ race/ethnicity, education, income, the source of the crime news, and the TV crime shows they watched, than gender itself.     

刑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执业风险与防范

在我国的刑事辩护实践中,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行为常常面临涉嫌伪造证据甚至构成伪证罪的现实风险.针对其复杂原因,应当从建构辩护人调查取证的司法保障机制、实现庭审的实质化、建构科学、合理的办案机关业绩考核机制、修改刑法第306条、完善追诉程序等方面进行完善.     

论直接言词原则与公诉案卷的移送及庭前审查

直接言词原则对法庭审理过程中证据调查和辩论及法院判决时证据的运用都有严格而系统的法律要求。我国立法对公诉案卷移送及庭前审查制度的规定在许多方面都违反了直接言词的要求及各国立法的通例。直接言词原则的彻底贯彻要求我国立法对公诉案卷移送及庭前审查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完善。     

中国环境资源法、能源法的现在与未来

中国环境资源法、能源法已经从第一代迈向第二代,其现在及将来的发展趋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环境法、能源法的伦理学基础上,从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转向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在立法宗旨和目的上,将从经济增长优先转向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能源法将更加限制常规能源的使用和开采,激励可更新能源资源的投资和经营。中国环境资源法律和政策的总体趋势是更加绿色化,以顺应国内及国际的双重压力。     

论经济法调制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追究模式与分担方式

对经济法调制主体及其工作人员进行责任追究时,应以其违反了法定的调制程序而不是行为造成了实体损害为前提。调制主体本身不应当对其工作人员实施的普通违法调制行为承担责任,但基于实际需要,应代位承担赔偿责任,这种赔偿责任应纳入传统的国家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