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不确定法律状态下的司法裁判——论疑难案件裁判的经验与方法

疑难案件是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困扰法官的一个司法难题,也是法学理论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论题。然而,关于疑难案件的界定、成因和裁判方法,中国学界至今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主要讨论两部分内容:其一,裁判疑难案件的司法知识论基础,试图揭示法官在面对疑难案件时所可能表现出的司法哲学与知识论,并破解法官是说谎者这一吊诡性的命题;其二,以法律发现、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为视角,探讨裁判疑难案件的一般方法论。通过上述研究最后得出,法官不得拒绝而只能面对疑难案件,他可以通过解释的方法来发现用以裁判的法律规则或法律原则,进而依据形式推理与实质推理的双重变奏,来解决其所面临的疑难案件。     

疑难案件中的辩证法律推理

法律推理分为形式推理、辩证推理两大类;由于法律规范的模糊、多义、漏洞、相互抵触等情形,在疑难案件中法官首先要进行辩证法律推理;疑难案件中的法律推理是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具体表现。     

法律的开放结构与疑难案件的成因——兼论语义学方法于法理论研究中的限度

在我国既有的对疑难案件的研究中,论者多从语义学角度将疑难案件的成因归结为法律的开放性结构,并将理论基础追溯到哈特于《法律的概念》中所持的观点。然而这不仅不符合哈特提出法律开放结构的理论语境,同时也忽略了开放结构在哈特理论中是疑难案件的解决方法而非产生根源这一重要观点。该误读的产生,究其实质乃在于既有研究混淆了语义学与语用学之间的界限,过度依赖于脱离语境的语义学分析,不仅无法认识到疑难案件产生的根源,也无法为其解决提供有力方案。     

论不当得利事实要件之构成——从法律事实到法律效果的分析框架

不当得利在法律性质上属于一项法律事实,不当得利法律事实产生不当得利返还的法律效果,两者共同构成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从比较法的角度而言,两大法系在不当得利法律事实的构成要件上均规定了“被告获利”以及“原告受损”两个要件,只是在获利基础是否正当的构成要件上,大陆法系坚持一种笼统、抽象的概括式规定,而英美法则比较细致地规定了各种不正当因素的具体情况.通过比较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做法,力图从解释论上对我国不当得利事实要件作出系统性解释,以更好地实现不当得利请求权的价值功能.     

案件事实与法律文本的解释之契合

借助于司法途径来解决纠纷,必然要面对法律适用的问题。法律被制定出来只有通过适用,才能实现其价值。适用法律就意味着要解释法律,因为适用法律不可能像自动售货机一样,输入法条就能得出舍乎正义的结论。我们将案件事实和法律文本以及法官在这一解释过程中的作用进行简要分析,找到那个在案件事实和法律文本之间交叉的契合点,从而得出合法合理的结论。这一契合点的寻找是处理案件的核心,它代表了正义观念的实现。     

法律解释中的交易习惯——以我国合同法为视角

我国合同法中的交易习惯应当是事实上的习惯,不一定具有强制力,但必须得到当事人的认同。如果把交易习惯局限于经国家认可的习惯法,那么势必与克服制定法僵化的立法目的相悖。一般而言,交易习惯是具体的,而制定法却是抽象的。狭义法律解释实际上就是将制定法具体化,因此,交易习惯在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此外,交易习惯在合同解释和事实认定方面都是举足轻重的。     

行政疑难案件中举证责任的推定——从行政诉讼目的的角度

行政诉讼的目的就是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正确认识行政诉讼的这一目的 ,可以恰当地推定疑难行政案件举证责任的分配 ,即从行政诉讼的目的角度考量 ,证明一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必须由行政机关首先承担说服责任 ,但当法定的情形出现时 ,可以依法推定由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中的说服责任 ,在多个当事人中 ,又由有过错的当事人承担说服责任。     

法律解释之社会学方法浅析

法律规则可能存在聚合现象也可能竞合还可能相互冲突,法律解释就是化解这一尴尬处境的有效途径之一。社会学法律解释方法立足于法律的社会效果,社会目的或社会利益成为进行法律解释的重要尺度,但也并不否认法律自身的效果。社会学解释方法有助于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法律方法的司法价值——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说起

司法领域出现的“类似案件不同判决”现象,涉及到疑难案件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如何行使的问题。从法律方法的视角观察,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为法官提供了思考和解决疑难案件的框架,但决定性环节仍需法官运用自己的价值判断。从根本上说,法律方法的运用,能够使裁判的获得成为一种民主公开的过程,一种分析说理的过程,从而也是司法公正的实现过程。法律方法虽然不能保证法官得到唯一正确的答案,却能大大提高裁判的可接受性和说服力,这是法律方法在司法领域的最大价值,     

结合案例浅谈疑难案件突破的思维方法

疑难案件在公安机关侦查过程中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不光是不能侦破会使犯罪分子逍遥法外,损害人民群众利益,而且侦破的相对迟缓也会给社会带来很大的影响。[1]疑难案件是否能够及时侦破,不仅能够反映公安机关应对犯罪分子的斗争水平,同时也是衡量公安基础工作是否全面踏实的重要指标。通过对疑难案件的分析和研究,公安机关能够切实提高疑难案件的破获率。本文以案例分析的形式,从多个细节与角度提出几点应对疑难案件的思路。     

法律事实是纯粹的客观事实吗——略论法律适用中的事实认知

法律事实是法律适用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不仅具有客观事实的属性,而且还带有规范性.因此,寻求法律事实的过程既是发现证据证明客观事实的过程,也是与法律规范密切相关的、需要分类的过程.     

客观事实、案件事实与法律事实之辨析——法文化解释学的重新解读

本文从"事实"的概念出发,以法文化解释学的方法,从"理解的理解"的立场出发,重新界定"客观事实"、"案件事实"、"法律事实"三个概念,希望能够以此厘清三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并对民事诉讼法上的"以事实为根据"中的"事实"有进一步深入的认识。     

证明疑难案件的处理之道——从“彭宇案”切入

在彭宇案的诉讼程序中,面对难以证明的事实要件,法官先后采取了三种处理方式：运用自由心证认定事实;适用公平原则分配双方责任;通过调解回避事实争执。通过分析不难发现,无论扩张了的自由心证、以“公平责任”之名的结果责任分担,抑或法院调解,都不足以取代证明责任裁判在证明疑难案件处理中的基础性地位。一味排斥证明责任判决,不仅让判决的说服力严重受损,更让法官陷入非常不利的处境。     

论法律推理中的价值判断

长期以来,我们对法律推理的研究多限于以逻辑为基础的研究,这是一种法律形式化主义面孔的刻画,法律推理中价值判断具有必然性。法律作为人类实践理性的产物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地对待法律推理中的价值判断。对法律推理的性质和过程进行初步的探讨,并对法律推理中基于对法律解释和案件事实的价值判断两个角度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认真地对待法律推理中的价值判断问题。     

立法机关的法律解释权述评——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说起

在我国当前的法律解释权体制下,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法律解释权出现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法律解释权的行使不符合法律的要求,法律解释权的行使依据不明确,并且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法律解释权引发立法解释与立法的矛盾。从理论上说,立法机关行使法律解释权的根据不能成立。立法机关是法律的作者,它行使法律解释权不符合解释学原理。立法机关不是法律实施机关,它不需要行使法律解释权。立法机关具有立法权,它行使法律解释权没有意义。由此,立法机关的法律解释权应当废除。     

论法律推理中的价值判断

长期以来，我们对法律推理的研究多限于以逻辑为基础的研究，这是一种法律形式化主义面孔的刻画，法律推理中价值判断具有必然性。文章对法律推理的性质和过程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探讨，并对法律推理中基于对法律解释和案件事实的价值判断两个角度进行了探讨，并主张我们必须认真地对待法律推理中的价值判断问题。     

论法律解释体系的“模型化”构建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目标和过程体现在,通过一种解释体系的构建,实现对社会历史现实中主体形态以及主体行为运行目标和规则抽象性表达。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上述过程最终走向模型化发展趋势。具体到法律科学研究过程中,则直接体现在理论建模和数据分析相结合的实证分析方法的技术化路径的实现与应用,即从模型构建的角度看,在法律体系运行的分析意义在于对于一个实际对象的运行过程的分析和模拟之所以能够实现,关键在于如何发现既能准确表征又能有效模拟该系统演化规律的算法体系。实践中如何在模型数据的分析过程中,能够实现有效的运算方法体系建构与分析,从而达到以数据化体系模拟实际对象运行的目的,成为法律解释体系的“模型化”研究的关键环节。     

从法律感到法律论证——法律方法的转向

从我国法学的现实状况来看,以法律感加以概括的各种理论遇到了许多难题,传统的法律方法在解决司法的正确性或恰当性方面越来越暴露出其缺陷.而近些年兴起的法律论证理论是一种由理论超越经验、由简单代替复杂的方法,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达致法律的确定性的理性途径.     

论法律变迁的价值指向——从户籍制度改革切入

法律的产生和变迁是为了提高社会合作效率,获取更多收益。法律变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外部收益内部化的具体价值目标,追求整体和长远效率。为了提高合作效率,法律还必须保障公平。法律变迁也是公平与效率由分离走向统一的过程。我国目前进行的户籍制度改革,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其他制度改革都可以反映出法律变迁追求的价值。     

法律解释方法批判：主观还是客观

司法实践中,法官应该绝对忠于法律,法治原则强调法律解释的客观性,以实现法律的公正与权威。然而,法官所采用的文义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法意解释等解释方法实际上根本无法达到解释的客观性。法律解释的过程实际上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辩证统一,法官真正应该追求的是无限接近法律的价值内涵而不是绝对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