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影视人类学的认识及其在贵州的运用

（一）影视人类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我国建国初期就开始了。1995年4月24——28日在首都北京以此为命题召开的“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却又属首次，这说明我们的理论研究已落后于实际。因此，这个会议就更显得十分必要和及时。影视人类学，是以影视为手段从事人类学研究的一门学科，或以人类学影片为载体从事人类学研究的一门学科，属于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与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史前人类学、精神分析人类学等学科不同，不是以内容为界定，而是以手段、载体为界定的一门学科。它本身是一个集人类学、影视学两大综合性理论…     

论米德对文化人类学的贡献

米德是美国著名的女性人类学家之一,她与本尼迪克特一起创立了美国的文化心理学学派。她的主要研究贡献有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搜集大量不同文化背景下儿童生理及心理发展的资料,研究文化和教育对儿童成年后人格形成的影响;二是用大量民族志资料来证实文化决定论,并提出了文化在儿童人格塑造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三是将影视方法首次用于田野调查,丰富和发展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论影视人类学视域的拓展

影视人类学是人类学中的分支学科,但在很长时期内,由于技术条件和理论研究的局限,众多人类学者都更重视文字书写而忽视了影像在人类学中的特殊意义,仅将人类学影像视为记录、保存文化的工具,缺乏深入的研究。随着影像器材的大众化和各种新传媒工具的出现,视觉影像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日益广泛而深刻,以影像记录为基础和研究对象的影视人类学在发挥基本功能的同时,如果更加积极地与视觉、感觉、认知人类学等其他研究领域有机结合,将会对影视人类学的研究深入乃至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作出更积极的贡献。     

电影、媒介、感觉:试论当代西方影视人类学的转向与发展

当代西方影视人类学在民族志电影制作、媒介应用、感觉研究三个方面与人类学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表现在:其一,作为电影的民族志,影视人类学以电影制作为民族志实践的核心,为人类学学科提供了新的知识生产途径;其二,作为以媒体运用与研究为主的应用人类学,通过对新旧视觉媒体的兼容并包,影视人类学在专业学术上和广泛的大众领域之间建立了沟通桥梁;其三,作为一种交流与批判的声音,影视人类学呼吁视觉、感觉研究与人类学的密切结合.当代西方影视人类学,无论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还是在与人类学及其他学科的不断整合的研究过程当中,都逐步显露锋芒.     

追寻村落--对两种不同的人类学田野研究的省思

人类学视野下的村落研究所引起的争议,促使人类学者不断地反省和思考人类学田野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回访"与"超越"是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也是对人类学田野研究的有益省思."回访"不仅仅是延伸了先驱者作品的学术生命和意义,更重要的是对过程中的社区进行新知识基础上的再诠释.而"超越"所展现的学术意义则不仅仅在于努力赋予人类学视野下村落研究的合法性,还在于在超越中使其得到持续发展.     

试论人类学研究中民族志资料的价值

一、民族志资料的重要性著名的人类学家Ｅ·Ａ·霍倍尔在他的《原始世界中的人：人类学导论》一书中对民族志定义为“人类学中专门属于文化之记述的一个部门。”①在８０年代较新的材料如霍尔墨斯和帕里斯合著的《人类学导论》一书中，则把民族志定义为“人类学家在田野工...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对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挑战与机遇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研究的灵魂,传统意义上的田野调查的理想对象是原始、封闭、落后的族群.然而随着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发展,严格意义上的原始、封闭的族群已很难找到,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在这种变迁中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同时也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更多新的课题和研究视野.     

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矛盾与困境

研究者与调查时象之间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难题.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存在的主要矛盾,与此密切相关;由此引发的多种方法论阐释也面临着各自的困境.正是这些矛盾和困境,促动着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向着日臻成熟的方向发展.     

影视人类学在云南

人类学是研究人类自身及人类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起源、发展和演变及其规律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借助现代电子技术（通过电影、电视手段）,运用人类学学科理论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影视人类学,由于它自身所具有科学内容的真实性、声像兼融的直观性、传播及时的广泛性等特点,愈来愈显示其学科多功能优势和深厚的发展潜力。而影视人类学作为区别普通记录片的一种特殊影视片种,在其存在的近一百多年来,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族学者、普通观众和大众传媒的喜爱,并继续不断地在当今科研、教学和传播等领域发挥其巨大的影响与作用。 云南——中国影视人类学的摇篮 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族别最多的省     

人类学的多田野：从传统村落到虚拟世界（下）

“田野考察”是人类学的重要构件之一，在以往的专业表述中甚至常与人类学本身相等同。其中之意，每每指向乡野、海外，代表蛮夷、土著或“待开化”的野蛮人。受此影响，在中外学界的普遍认知中，“到远方”“去异地”便被视为人类学者的“通过仪式”与身份标签。如今，在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的冲击下，人类学田野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交映生辉的多元局面。从去时间的视角出发，不取单线进化之眼光，而将由古至今既有的田野类型视为开放并置的共时结构，可将目前涌现的演变趋势概括为“上山—下乡—进城—入网—反身”的五维体系，亦即迈入数智文明之后人类学的多田野。     

人类学的多田野：从传统村落到虚拟世界（上）

“田野考察”是人类学的重要构件之一，在以往的专业表述中甚至常与人类学本身相等同。其中之意，每每指向乡野、海外，代表蛮夷、土著或“待开化”的野蛮人。受此影响，在中外学界的普遍认知中，“到远方”“去异地”便被视为人类学者的“通过仪式”与身份标签。如今，在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的冲击下，人类学田野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交映生辉的多元局面。从去时间的视角出发，不取单线进化之眼光，而将由古至今既有的田野类型视为开放并置的共时结构，便可将目前涌现的演变趋势概括为“上山—下乡—进城—入网—反身”的五维体系，亦即迈入数智文明之后人类学的多田野。     

读《闽台地域人群与民间信仰研究》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社会学诸学科的一种研究方法。在故纸堆文献研究回旋余地有限的情形下，行走田野、融入田野就成为一个不愿因循守旧、渴求创新与突破的学者的一种必然选择。     

回族妇女“病患”行为研究——以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回族妇女“病患”行为为例

笔者在临夏地区的田野调查资料显示,当今影响回族妇女健康的疾病主要是慢性疾病,回族妇女在处置疾病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病患行为,体现了本民族独特文化的影响。本文从医学人类学、医学社会学及女性主义人类学的交叉视角出发,将其病患行为分为5个阶段,也可以称之为5个特点或内容。     

国家教委第二期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在昆明举办

国家教委第二期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在昆明举办由云南大学主办，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承办的“国家教委第二期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于１９９７年１月６日至２０日在云南昆明举行。中国民族学会会长宋蜀华，中国人类学会会长陈国强，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     

中国人类学发展史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人类学发展史中的几个问题王建民人类学在中国要有新的发展，首先应当加强田野调查，并认真研究理论与方法，同时需要回顾过去的历程，以发现问题，明确方向，寻求出路。本文拟就此提出一些个人见解，以就教于各位同仁。一、问题研究对学科史的意义在中国人类学发展历...     

情感与人类学关系的三个维度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情感作为专门的研究领域被纳入人类学的学科视野,情感人类学正式成为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之一。然而,情感之于人类学的意义,绝不限于成为一个新的研究主题或了解文化的又一个切入点。作为一种具有认识潜力的方法,情感体验正在推动人类学方法论的反思与更新。而对于田野过程中人类学学者自身情感状态的呈现与反思,也成为深化人类学表述的实验民族志方向之一。这三种维度一道,构成了当今人类学与情感错综复杂的关系,极大地改变着人类学的知识图景。     

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理论反思

人类学田野调查既是资料的搜集,又是典型的按照某种特定范式进行的理论生成活动。不同的田野工作会因其所遵循范式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人类生存方式的多样性必然要求人类学调查者采用不同的方法。参与式观察法在人类学调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并不具有普适性。知识是经验与理性的统一,简单的经验积累并不会带给人类知识的增加,人类学知识亦然。生活意义的多样性要求人类学对此做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解释。     

社会学视角下藏族锅庄舞文化变迁思考——以甘孜藏区德格锅庄为例

选取四川甘孜藏区德格县锅庄为研究对象,采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参与观察和深度访问的方法,结合相关的文献和影音资料,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德格锅庄进行分析,并进一步结合时代背景,对目前德格锅庄的变迁进行了论述和深入思考。     

田野工作的情感--兼论毛泽东早期调查的田野价值

田野的真实与客观只是基本功 ,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给人类营造一种和谐、完美、自然、纯净的意境 ,才是人类学学科追求的最高境界。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者不仅是照相机和笔记本 ,而且更应是人类社会未来的设计者和创造者 ;不仅不能排斥情感 ,而且必须正视情感 ,融情感于田野之中 ,去除田野调查者对调查对象的漠不关心的态度 ,或单纯的文本解读、理论验证 ,以使田野由单纯的科学调查升华到对人性的关注与社会的责任。     

关于人类学研究进路的一些思考——以“地方”基督教研究为例

在中国基督教研究中,人类学根植于田野调查的研究方式在提供了鲜活的日常生活案例之外,其对"地方性"的强调,也随之扩展了对于基督教的"地方性"和多样性的理解。承认这些知识贡献并不意味着不应当对人类学,特别是当代人类学研究有所反思。如果人类学研究不愿意落入孤立的个案、碎片化的叙事、地方主义的立场等这样的陷阱,而试图回归经典人类学对于人性的普遍主义的追寻,同时又要延续人类学传统对于地方性、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人作为行动主体的能动性的强调,就理当更为综合和整体性地考虑个人与历史和社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