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恐怖活动犯罪刑法制裁体系及其完善

恐怖活动犯罪是当下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我国现行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刑法制裁体系特点是从严从重惩治恐怖活动犯罪,侧重于打击有组织的恐怖活动,注重对恐怖活动犯罪的经济制裁,并且以普通的刑事罪名抗制恐怖活动的实行行为。完善我国恐怖活动刑法制裁体系,应进一步发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功效,完善刑法典中恐怖活动犯罪的罪名体系,增设独立的"恐怖行为罪",并适时依据有关国际公约增设相关特别恐怖活动罪名;协调刑法与反恐怖法的关系,二者相互配合,共同打击恐怖活动犯罪。     

我国恐怖活动发展趋势分析

当前,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我国遭受恐怖活动袭击的可能性在逐渐增大。为加强对恐怖活动的防范与打击,有必要结合国内外恐怖活动的现状,对我国恐怖活动的发展趋势进行全方位的分析。     

我国涉恐资产冻结法律制度的司法适用疑难问题探讨

防治恐怖活动犯罪是当下我国重大的现实问题。冻结涉及恐怖活动组织和恐怖活动人员的资产有助于在经济上打击恐怖活动。我国已建立了完整的涉恐资产冻结制度,但是司法适用中,在涉恐资产的冻结对象认定上,我们应当将"恐怖活动"的主观要素作为区分"恐怖活动"与其他暴力活动的界限。明确"资助或者以其他方式协助"恐怖活动是"恐怖活动"的表现形式;涉恐资产冻结的主体是应当履行反洗钱义务的金融机构、特定非金融机构;在将出台的《反恐怖法》中应协调好涉恐资产冻结制度与相关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     

我国网络恐怖活动犯罪量刑之检视北大核心

网络恐怖活动犯罪量刑应坚持罪刑法定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立法概念尚未明晰的情况下,应力避网络恐怖活动犯罪与普通犯罪之间量刑的不均衡,完善网络恐怖活动犯罪的量刑配置,妥善解决其量刑标准适用的冲突。当然,我国不可能有专门针对网络恐怖活动犯罪的单行刑法,其量刑根基依旧建立在现有恐怖活动犯罪范围内。     

论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的解释适用——兼议反恐刑事立法的完善

我国刑法明确界定了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的概念及犯罪构成,有利于从司法适用角度惩处恐怖活动犯罪。但我国刑法并没有明确恐怖活动犯罪的具体表现形式,在查处具有暴力恐怖性质的犯罪活动时,刑法的缺位使得对于恐怖活动犯罪往往只能按照普通罪名加以定性处理,甚至还存在难于作为犯罪定性处理的情况,难以体现反恐怖活动的特殊性。因此,在刑法立法上有必要增设规定“宣扬、煽动恐怖活动罪”、“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物品罪”、“拒绝提供恐怖活动证据罪”等新罪名,并增添规定相应的财产刑以更加有效地防控恐怖活动犯罪。     

论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

有效防治恐怖活动犯罪离不开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出于打击恐怖活动犯罪的目的,国际社会对于恐怖活动犯罪排除适用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打击恐怖活动犯罪还需在联合侦查、情报交流与信息合作、案件文书送达等方面开展司法协助。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有必要建立刑事诉讼移转管辖的司法合作制度,以便于各国之间加强反恐合作,更加有效地打击恐怖活动犯罪。     

略论资助恐陆活动罪及防范对策

近些年来,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及其所实施的各种恐怖活动,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威胁。资助恐怖活动罪。从物质上和精神上助长了恐怖主义势力的气焰。因此,把握资助恐怖活动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及其特征。建立起立体的防范资助恐怖活动犯罪的体系,采取堵、查、究和露头就打,深挖细找,准确出击,打之必胜的方法。主动加强与国际社会打击资助恐怖活动犯罪的联系和合作,不断加大打击力度,有效地防止资助恐怖活动犯罪的发生。     

恐怖活动组织与人员认定立法研究

科学认定恐怖活动组织与人员,是有效防范、准确打击恐怖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性工作。世界各国纷纷通过完善反恐立法,构建恐怖活动组织与人员认定机制。我国恐怖活动组织与人员的认定立法还存在一些不足,应该通过立法明确司法认定和行政认定并行的双轨认定模式,完善行政认定程序、制裁措施,并建立认定复核制度,从而完善我国恐怖活动组织与人员的认定机制。     

矩阵法兼序值法在恐怖活动嫌疑人员风险评估中的应用研究

研究恐怖活动嫌疑人员风险评估方法的应用,将16种恐怖活动嫌疑人员风险因素划分为两大类,采用风险矩阵法定性评估各个风险因素的风险层级,同时采用"博达"序值法定量计算相同风险层级中不同风险因素的数值。恐怖活动嫌疑人员风险因素既具有恐怖活动的相关性,又具有"合理怀疑"的可能性。通过风险评估,可以对分类分级的恐怖活动嫌疑人员风险管理及处置给出更具有可行性的建议。     

我国网络恐怖活动犯罪量刑之检视

网络恐怖活动犯罪量刑应坚持罪刑法定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立法概念尚未明晰的情况下,应力避网络恐怖活动犯罪与普通犯罪之间量刑的不均衡,完善网络恐怖活动犯罪的量刑配置,妥善解决其量刑标准适用的冲突。当然,我国不可能有专门针对网络恐怖活动犯罪的单行刑法,其量刑根基依旧建立在现有恐怖活动犯罪范围内。     

民营化释义

学界对"民营化"一词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在学理上,"民营化"这一术语的使用纷繁复杂,其涵盖范围从公共产品释股到私人参与履行行政任务、从国家任务私人化到解除管制、从公私合伙到公办民营等等,均被视为民营化的课题。基于对"民营化"广义的理解,民营化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特征。"民营化"与其他相关概念之间既有交叉涵盖之处,也有彼此的不同。     

建国以来民营经济法制的发展进程及其演变轨迹

本文在将民营经济法制的发展进程划分为创建时期、蛰伏时期和复兴时期三个不同时段,并宏观描述三个历史阶段民营经济法制的各自特征的基础上,全面梳理了建国以来民营经济法制的演变轨迹。文章认为,新中国民营经济法制的发展,在调整手段上呈现由“政策法律并举、政策优先”到“法律主导、政策补充”的演变过程,在具体内容上反映出了由“体现计划经济体制要求”到“反映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过渡。在立法目的上显现由“利用、限制、改造”逐步演变为“确认、保护、促进”的特征,在保护对象上呈现从保护“资本家的经济利益”逐步调整为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成权利”的态势,在规制的对象上体现了由“资本家个人”到“民营企业本身”的轨迹。     

浅议无罪推定原则的重要性

１９９６年刑诉法修改后采纳了“疑罪从无”的原则,体现了无罪推定的精神,它有着多方面的重要性:１．使司法人员承担严格的证明责任;２．否定事实上存在的有罪推定;３．有利于处理存在的疑罪。     

“读写议”与创造性人才培养

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在于培养创造性的人才。突破传统的"记忆型"人才培养模式,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是一个引人关注而有意义的命题。实行"读、写、议"教学法,注重以"读"为基础,以"写"为手段,以"议"深化学生创造性能力的培养,不失为一种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有益尝试。     

效率：依然是“效能革命”的目标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进行的“效能革命”或“效能建设”的基本目标仍然是行政效率。从“教能革命”的具体做法与实际取得的成效来看,这一改革实际上解决的是政府办事的方式与场所的问题,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办事速度的加快,这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行政效率。但是,“效能革命”无法解决行政效率低下的体制性问题,因此可以说,这一“革命”无法从根本上建立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机制,这一目标需要长期的一系列改革才能实现。     

寻求“有限”与“有为”的平衡——20世纪西方宪政发展趋势

在20世纪以前,强调政府权力"有限"一直是西方宪政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主旋律.经过世世代代的经验积累和理性思考,人们终于在近代初期摸索出一套以分权制衡为主体构架的限权机制,权力滥用与腐败的潜能受到有效遏制.与此同时,政府"有限"论作为一种政治信仰和政策选择也被推到了顶峰,政府"有为"的作用和意义被严重忽视,结果导致诸多负面效应.于是,从20世纪起,西方各宪政国家纷纷摒弃了片面强调"有限政府"的"消极宪政"模式,转向努力寻求"有限"与"有为"平衡的"积极宪政".这种发展趋势至今势头不减.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党执政的自觉理性标志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立,是我党执政的自觉理性发展成果,突出表现了我党在思维方式上,实现从"革命思维"向"执政思维"的转变;在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上,实现从"一元化"向"职能化"的转变;在领导方法上,实现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因此,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在执政方式、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上顺应时代发展的正确选择,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领导水平的正确选择.     

黑格尔论“自由’’的现实性——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四章“意识自身确定性的真理”

"自由"之"创造性"使"精神""开创"自己的"世界","精神"在这个世界中"保持"并"发现"自己,亦即在"必然"的世界保持着自己的"自由"。在"精神""回归自由"的道路上,须得"克服"、"扬弃"怀疑主义和斯多亚主义两个极端倾向。由"怀疑主义"导向"斯多亚主义"乃是"精神""贫困"之路,"哲学"应指出"精神""致富"之路。"精神"不仅有能力"外化-异化",同时也有能力"内化-己化"。"精神"携带自己创造的财富回到自身,乃是"历史性"的一种存在方式。     

论绑架罪的目的

绑架罪作为目的犯,具有双重“目的”,不同的目的在刑法上具有不同的性质。其直接目的“将人劫走”是绑架罪的犯罪目的,而间接目的“勒索财物”或“作人质”则是绑架罪的犯罪动机。绑架罪的目的内容具有特定性,即必须是针对第三人,并勒索财物,要求程度上为“重大”。绑架罪的既遂要求绑架罪直接目的的实现,但不要求其间接目的的实现。     

侦捕诉一体化工作机制的运作原理及实践完善——兼论捕权上提的影响及应对

检察机关在实践中推行的侦捕诉一体化工作机制,是刑事诉讼“互相配合”原则的具体体现.捕权上提改革开展后,给该机制的运作带来诸如办案时间紧张、不捕率上升等问题.检察机关应积极应对捕权上提,整合控诉犯罪资源、采取措施,完善侦捕诉一体化工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