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探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设计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标志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在这一历史时期,迫切需要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导向和出发点,深入思考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我国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不可能抄袭或者完全模仿任何一个知识产权强国的发展道路。要从我国国情出发,立足于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总体需要,坚持人民创新的基本理念,立足知识产权规则导入型的国情背景,根据“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根本观点,倡导“严格保护”与“促进发展”双向互动的国际知识产权规则方向,推进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平衡协同的系统发展观、协调和谐的共生发展观、文明共通的共存发展观“三大基本观点”构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以“六个转变”为总体方向开启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以“九大驱动力”落实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现代化的实践与发展

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现代化建设,存在着“非均衡性发展”“跨越式转型”“超大型崛起”的问题导向。围绕着什么是本土现代化的知识产权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现代化发展与国家现代化建设有什么关系、如何实现知识产权制度现代化的价值目标等重大问题,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新发展理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石和实践导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实践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经验和发展理念：坚持知识产权制度创新与知识创新;塑造知识产权治理主体与创新主体;构建知识产权法律规范和公共政策;推行知识产权法治机制和发展机制。以制度创新推动知识创新、以法治建设保障创新发展,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之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我们应深刻把握知识产权制度现代化的新目标新任务新要求：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目标向度）,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现代法度）,深度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世界维度）,不断拓展知识产权现代化治理和现代化发展的中国道路。     

信息、知识产权与中国知识产权战略若干问题

“自主知识产权”与“以信息化促工业化”有着密切的联系。知识产权客体的本质是信息。“信息化”如果仅仅着眼于信息处理与传输,就仅仅注意到了“枝”或“流”;只有同时也注意到“信息”本身的创新,才算注意到了“根”或“源”。就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定位,既需要有理论上的思考,又必须了解与分析国际国内的许多实际问题。除了按照国际条约要求的义务保护我们的非长项外,在构思中国知识产权战略时,还应积极思考如何主动地保护我们自己的长项。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法治维度

高水平对外开放离不开法治，这既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积累的历史经验，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法治建设的外在需求，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当前从法治轨道上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既需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从理论上厘清改革开放与法治建设的辩证关系，并在立足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基础上，从国际法治角度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响应；也需要在实践上对过去四十多年来法治从保障对外开放到引领对外开放的治理模式加以回顾和总结，并回应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法治建设提出新的需求。因此，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法治建设需要厘定相应的原则，在统筹推进中加强涉外立法，在深化改革中完善以国际商事法庭为重点的涉外商事审判工作，在开放包容中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务，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持续动力。     

国际气候技术转移的规则完善及中国立场——从《巴黎协定》气候技术转移条款展开

气候技术转移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发展中国家希望消除气候技术转移的知识产权障碍，但《巴黎协定》仅将气候技术转移作为发达国家应当履行的国际条约义务，并未设定知识产权条款。国际社会对知识产权在全球危机应对中的作用认识不一，但欠缺知识产权保护会损害气候尖端技术和初创企业的发展已被证实。因此，为了促进发展中国家获得所需的技术，《巴黎协定》应就知识产权作出安排，为技术转移提供支持。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当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吸引先进气候技术流入，将技术推广立法与知识产权法相衔接，并不断完善国际气候技术合作机制。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建设与创新的理论展开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最终必须建立在制度化的基础之上，只有以制度作支撑，才能确保“一带一路”倡议的最终实现和长期稳定的发展。国际合作机制的建设和创新是“一带一路”制度建设和推进“一带一路”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提升国际规则话语权的需要。随着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国际合作机制的“融入型”范式已经显得不适应，必然需要向“内生型”转变，从“一带一路”建设的实际需求出发，构建新的国际合作机制。为此，需要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要求，实现国内法律制度建设与国际法律制度完善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提升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需求转化为国际制度和将国际制度转换为高质量发展动力的“内化”能力，加快“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的建设。     

区域贸易协定环境条款三十年之变迁

由于RTAs环境条款实体法与程序法有机契合模式消除了缔约方“环境义务”和传统的“贸易义务”之间的差异，增强了环境义务在RTAs层面的法律约束力，RTAs超越MEAs及WTO成为保护环境更有效的国际条约典范。但“冲突条款”并未有效澄清MEAs与RTAs环境条款之间的条约关系，“不减损条款”及“有效执行条款”可能导致主权侵蚀风险，RTAs“环境争端解决条款”效力有待实践检验。我国应秉承可持续发展理念，正确处理MEAs与RTAs之间的条约关系，通过“一带一路”稳步推进FTAs环境条款的“中国版”,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环境合作，进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RTAs环境条款范式，从而为中国参与国际法治、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     

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中国律师新业绩

<正>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为中国律师事业展示了恢弘的发展前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法治，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浓墨重彩。“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为全文内容之七，以大标题列示，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各方面谋篇布局。     

知识产权法治建设的三个维度

私权保护、国家治理和国际协调是知识产权法治建设中的三个维度。知识产权的本质是人们依法就智力活动成果享有的私权,其客体是通过知识创新或经营劳动产生的特定信息,制度运行中出现的抢占信息资源并将其包装成知识产权客体牟利的乱象应予以纠正。基于信息的无形性,知识产权保护通常需要首先确定客体范围边界,然后对权利人予以及时充分的救济,因此需要行政和司法机关提供专业、便捷的确权及公正、高效的保护。这一建立在“以公开换保护”基础上的公权力介入特色,使得知识产权制度成为国家治理工具。知识产权保护还与国际贸易紧密相关,这一领域存在诸多国际条约。法治建设不能脱离本土实践,应基于地域性原则,结合经济学、社会学等原理,寻求国内国际法治协调发展的共赢之道。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国际法治意涵

深入研究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有关国际法治的内容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内容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该理念具有丰富的国际法内涵和重大的国际法意义.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国际立法、执法、司法理念主要包括推进国际立法民主化、国际执法严格化、国际司法公正化.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国内法治与国...     

知识产权保护在国际投资法中的地位

从投资法角度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具有重大意义 ,因为作为无形资产的知识产权是跨国公司相互之间以及国家之间经济竞争的重要筹码 ,是国际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投资的迅猛发展离不开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在国际投资自由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要求下 ,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日益成为国际投资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各国外资法、各种双边投资条约、区域性投资条约和全球性投资条约中 ,知识产权保护条款占据了和正在占据重要地位。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高低和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健全与否 ,将成为判断一国投资环境好坏和评价投资立法水平高低的重要依据     

版权保护与产业创新——为高质量发展赋能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多次提到创新,报告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培育创新文化”“营造创新氛围”“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版权是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版权就是保护创新,版权保护与产业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作用。     

关于法治监狱建设与监狱现代化的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中指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监狱机关而言，就是要积极推进法治监狱建设与监狱现代化。     

知识产权 立法浅议

当今世界，在以经济、科技为核心的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中，知识产权已不再是纯粹的法权概念，它作为技术贸易的重要主体，已被许多国家视为夺取竞争优势的一项重要战略资源。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系自19世纪末以来，已形成和发展了一百多年的历史，而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保障体制也日益成为维护国际竞争秩序主要的和决定性因素。中国不仅需要承担知识产‘仅国际条约规定的权利义务，更要重视对知识）“一权问际保护体系的研究，寻求中国知识产权立法’，国际保护立法体系相协调一致的方式与途径，通过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变无序竞争为有序竞争…     

新时代法治型国家治理的理论阐释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了新时代法治型国家治理的基本命题。从理论上阐释新时代法治型国家治理,应当立足于主体、价值、规范等三个基本维度,遵循“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要求,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到国家治理多元实践主体,坚持制度之治、人民立场、良法善治的判断标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总抓手,构建多元融合、契合地方的国家治理规范体系,以法治为依托把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中国式现代化缘何需要法理诠释

法治化是现代化的关键标识。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顶层设计,都将法治化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之中。中国式现代化必然需要基于法理视角的深度诠释：从法治必须被当成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转型需要法理剖析;从构建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的学术使命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蕴意需要法理阐发;从思维现代化所具有的方法论功能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定位推进需要法理思维。     

国际版权的新发展

一、国际版权立法的新动向联合国下设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是《伯尔尼公约》等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的管理机构.其目标之一是“在世界范围内更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更有效地”意味着在必要的时候,将保护标准提高至需要的程度,意味着更加顺利地实施知识产权和对侵权更严厉的制裁.因此,为了给所有国家或地区的版权法应包括的一切问题(由于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崭新的且在大多数国家现行版权法中未明确规     

关于建立国际化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若干问题的探讨

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具有“地域性”的共同特点，这与科学技术及文化艺术发展的国际化趋势往往形成日益尖锐复杂的矛盾。于是，人们开始寻求通过成立国际组织及签订国际条约等方式途径来解决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问题。国际组织、国际条约使得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个紧密联系起来的大系统，每个国家在这个系统里都要做出艰难的国际化协调，即修改本国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化保护不相适应的部分。“一个国家要跻身于世界经济中，又不能不适应科学技术与经济紧密相联……这种国际化的协调，除了是科技成果权制度本身的需要外，又是世…     

我国地方知识产权立法：特点、问题与优化

地方知识产权立法是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总体上看,地方知识产权立法呈现出以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及政策为主要立法背景、以鼓励性立法为主要规范表达形式,立法领域以专利和综合性立法为主以及不同地区的同类立法趋同度高等特点。同时,存在立法目的“高配”“重立不重用”以及比较突出的“司法沉默”现象等问题。在我国知识产权法治建设新的历史方位下,应当重新认识地方知识产权立法的功能和使命,立足推进国家知识产权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纵向层面更积极对接国家相关立法、着力维护更高水平的知识产权法制统一;树立跨领域、跨行业的大立法观和跨法律部门的协同立法观,横向层面更有效促进跨部门、跨区域协同联动,构筑知识产权由法定权利形式向高质量发展引擎和媒介转化的通道。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

“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主要内容之一。习近平法治思想与宪法在精神实质上是统一的，它系统、原创性地回答了“为什么要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中国宪法的显著优势和重大作用是什么”“如何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等一系列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表现，是我们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法理依据，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原理运用，同时构成了中国宪法学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制度规范体系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