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治理协议与股东会决议关系之辨

全体股东另有约定在《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多次出现,但如何定性则存在争议,全体股东约定可以构成股东治理协议,在比较法上有其特殊内容和成立条件。股东治理协议虽具有协议的属性,但不同于一般的股东协议,其在内容上通常涉及公司内部治理事项,是对公司治理结构的重大调整,目的在于约束全体股东和公司的行为,因此是公司治理协议。公司治理好比一张拼图,协议、决议和章程共同组成公司治理拼图,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工具。我国公司法缺乏对股东治理协议的系统性规范,治理工具之间的互动关系也不甚清晰。股东治理协议可以构成特殊的股东会决议,二者之间可以相互替代和转化,在解释时应当以动态的视角观察决议、股东治理协议在公司法体系中的位置,从而进行妥当的价值评判。     

股东协议治理:缘起、困境与规范进路

股东以协议影响甚至参与公司治理的现象并不乏见,如以股东协议调整公司的治理结构、实现股权利益的分离、调整风险分配格局、限制股权或股份转让。公司机构设置缺乏一定的选入规则、股权中的人身性利益与财产性利益具有可分性等,是促使该现象出现的重要因素。不过考虑到公司组织规则的限制与协议本身的局限性,涉及公司治理的部分股东协议可能会...     

对我国有限责任公司治理结构的反思

基于两权分离理论而为股份公司设计的公司治理结构,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并不完全适用。公司法应当基于我国有限责任公司的特点,不必过于强调三会的设置及其权力分配,而应当注重在股东之间利益平衡的基础上合理配置和设定股东间的权利义务,以公司自治为原则,构建多样性、灵活性的公司治理结构框架。我国《公司法》应当允许公司章程和股东协议在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强行性法律规定、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的前提下,就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作出自治性安排。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公司法的修改前瞻

本文主张全面修改《公司法》 ,认为新《公司法》应在坚持公司法人性、营利性与社会性的同时 ,抛弃社团性 ,承认一人公司。建议扩张公司自治空间 ,废除公司经营范围制度 ,重视公司章程和股东协议的效力 ,对各类公司一律采行登记制为主、审批制为辅的设立原则 ,允许公司选择法定代表人的一元化或多元化。主张引入授权资本制 ,改进资本维持原则 ,放宽对股东出资形式的限制 ,适度调整资本减少限制原则 ,原则上废除法定最低注册资本原则。建议由公司章程选择单层制或双层制 ,从多角度完善股东大会运行规则 ,扩张董事会经营权限 ,健全董事会和独立董事制度 ,将监事会确定为董事会上位机关 ,经理职权不应由立法列举 ,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应予确认。本文认为 ,外资企业立法应与公司立法并轨 ,并呼吁新《公司法》要求法院和仲裁机构积极受理公司法未作规定或规定不明的公司纠纷案件。     

股东质询权刍议

股东通过质询能够有效消除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继而减少两权分离后的代理成本,形成合理的公司治理.我国公司法上的股东质询权在行使方式、程序以及侵害后的救济方面存在着重大缺陷,应在斟酌各国立法成果的基础上在未来公司法修改中予以完善.     

公司法修改的四大支柱

在股东与公司的财产权性质问题上放弃"双重所有权说",谨慎对待一人公司,在公司资本制度方面明确采用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定资本制,在公司治理结构上维持双轨制,构成了此次公司法修改的四大支柱     

股东出资义务的请求权主体研究——兼评《民法典》合伙合同、利他合同条款

确定股东出资义务的请求权主体存在请求权基础、公司法自创规则两条路径。前者有奠基性意义,在该路径下,应厘清出资义务的约定基础、法定基础,注重债法与公司法并用的系统思维。本源性的出资义务是约定的,表现为股东协议、公司章程,其区别于法定产生的出资义务衍生体。股东协议是组织性合同,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伙合同、利他合同条款,出资义务请求权人应包括公司、其他股东,但公司法特殊价值会对出资义务抗辩权等产生抑制作用。章程性质依内容不同具有可分性,其出资条款应界定为组织性合同,请求权主体也包括公司、其他股东。其他股东对出资义务请求有独立利益,组织法不应排除其出资义务请求权。债权人取得出资义务请求权是法定的,须符合法定构成要件。公司法修订时,应明确公司、其他股东的出资义务请求权源于股东协议、公司章程。     

股东表决权拘束协议可以实际履行吗?

股东表决权拘束协议能否实际履行?对此,可从契约法与组织法的双重视角考量。如肯定之,需回答其具有组织法上效力的法理依据,并克服组织法上的适用障碍——协议何以约束缔约人之外的公司及其他非缔约股东?实际履行在股东表决权拘束协议违约救济上的适用,具有必要性与重要性,应予有条件的肯定,但前提是协议具有组织法效力。股东表决权拘束协议的实际履行,需要基于协议的双重法律属性以及股东投票与否、决议成立与否等阶段性因素而予以情景化适用。股东未投票且决议未作出的,守约方可申请行为保全;股东已投票,尚在计票阶段的,得请求公司改票;股东已投票且决议已作出的,守约方得请求撤销在先决议,并诉请法院要求违约方在下次股东会上依约投票以形成新的决议。《公司法》文本有必要对股东协议作出整体性规范,肯定股东表决权拘束协议的效力,规制其介入公司治理的路径。     

《公司法》关联交易规制理念纠偏与规则重构

《公司法》以第21条为中心的关联交易规范面临制度困境，实践中无法有效规制因关联交易而引发的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以及公司与管理层之间利益冲突等公司治理问题，亟待公司法修订时对其规制理念与规制工具予以体系性完善。在规制理念上，一方面小股东以及债权人利益保护应纳入我国公司法关联交易规范的直接保护范畴；另一方面引入关联交易“一体化”规制理念，克服现行法“碎片化”规制路径的弊端。在规则重构上，将《公司法》第21条从侵权责任条款改造为直接界定关联方、交易、公允性判断规则及其举证责任规则等构成要件的一般性条款，同时引入关联交易的法定豁免情形，以期实现权益保障与经济效率的平衡。此外，结合我国《公司法》框架下不同类型公司治理的特殊性，关联交易的批准规则和披露规则作为规制工具亦应进行本土化再造。     

公司限制股权:为何正当,如何判断?

《公司法》多处规定为公司限制股权预留了自治空间。公司合同主义主张通过股东同意之合同机制判断公司限制股权的效力,但决议与合同在法律构造上存在差异,公司限制股权场合呈现的利益冲突相对复杂。通过合同机制来保护受限股东,不仅忽略了决议与合同的差异,且对于利益冲突的判断也不够精确。在获得授权的前提下,公司可对股权这种公司治理与运行密切相关的权利进行限制。对于股东权益,则可以通过目的标准、手段标准及程序标准进行保护。     

论破解公司僵局之路径选择及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兼论新《公司法》第75条和第183条之公司治理解读

公司僵局是公司尤其是封闭型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固有矛盾与公司法上的制度安排结合作用的产物.公司僵局破坏了股东将资本投入公司时所持有的"合理预期",法律救济有助于僵局的尽快打破,也有助于公司治理的改善,但同时又会对公司治理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如何平衡的确是一个难题.新《公司法》虽改变了原有对公司僵局的解决无法可依的状况,使公司治理机制富有较大弹性,但有关公司僵局破解之制度设计仍有过于简单或僵化之嫌,不能满足我国公司治理实践日益发展的需要.     

股东代表诉讼配套制度的完善

股东代表诉讼是新《公司法》全面移植的重要制度,它拓展了股东权益范围,完善了股东权益救济机制;同时弥补了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有力于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但是该制度在立法上尚需完善,亟待司法解释予以周延。     

从现代公司治理理念看新公司法的修改

公司治理是企业公司化进程中由于资本所有人的财产权与企业经营管理权的分离而产生的权力分配与制衡问题.改革开放后,我国致力于企业公司化改革,相关立法也确立了公司治理模式.但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原有公司法仅规定了公司的治理结构和简单规则,却未能确立一套完整和科学的公司治理机制.新公司法针对我国公司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吸纳了国内理论研究新成果和国外成功的立法经验,在很多方面体现了现代公司治理理念.但从建立一套完整和科学的公司治理机制的角度上看,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公司法民事责任的解释方法——以公司股东内部法律责任分析为视角

公司法在狭义范围内调整并规范公司股东以契约方式联合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即成员相互之间及其与公司本身之间的法律关系，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公司章程所生契约责任和侵犯公司成员权权益而导致的侵权责任。由于公司法自身运行的特点，只有使违反公司章程所涉契约责任与侵犯公司成员权而产生的侵权责任相分离，才能使公司法更有效地规范其成员的行为。虽然法律规制结果出现了请求权聚合的现象，但在民法体系的整体框架之下，两种法律责任并行设置，可以更好地发挥公司法应有的规范功能。公司治理是遏制公司成员侵权行为的有效方法，因此，为公司法设置惩罚性损害赔偿是一种合理的探索。     

真实的债转股可认定为出资

在公司股东与公司之间签订债转股协议,约定将股东对公司的真实、合法金钱债权转为股权后,有关债转股行为的认定应根据合同法与公司法的规定。首先,债转股作为债权出资方式,虽然公司法未明确规定其效力,但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域外立法均赋予了其合法的效力。其次,债转股应重点审查债权的真实性。     

浅谈国企改革中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

一、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立法模式的探讨,公司作为一个法律上的人，被赋予了人格——法人，但公司实质上是一个组织，在实践中代表公司从事经营活动的是公司中的自然人。在法律上如何让其在以公司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时不损害公司法人及其成员的利益，则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所要研究的问题：由于人们对公司的理解存在分歧，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在不同的理论背景下，表现为不同的含义：从理论上看，人们对公司的理解主要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为股东主权的理论模式，即认为公司是一个由股东组成的联合体，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被理解为，法律如何确保股东获得投资回报以及如何约束经营者，并使经营者在股东的利益范围从事经营活动。另一种模式为利益相关者的公司理论，即认为公司是一个由物质资本所有者、人力资本所有者以及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组成的契约组织，在这一理论背景下，公司法人治理被理解为股东、债权人、职工等利害关系人之间有关公司经营与权利的配置机制：目前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主要有三种立法模式。     

论股东赋权主义和股东赋能的规则构造——以区块链应用为视角

我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的改革呈现出股东赋权主义的趋势,通过增强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权力,降低公司两权分离所带来的代理成本问题,例如股东代理投票权规则、投票权征集规则、股东的查阅权规则和股东提案权规则等都是典型的例子.然而,上述规则在对股东进行赋权的同时忽视了股东参与公司治理可能带来的被代理人成本问题,从而影响了股东行使权利的实际效用.降低被代理人成本问题的关键在于提升股东参与治理的能力,降低股东参与的冲突成本,这就需要在现有的股东赋权规则的基础上增加股东"赋能"的纬度.公司治理的数字化,尤其是区块链技术在上市公司的试点应用,提供了一个可能改进股东"赋能"规则的进路,通过分布式记账和共识机制降低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成本.我国未来公司法修改也需要面向未来,在规则构造上体现数字化发展对于公司治理的影响.     

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完善

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股权结构不合理，股东“用脚投票”的激励机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存在“内部人控制”问题，缺乏对董事、经理人员的约束机制。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必须完善公司的组织机构，优化公司股权结构，培育良性股东持股机制．强化外部治理机制环境和氛围。     

论股东诉讼与股权保护

股东诉讼是保护股东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于构筑公司治理结构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赋予股东诉权，能够对公司董事和董事会形成一种实实在在的约束，起到对董事和董事会权力的制衡作用。在我国赋予股东诉权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但我国现行公司法的规定不完善，应予以修改、补充。     

论股东会决议与股东协议的区分——由一起股东会决议效力认定案件引发的思考

股东在股东会上就有关事项所作出的决定并不一定就是股东会决议。在对股东会决定的效力进行认定时应当首先区分股东会决议和股东协议。区分股东会决议和股东协议的关键是将内容违法的股东会决议和股东协议区分开来。股东会决议的效力认定以公司法的规定为依据,股东协议的效力认定以合同法的规定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