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设到治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优化的基本逻辑

以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方式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及服务,是我国政府履行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基本路径。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架构运行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建设促供给"的逻辑,导致公共文化服务实践存在政府"划桨"行为过多、非政府主体力量过弱、重硬件轻软件等缺陷。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目标的提出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优化创新提供了契机。对此,应将治理逻辑嵌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强调多元主体合作与共治,探索多渠道互补的供给路径,强化需求表达与回应、服务规划与配置、服务质量评价等配套机制建设。     

论新时代边境地区乡村振兴的三重逻辑

边境地区是国家政权的末梢和地缘政治的缓冲区域,其战略地位随着国家崛起进程的加快而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边境乡村振兴的特殊理论与实践源于边境地区乡村衰退问题,边境地区特殊的"边情"决定了该地域空间实施乡村振兴独特的价值逻辑和实践逻辑。边境地区乡村振兴对于守边固防、乡村价值重构、跨境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塑造、国家认同强化和国家形象塑造等具有独特价值。边境乡村衰退以及基于其逻辑基点而实施的乡村振兴的实效性与独特价值的实现需要通过整合边境内外治理资源、强化边境基层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新型城镇化建设、人口增长动力机制、国民意识教育机制等多重路径来实现。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现实困境、发展逻辑与优化路径

乡村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不仅要发挥文化的主体性,更要彰显民族资源的内生性与差异性。当前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面临着生态结构破坏、治理主体缺位、民族特色消弭等现实困境,要以强调生存性、激活内生性、凸显差异性为发展逻辑,依循民族资源构建乡村品牌、文化空间培育乡村审美、特色产业重塑乡村生态三种治理路径,激活民族地区村落社会与村民之间的发展潜能,完成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赋新与意蕴构建。     

“参与式治理”理念嵌入下的公共文化服务走向

公共文化服务是国家履行公共职责,保障民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手段,提供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政府存在伦理、价值、方式的必要前提。当前,在民众不在场、非文化部门缺位、社会力量乏力等因素的限制下,公共文化服务在现实运作中出现一些形式化、片面化、局部化等问题,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利益保障属性无法得到充分实现,结果则表现为民众利益的受损。参与式治理是一种治理模式,侧重于强调利益相关主体协同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处理中,生产政策和分配资源。借鉴"参与式治理"思维,当前的公共文化服务应在民意表达与回应、政府内部组织协调机制、公私合作、社会组织参与等方面进行体制完善与模式创新。     

复合治理、发生机制与创新策略:城市街区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创新的个案分析

在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与社区功能日趋丰富的背景下,传统供给模式已不能满足城市街区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治理模式是城市街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创新路径,而复合治理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在供给过程中形成合作互动关系,在合作互动中实现有效供给。在公共文化服务利益主体多元化、需求多样化、服务功能及主体多元化与制度环境建构等因素作用下,通过组织性质重塑、主体间关系重构、内容与形式重组等自主创新策略的运用,武汉市武昌区南湖街形成了具有复合治理特征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系统——"南湖模式"。该模式为当前我国城市街区公共文化服务理论创新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乡村振兴需要公众有序参与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大政治课题。而乡村振兴的一个基础性工作是乡村组织建设。积极培育乡村社会自组织,构建"政府—乡村社会自组织—农民"多主体协同共治的乡村社会治理新模式,是实施乡村组织振兴的必然选择。     

空间再造视野下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基于对M村的调查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村落的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方面。乡村社会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不仅仅是要解决物化成果的产出和物理空间的美化，更需要塑造乡村治理之魂，建设能够承载乡愁，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共同憧憬美好未来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本文运用当代社会学空间理论，从空间再造的角度解析乡村治理中诸因素的整合，以及乡村社会关系调整的理论逻辑。从物质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和生计空间四个维度出发，以个案研究为基础，直面当前乡村治理中面临的困境和问题，并通过考察一个典型村落——M村通过人居环境整治、社会关系调节、文化产业振兴和生计模式重塑等方面的治道变革，进而实现华丽蜕变的经验，检视了空间再造理论的适应性，也可为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区发展与治理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实践路径。     

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文化路径——基于一个少数民族村寨的文化扶贫实践

文化扶贫实践是赋予贫困社区与贫困人口以文化动能，提升其自我发展能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贫困社区的文化能人、文化自组织是文化赋能的重要载体，基层政府是贫困社区公共空间营造的重要力量。文化扶贫实践的成效，取决于乡土社会内部的文化资源网络与政府制度供给的文化服务平台之间的耦合程度，同时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及社区公共空间的营造，对于促进社群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发挥了关键作用，进而成为推动社区融合发展的内生动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文化路径，在于发挥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与社区自组织的运行能力，协同联动赋予贫困社区与贫困人口文化动能，达成文化乐民、文化育民和文化富民的目标。     

返乡青年短视频实践的逻辑机制与数字内生性建构

乡村内生性是嵌入乡土中国的一种内在生活秩序与文化模式，维系着乡土社会的有序运行。通过田野调查与个案研究，探讨返乡青年短视频实践的逻辑机制及其对乡村内生性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底层叙事的论述策略、技术赋能的行动参与，以及社会关系的网络联结成为媒介实践的三重逻辑机制。在数字化时代，乡村内生性的建构也呈现出多种变化：主体展开对算法幽灵的抵抗，多元资源要素协同整合以及村民共同体意识被重构。这其中暗含着一种从“内生性”发展至“数字内生性”的动态过程。返乡青年并没有被商业资本与媒介逻辑裹挟异化，其主体的能动性会随着媒介实践不断被激发出来。数字内生性所具有的社会内聚功能，以多元合作为模式建构新型乡村信任关系，能有效促进乡村社会群体内部的凝聚力。     

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村落的活态化保护研究——以西南侗寨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传统村落保护的理念与实践顺应时代的要求,进一步认知传统村落的"活态性",强调如何协同保护与当地经济、社会、生态及文化等多方面的可持续性发展。但传统村落"活态化"的方式、内容、目标及运作机制又因中国的特殊国情而有差异。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因群山峻岭的自然屏障,西南侗寨传统村落得以保存较为完整的传统,获得有别于其他传统村落的"活态"特征及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因此,西南侗寨传统村落的"活态化"能基于其独特的历史、社会和空间背景,生成自我运行的内在发展机制,于日常生产生活中达成。要做到一是加强对原住居民主体性的认知与保障;二是建立以传统为根基的乡村现代化治理体系;三是依托传统产业升级,突破当地经济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矛盾的瓶颈。     

“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异化”的表现、缘由与修正路径——以湖北M村为例

通过对"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实践情况的考察,深入分析和探讨在项目制下的美丽乡村建设所呈现出的诸面。研究发现,在接受型项目制实践中,资源密集性的输入导致了基层治理的困境,村民参与程度不足、村庄民主形式化成为项目制实践中的主要特点。弱势村民阻工、强势村民争夺资源、政府直接干预项目客观运作等现象导致了项目制运作的异化。只有将"政府主导"向"多元协同"的建设模式转变,以"内生"模式为路径来激活公共参与、强化组织建设、完善项目监督机制,美丽乡村建设才可能真正实现。     

以“三绿”改革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长期以来,乡村治理主体行政色彩浓厚、治理格局发育迟滞、群众和社会组织参与不够等一直是制约乡村治理有效的痛点。近年来,仙居县以"三绿"改革(绿色公约、绿色货币、绿色调解)为突破口,强化共建共治共享思维,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专家等多元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有效破解了乡村治理中长效践行难、主动参与难、矛盾化解难的痛点,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绿色治理之路。     

突发性公共事件治理模式分化及现代化转型

随着我国“国家-社会”关系的变迁，政府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方式实现了由管理到治理的飞跃。目前，我国形成了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和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目前，我国突发性公共事件治理三大模式的实践表现都未能满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因此明确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强化政府主导下“一核多维”的治理框架、推动多属性治理的法治化，能够推动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明确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加强公私协同关系的制度化建设、实现公私主体在协同关系上的情感嵌入是实现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现代化转型的路径。明确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强化社会主体的自治能力、促进与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的衔接，能够实现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     

村落政治权力整合的路径选择——兼论乡村振兴战略下加强村落政治权力整合的新路径

村落政治权力是村落政治的核心。如何整合村落政治权力成为影响村落政治发展或变迁的核心要素。通常对村落政治权力的整合存在两种维度,即国家政权建设维度和村落内生秩序维度,而实现两种维度的衔接则是加强村落政治权力整合及实现村落善治的理想路径。同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呼唤乡村(村落)政治权力整合的新路径。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对村落政治权力的整合出现一些新的要求或特点。比如,强化乡镇党委在"乡‘政’村‘治’"中的影响力;发挥党支部在村治过程中的执行力和决策力;加强对村治机构负责人思想政治的考核与审查;充分发挥村民在村治过程中的监督作用,等等。而"三治融合"模式的提出和实践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加强村落政治权力整合提出了新的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新体验、新理念、新举措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新时代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标志着我国现代乡村治理进入一个崭新阶段。基于改革开放百村中典型乡村的再调研,从实践层面剖析乡村治理经验,是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历史节点上的理论准备。新时代乡村治理面临实践上的重构,需要治理资源再配置,这就要遵循治理的一般规律,引入现代治理的新理念,遵循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魂"三治融合"的原则,战略层面优先规划制定现代乡村治理的实践体系,决策层面打造现代乡村治理多元共建共治的实践格局,工作层面建设现代乡村治理组织协同的实践机制,不断提高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和治理能力,努力实现协调和谐共享的现代乡村治理目标。     

生活治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及其解释——基于中部地区S省的实践考察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提出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党的二十大再次作出部署：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在乡村公共治理场域，国家、乡村社会和农民作为重要的结构力量与实践主体，共同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S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践说明：依托国家高位推动、地方政府专项部署与生活场域机制构建的耦合作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逐步深入农民日常生活，实现与农民以家户为核心的生产生活方式“对接”。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治理资源遵循“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持续重塑农民生活空间，以家户为治理单元规范农民生活秩序，并通过现代化改造形塑农民生活实践，进一步赋能农民主体参与，从而建立起治理的长效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粤港澳协同发展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粤港澳大湾区崛起的重要依托,其为港澳发展提供机遇,更是美丽湾区建设的根基。同时,粤港澳协同发展也推动湾区乡村振兴实现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战略下粤港澳在政策协同、促进农业现代化、提升科技创新活力、丰富创业就业机会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协同发展优势,因此,需要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动粤港澳在产业协同创新、资源协同配置、环境协同治理、服务协同共享、制度协同安排等方面进一步采取措施,从而形成粤港澳高质量协同发展模式。     

大数据驱动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变革:逻辑、类型与向度

当下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变革以"大数据驱动"为其实践逻辑起点,体现了制度变迁逻辑、目标逻辑以及价值逻辑。基于平台与服务协作的实现方式,大数据驱动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可划分为"搭建平台+委托合作""互联平台+协同共享"和"借用平台+合力互助"三种类型,变革呈现出供给主体多元协同化、供给方式集成便捷化、供给内容精准个性化和供给效果标准可视化的基本面向与整体趋势。     

乡村振兴过程中公共事务的“精英俘获”困境及自主型治理——基于H省L县“组组通工程”的个案研究

"精英俘获"困境是当前乡村振兴过程中公共事务治理出现的突出问题。按照制度、关系、资源、身份四个分类标准,可以将"精英俘获"分为操作无章型俘获、关系网络型俘获、资源匹配型俘获、身份优待型俘获等四种类型。基于H省L县"组组通工程"的个案观察来看,"精英俘获"已经成为乡村振兴过程中公共事务治理出现公共利益受损、公共性不足的肇因。自主型治理意在打破"精英俘获"的限制,通过自上而下提高国家自主性和自下而上推动基层民主治理的有机结合,确保地方各层级权力运行体现公共性,该模式可以成为破解乡村振兴过程中公共事务"精英俘获"困境的可资尝试。     

以人大为平台的协商民主问题初探

正一、现代治理的复杂性呼唤协商民主人类解决公共治理问题,可以遵循不同的逻辑。包括以契约和自由市场为核心内容的"市场逻辑",以及"科层官僚制"的"行政逻辑"。现代公共治理问题日益复杂化,市场逻辑与行政逻辑均面临失灵的困境。治理运行的第三种逻辑"政策网络"开始兴起,它将社会运行看作是各种相互关联的平等主体,在资源依赖、权力分享基础上的互动结果,这种逻辑要求主体间的平等"协商"。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我国公共治理日益面临复杂化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