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选择的客观物质性奠基——时间和空间

自我选择以自我存在为前提,然而却以境况为奠基,而境况无非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中。因此,时间和空间也就成为自我选择的基础和前提。自我选择的根本意义不只是适应境况,更为重要的是在时间和空间中通过实践不断创生出“对象性存在”,正是这种对象性存在才真正展现出人的本质力量。     

自我选择与人的自由阈限

选择的实质是自我自由的表现,选择体现着自我的自由,而自我存在则支托着自我自由的选择.因此,客观存在以及自我的责任、信念、诚实、互助表征着自我选择的实存.然而,这种自我选择中的自由并不是无任何阈限的,选择总会受到自我自由度的限制.但是,作为自我的自由权利只能受到限制而从根本上是无法剥夺的,否则,自我存在就成为虚无.自我选择无非就是自我存在的不断充实,它体现了自我存在的人生价值和意义.     

自我选择的价值取向

随着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发展,特别是随着量子革命、信息革命、生物革命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自我选择的价值建构,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自我在做出每一选择时,必然要考虑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自我选择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我生理上的需要,精神需要更为重要,人类最终所追求的自我存在的价值无非是“真”、“善”、“美”。在社会现实中,自我必然对他我作出一种价值评价,而他我也必然会对自我作出某种反映。否认他我的存在,完全抛弃他我的选择,不是自我存在的充盈,而只能是自我存在的虚无。自我选择的价值所体现出来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责任。     

辩证否定观视域下党的自我革命

勇于自我革命既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品格,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他政党的显著区别。勇于自我革命是我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否定观的现实运用。勇于自我革命不是为了否定或削弱党的领导,而是为了不断提升党治国理政的能力和水平。在新时代大力推动党的自我革命,是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     

马克思资本自我否定必然性思想研究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它同样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即它同样经历着产生、发展、灭亡的发展过程。而导致资本主义真正灭亡的根本原因,正是资本内在的自我否定的必然性。马克思认为,一方面资本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从根本上说,随着资本在量上的扩张和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的自行增殖就越困难,直至价值增殖小到资本似乎也不再成为其为资本的地步:一方面作为私人的劳动无法按照一般劳动(货币)进行消费,另一方面作为资本的财富(商品)无法实现它的目标(一般等价物和利润),资本所追求利润的目的就会因为自身所设置的手段(需要通过工人劳动所获取的带有私人性质的一般等价物与资本财富带有社会性的商品进行交换才能实现资本的利润)而被葬送掉。所以说,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父母控制与小学生学业延迟满足:自尊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从心理控制和行为控制两个方面考察了小学生父母控制与学业延迟满足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了自尊在父母控制与学业延迟满足中可能起到的中介作用。采用学业延迟满足量表,父母控制量表以及自尊量表对690名3到6年级小学生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小学生父母心理控制与学业延迟满足呈显著负相关;行为控制显著正向预测学业延迟满足。(2)小学生自尊与学业延迟满足之间存在相关,自我否定倾向与学业延迟满足之间呈显著负相关;自我肯定能够正向预测学生的学业延迟满足。(3)自我肯定与自我否定在父母心理/行为控制与子女学业延迟满足的关系中均起中介作用。     

新时代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核心要义与路径选择

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为保障党的自我革命深入推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目标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题和主线的自我革命实践奠定了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理论架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保障党的自我革命顺利推进的刚性框架和规则依据。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具有四重结构：党的自我净化及其制度规范保障、党的自我完善及其制度规范保障、党的自我革新及其制度规范保障、党的自我提高及其制度规范保障。新时代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路径选择有：结合党的自我革命的目标任务和现实状况,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问题和需求导向,狠抓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重点任务;坚持和发展党内民主,为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提供不竭动力;制定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充实扩展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实质内容;加强党的自我革命与人民监督协调配合,促进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实施效能提升。     

科举制度改革——清政府选择的一条自我救赎之路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国内农民起义烽烟四起予以清政府沉重的打击。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迫下,清政府被迫开始了屈辱的近代化进程。当人们将落后挨打的根源归结为空疏腐化的科考制度时,清朝统治者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尽管它最终没能拯救清王朝的命运,但在当时的形势下,科举制度改革本身却有着积极的意义,在客观上也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论“对象性活动”原则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作用——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产主义”问题的解读

本文详细解读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阐述,认为马克思对"共产主义"论证的内在逻辑——"对象性活动"——作为否定性辩证法内涵的伟大之处在于,洞察了人的社会历史的现实性。基于此,我们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象性活动原则"已经以一种潜在的方式,作为萌芽、潜能和秘密"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     

再谈身体哲学的“身体”——对唐涛先生“回应”的答复

任何试图用某种超越传统的方式,来创造所谓新的哲学思想的做法,如果背离了客观现实,只能是一种奇思玄想,或者是一种谬误。现实生活中的人,只能是精神与肉体的统一体,身体的解放与精神的解放也只能在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人中体现出来。脱离肉体的精神是唯灵主义,而脱离了精神的肉体却无异于行尸走肉。     

卫生改革的价值基础与价值目标的宏观战略思考

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报告显示:卫生改革效果越来越差,卫生领域中历史性、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冲突已表现得淋漓尽致,卫生改革与发展已进入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卫生改革目的何在?如何衡量卫生改革成败?谁有权衡量卫生改革成败?卫生改革发展将走向何方?这些事关全局和卫生发展前途命运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聚焦卫生改革的价值研究。     

双重价值追求的存在论基础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价值学说为指导,对人类双重价值追求的深层根基作了深刻的分析和独到的说明。文章认为,一般存在者的本质是“缺”与“限”的同构,而作为特殊存在者的人的存在本质,则是“在缺”与“在限”的对立统一。它决定了人的“圆缺需要”与“超限需要”,从而推动着人类创造并实现“圆缺价值”与“超限价值”。     

教育扶贫的现实依据及其对策

长期以来,我们的扶贫方式基本上是一种外在的、物质层面输入型扶贫,对贫困人口自身应具有的、内在的持续脱贫的能力重视不够.因此,必须重新审视现行的扶贫方式,将教育扶贫放在首要的地位.     

马克思哲学"实践生存论存在论"的革命性变革意义

马克思哲学从存在论领域实现了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这突出表现在相对于"超越论存在论"在为世界万物"奠基"时诉诸非感性经验的境域从而为人类的自我理解与确证上带来诸多困难及"此在存在论"着眼于人之"此在"情态化的生存状况、生存境遇来说,"实践生存论存在论"则把其归求于人之现实的感性实践活动本身,从而把传统的超越论存在论的存在论基础拉回到"现实的个人",并在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中使其发生了转换.由传统的"超越论存在论"和海德格尔的"此在存在论"转变为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论存在论".     

目标·体系·能力: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效能的要素分析

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效能指政党、政府、社会和网民等在治理目标的指引下,运用多种治理手段对网络意识形态问题实现有效的治理,是治理目的和治理手段的统一、治理过程和治理结果的综合。其中,治理目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构成了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效能的核心要素,是分析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效能的重要维度。治理目标是治理行为的方向指引,治理体系是治理能力的前提和保障,治理能力是治理体系的落实和显化。     

以人为本：走出生态危机的唯一根基

在二十世纪,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加速了文明的发展进程。但是,与此同时,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人类为重重危机所困。人类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归根到底要靠人类自己本身的力量和智慧。     

存在决定意识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观点——重新解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哲学思想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历来被看作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但是,从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总的结果”的逻辑结构与句法意义的分析和对马克思前后思想的比较研究上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句话的逻辑平台是认识论,出发点是唯物主义,表达的是马克思的反映论观点。     

协商民主的法哲学基础及其反思——基于哈贝马斯商谈理论的一种考察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协商民主始于对自由民主规范实践的批评,认为间接的代议民主与简单多数原则不能充分体现全体民众的真实意愿.要保证公民自治和真实民主的实现,协商民主强调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理性对话、辩论、推理和审议等方式来参与公共生活,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从而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作为协商民主理论的集大成者,哈贝马斯将建立在交往行动理论基础上的商谈理论作为协商民主的法哲学基础.然而,交往行动理论和商谈理论都有其内在局限性,因此,反思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是深入研究协商民主的前提.     

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内涵、现状与路径选择

党的执政基础,说到底就是指党“依靠谁、靠什么执政”的问题,”即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从“政治合法性基础”角度看,它主要由意识形态基础、绩效基础和法理基础三大要素构成。当前,从总体上看,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执政是认可、拥护和支持的,因而党的执政基础是巩固的。但是,也面临一些挑战。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党要根据实际,不断强化意识形态基础、拓展绩效基础和构建法理基础。这样,党的执政基础才能更加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