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法性看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发展

合法性决定着政治发展的空间，而政治发展反过来可以巩固和提升合法性，这种内在的关联决定了合法性是透视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全面合法性危机是新时期政治发展的背景，三个阶段的政治发展有着不同的重点，合法性的重构也经历了从单一到均衡的过程。新形势下的政治发展仍然面临着多方面的严峻考验，政治意识、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是影响政治合法性的三个基本层面：从政治意识层面看，理论自觉与理论创新仍然是推动政治发展与塑造合法性的重要动力；从政治制度层面看，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政治发展的主要内容与巩固合法性的主要途径；从政治行为层面看。约束、监督政治权力主体与提升政治权利主体政治参与能力是政治发展的方向选择与夯实合法性基础的根本路径。合法性作为政治系统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起到了衡量政治发展晴雨表的作用。三十年的政治发展铸就了一个新的起点，也开启了对合法性追寻之路。     

论“三个代表”的政治合法性蕴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的直接应答,政治合法性蕴涵是“三个代表”的应有之义。从政治合法性的层面解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利于完整地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消除“三个代表”研究的盲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政治合法性的绩效性基础、意识形态基础、群众基础、法理型基础等方面论证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     

邓小平对政治合法性的维护

合法性是关系到党和国家政权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文革"结束后,维护党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凸现出来。邓小平在对待和处理党的执政合法性问题上表现出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他正确处理了毛泽东的意识形态遗产,开辟了建设法理型权威的道路,并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和反腐败树立政府形象的方法维护了执政党的合法性。     

论东亚国家社会转型期政治合法性的特征

转型期社会的合法性表现出的特征不同于成熟定型社会的合法性。近代以来,东亚国家一直处于转型状态,这种转型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转型期东亚国家政治合法性有现代性和传统性相交织、层次性、结构性、多元性、阶段性、分裂性、民族性和外部性等特征。这些特征对于理解东亚国家合法性的特殊性及其政治文明的特殊性是有帮助的,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进行政治文明建设也有反思价值。     

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政治权威合法性论析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治权威合法性面临一定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宪政健全与发展不足,国家的符号解释能力和可信度受到一定程度置疑,经济绩效的＂政绩困局＂和政治腐败现象损害合法性基础。解决路径在于国家政治权威合法性的制度创新,即建立起国家权力的相对自主性机制、国家行动能力的适度有效性机制和国家权威的制度化合法性机制。通过制度创新确立国家权力、国家行动能力和国家权威的限度,以期政治权威合法性得以重构。     

试论政治合法性与中国共产党组织基础的扩展

现代化的进程,就是对社会力量不断进行整合的过程。从历史-现实的维度与合法性的视角看,中国共产党组织基础是一个不断扩展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基础不断增强的过程。尤其是当今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原有的力量分布格局发生了变化,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这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从合法性的角度看,如何整合新的社会力量,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大胆进行理论创新,提出新的政治思路,基本解决了这个新问题,因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基础,增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     

“三个代表”的政治合法性视阈

政治合法性作为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在不同语境下有着不同的内涵。在当代中国,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在于努力契合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三个代表"从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文化、政治与价值三个向度对政治合法性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理性自觉。只有实践"三个代表",才能积极回应社会转型、党员队伍建设、社会结构调整等对政治合法性提出的挑战,提高执政党的执政绩效,推进党员队伍建设,优选正确的改革战略,夯实与维护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合法性。     

重视和加强对执政党政治合法性基础的研究

现代化变迁和政党转型将不可避免地给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带来深刻影响。需要中国共产党深化对执政合法性的时代认知,不断拓展和汲取新的政治合法性资源,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是对新世纪党的执政地位政治合法性的时代诉求。本文从建构党执政合法性的理念基础、法理基础、利益基础等方面作了阐述和探索。     

合法性与苏联政治的嬗变

任何一个政权都必须拥有一定的合法性资源。在苏共执政的 70多年历程中 ,苏共执政的合法性模式也历经变革。列宁时期 ,苏共执政的合法性主要依靠意识形态来证明 ;斯大林时期 ,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处于一种矛盾状态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 ,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出现了危机 ;戈尔巴乔夫时期 ,苏共欲寻求新的合法性资源 ,却导致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否定 ,并最终导致苏共丧失了政权。     

民生政治：当代中国共产党合法性资源

政党的合法性是民众对政党的认同与承认,是政党执政的基础,不同时代会产生不同的合法性基础。在当代,中国共产党通过发展民生政治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合法性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成熟的条件。中国共产党合法性基础应该从追求经济绩效转变到改善民生的发展轨道上来,发展民生政治。中国共产党要把民生政治作为当代党的工作重心,通过解决民生问题,巩固和发展党的合法性。     

政治主体合法性道德诉求的历史流变

政治主体合法性对其权力的有效行使及整个政权体系的合法性起着重要的作用。政治主体合法性需要民众的认同,在民众的认同和支持要素方面,诸多学者致思于民众对权力行使绩效、权力行使法定程序的评判。然而,政治始终以人为本原,民众对政治主体道德的认同对其合法性更具根本性意义。在传统封建专制体制下,政治主体尤其是封建君主已经自觉意识到用道德光环粉饰自己的政治形象;而在民主政治体制下,自主、平等价值观的彰显和更加开放的舆论环境,对政治主体合法性的道德诉求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政治合法性：执政党建设的重要视角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全面诠释。党要长期保持自己的执政地位,就必须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到实处,实现从承诺向现实的转化。同时,必须改革党的领导方式,明确党作为人民利益代言人和代表的角色定位,建立健全民意表达机制,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和选择,支持和捍卫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     

新时期巩固政治合法性基础的路径选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视角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从其视角来看,在新时期巩固政治合法性基础,需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整合创新、完善制度供给体系。     

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及其当代认同——兼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的本质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理念上的合法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和来源之一.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重统治的合法性理念支持,但他们创造的以"天命"说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固有的缺陷无法真正保证其统治的合法性,使其难免改朝换代的命运.当代中国,在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构建和宣传方面也曾出现过误区,马克思主义才是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理念基础的核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的本质就是实现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念认同.     

执政能力建设与政治合法性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重大课题。事实表明,“执政能力”的增强和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和利用“执政资源”的程度。政治合法性作为一种重要的执政资源,对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本文就执政能力建设与政治合法性关系作一分析,以期从政治合法性的全新角度得到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益的启示。一、政治合法性是有效执政的重要条件“合法性”(Legitimacy)是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是指民众对于现存政治秩序和政权的信任、支持和认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评价标准就是公众对政治制度的认同与忠诚的程度。社会…     

政治合法性视角下的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研究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涉及民众对政治统治合法性的认可及自愿服从程度,对于建设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贫富差距的扩大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进步的障碍。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具有时代价值和意义。     

论政治权力的社会心理基础

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现象,政治权力的存在和维持离不开一定的社会与心理条件.它既包括权力主体的权力欲,也包括权力主体的某些个人特质和社会条件.要维持和巩固政治权力,政治主体必须使政治权力合法化.     

论政策有效执行的合法性基础

作为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政策的作用能否有效的发挥,从根本上取决于政策执行的效率。政策的有效执行是以社会公众对所推行政策的认同和接受为前提条件的,而政策能否被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作为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政府在民众心目中是否具有合法性。因此,要提高政策执行效率,就必须通过提高政府行政绩效和搞好政府公共关系来夯实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基础,进而增强社会公众对政策的认同。     

雍正帝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危机及其重建

合法性问题是政治中的核心问题,可以用来指称所有历史时期的所有统治秩序,故合法性问题的研究也同样适用于中国传统政治.在清朝的雍正年间,曾发生了著名的文字狱--曾静吕留良案.许多学者从历史角度和文化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本文则试图用政治统治合法性这一视角来解读此案,以了解作为统治者的雍正帝在遭遇政治统治合法性危机的挑战时,如何化解危机,并进行合法性基础重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