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权力结构嬗变过程中乡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

随着国家和乡村之间权力博弈的演变,中国农村权力结构也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先后经历了古代双轨制权力结构、人民公社时期单轨制权力结构和改革开放以来多中心化权力结构的嬗变过程。农村权力结构嬗变是引起乡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重要诱因,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的历史嬗变引起乡村公共产品供给经历了从自我供给到集体供给再到多元化供给的制度变迁历程。农村权力结构与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之间息息相关,合理分配村庄权力、优化农村权力结构对解决乡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以及建构有效的乡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村庄三元派系的利益博弈与权力结构的稳定性——以W村为例

村庄三元派系不同组合的赛局可以形成多种村级权力结构稳定与不稳定类型。村庄三元派系力量的均衡度与村级权力结构的稳定性成负相关,三元派系力量越均衡,村级权力结构越不稳定,反之亦然。W村是三元派系力量均衡、村庄权力结构极不稳定的典型代表。要促进村级权力结构的稳定,就要强化村庄派系精英的素质教育和制度建设,提高他们的讨价还价能力的宽容度,促进农村社会公共精神的发展。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我国村庄"多元"治理模式

村庄"多元"治理模式是与"一元"治理模式相对立的一种模式,是以"多元化"治理权力为基础,以"多元化"治理主体为核心,以"多元化"治理资源为桥梁,以"多元化"治理手段为途径的一种村庄治理模式.要建立理想的村庄"多元"治理模式,就必须根除实践中存在的立法、行政和经济文化三大障碍.同时还要看力构建"多元"治理权力和治理手段的合法性机制和协调机制;构建"多元"治理主体和治理资源的培育机制和协调机制.     

村庄治理秩序问题的三层分析

以村级正式权力影响力、村庄经济社会分化程度与村庄归属感作为分类指标,改革开放后至今的中国农村可分为四种理想类型。对税费改革前后两个时段中这四种类型村庄的精英权力结构和村庄秩序的考察表明,村庄精英的角色和地位是构成精英权力结构的先决条件,而处于变动中的后者则不断对村庄治理秩序施以作用。     

村落视野下的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化——对安徽宅坦村一项历史社会学的考察

以安徽省宅坦村为个案考察了村庄人的社会流动,并探讨了社会流动对村落社会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宅坦村的社会流动包括经商型社会流动、教育型社会流动、战乱型社会流动、开族型社会流动。社会流动促使村落社会结构的变化,一方面村落原有的门派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村落中的＂习惯＂又保证了村落结构的非阶级化冲突。     

村庄精英利益博弈与权力结构的稳定性

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转换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村庄出现了体制内和体制外、强势和边缘精英的复杂结构形式。这些精英为了实现各自的利益目标,在村庄活动中表现出不同的利益行为,从而形成了若干利益博弈模式,形成村庄权力结构稳定与不稳定的两种类型。     

社会性别视角下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分析——以河南省为例

随着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农村妇女在村庄治理参与水平方面有所提升，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以河南省为例，立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采用社会性别的分析视角，将农村妇女参与置于男女两性共同塑造的社会角色和权力结构中来考察，并对不同妇女群体在村庄治理中的参与状况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村庄正式权力机构中性别比例严重失衡...     

回应与责任：村庄自治组织形式的多元化建构——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的制度化调整

村民委员会是当前我国村民自治的主要形式。由于各个地方的历史、地理、人文、社会资本和政治生态迥异，全国整齐划一的村庄组织形式有必要因地制宜地进行调整。在村庄治理结构和组织形式的调整中，必须强化村民自治组织的回应性和责任制，以多元化的组织结构适应多样化的村庄社会生态。村庄的治理结构和组织形式的架构与运作必须立足于人民的自治能力之上，切实保障村民作为村庄治理主体的地位。     

精英俘获:村庄结构变迁背景下扶贫项目“内卷化”分析——基于黔西南N村产业扶贫的调查研究

产业扶贫是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的重要措施,国家和地方政府投入了大量项目资源。村庄调研发现,村庄精英主动侵占扶贫资源和被动承接扶贫项目是精英俘获的两种路径,精英俘获造成了扶贫项目内卷化,成为影响农户脱贫的重要原因。在乡村变迁背景下,阶层分化的村庄社会结构、精英垄断的村庄权力结构以及悬浮型的村庄治理结构,是精英俘获扶贫资源的社会基础。在脱贫攻坚工作中,需要更多地关注扶贫工作与乡村社会的互动,把村庄社会结构变迁的客观事实纳入扶贫和研究工作中。     

身体力量和村庄秩序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权力在乡村的深入,遏制了村庄内的豪强势力,减弱了"力"对村庄生活的影响。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体制改革,不断弱化国家权力在乡村的影响,"力"重新登上村庄生活的舞台。     

基层民主的实现与乡村社会特性关系浅析

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在政治和法律的强劲支持下逐步推进 ,但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遭到诸多因素的干扰和阻力。乡村社会特性在村庄权力结构、村庄区位结构、宗族背景等方面均对基层民主的实现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开放选举与封闭治理:精英行动逻辑视域中的村庄权力再生产

精英与权力一直是村庄研究学术史中的主角。本文以村庄精英的行动逻辑作为连接选举与治理的具体线索,完整展现个案村庄权力再生产的内在逻辑。个案研究表明,村庄精英在选举和治理场域中呈现出双重行动逻辑:作为选举行动逻辑的差序动员和作为治理行动逻辑的消极服从。差序动员表明村庄权力再生产在选举阶段具有开放性和竞争性,消极服从则说明村庄权力再生产在治理阶段仍然带有排他性和封闭性。从差序动员到消极服从的转变说明,村庄精英的权力身份和体制精英与现有治理制度的利益绑定是影响村庄权力再生产的关键因素。非体制精英治理改革的失败则说明民主选举在驱动民主治理方面存在失灵风险。     

“面子”与村庄权威结构的再造——以税务场村为例

支配农民面子行为和面子观念的规则发生了变化,面子的个体性和公共性是理解这种变化的核心。笔者认为,村庄中的面子成为了个体的面子,面子与村庄社会分层产生了互动,村庄的所有成员不再共享同一套面子系统。个体化的面子不仅再造了个人权威,也再造了村庄权威结构。     

村庄资源与贿选

村庄资源是村委会选举中贿选的内在动力来源和竞选者实现利益的基础，也是贿选蔓延的终极源头和激励因子。村庄资源可以分为村庄物质资源、权力资源、社会关系和脸面资源。在这些资源中，村庄物质资源是消费性有形资源，社会关系和脸面资源是无形的精神资源，而权力资源是工具性资源，即贿选者通过贿选投入获取村庄权力，然后通权力的运作可以实现个人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所以要从源头上铲除贿选行为，就必须强化村级管理制度的系统建构和民主管理监督体系建设，同时还要积极推进村庄典章建设。     

村级财务与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图景——以D村财务收支变化(1973-2003)为例

本研究旨在通过D村30年村级财务收支关系的变化来揭示基层治理变迁的轨迹,进而把握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图景。个案研究发现: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国家政权建设以行政集权的方式渗透国家权力,村民过着集体生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国家政权建设开始呈现自主性与行政放权的特性,村民的经济生活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但在收支关系上却出现了失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后,国家政权建设的形式更加多元化,公共权力借助于各种手段向社会提取资源,国家政权的内卷化现象开始出现,村民的经济生活在提高的同时也承受着重负。由此,国家政权建设变迁的历史图景呈现出了一个"加强-松动-再加强"的过程,这一过程透过村庄的收支关系变化微观地呈现出来。     

论社会建设与社会体制改革

在我国历史上,许多社会公共事务是由政府外的社会组织治理的。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有国家无社会的模式。改革开放后,社会组织虽然有所恢复和发展,但远未实现政社分开。随着多元利益群体产生,社会结构也已经多元化,强国家——极弱社会的结构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要求,迫切要求社会管理模式的转型和新建。政府与多元权力中心对社会进行合作共治,是一种适应现实要求的新模式。形成政府掌握公共权力、市场掌握配置资源的权力,社会掌握自治权力的三元结构,才能形成和谐社会的新格局。     

作为乡村社会控制手段的“面子”：涵义、特征、运行机制

我们基于对中国数个村庄的田野调查，以探索“面子”如何成为乡村社会的非正式社会控制手段之一。“面子”具有可交换性和可逆性，争面子行为在村庄形成面子等级结构。在这个等级结构中不同层级之间权力与义务不对等，并且在上下层之间有着畅通的流通机制。面子具有他律性，在乡村熟人社会中，人们的越轨行为更容易受到集体的排斥，导致面子惩罚的有效。然而面子作为控制手段的前提是村庄的生活面向，在一个生活面向向外的村庄，农民不在乎他人的评价，村庄中的“面子”也就不再起作用。     

论我国执政党权力实现方式创新——基于地方治理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及社会多元化的不断深入,我国地方治理体系也初步形成。以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与权力多元化为特征的地方治理,在形塑地方治理环境的同时,也极大地冲击了执政党的传统权力实现方式。这种冲击具体表现为民众政治认同感弱化、权威决策系统运行受制、政府治理能力与策略短缺等多种形式。通过对执政党介入地方宪政结构、党政结构、司法结构、层级结构与网络结构的实然方式和实际作用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政府部门必须以理念创新达成治理共识为起点,以结构创新理顺治理权力关系为基点,以职能创新确定治理格局为支点,以机制创新提升治理动力为着力点,全方位推进地方治理体系中执政党权力实现方式的创新,才能应对好当前的治理冲击和挑战。     

全球化对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影响

全球化将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空环境。各国间相互依存和互动关系的增强导致传统的国家主权受到制约 ,具体表现为 :全球性经济组织的运行是以参与国若干主权的让渡和转移为条件的 ;公众信息来源的日益广泛化、多元化 ;国际组织与国际公约作用的扩大 ;国家权力结构的变化。全球化对后发展国家的政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政治文化的发展形成了双重影响 ,而且由于社会结构转型的同时进行 ,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     

浙江省“富人治村”村庄治理的新常态

浙江省"富人治村"的多年实践,有序推进了村庄治理理念、公共组织体系、公共权力结构的制度化嬗变,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富人村官为主导,重利益、重规范,以公共福利提升为宗旨,以经营村庄为手段的村庄治理新模式、新常态。这一新常态的逐步清晰,对于克服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职能的退化,村庄的"空心化",有序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村庄治理的现代化无疑有积极意义。针对存在的隐忧,可以通过住村指导员制度与大学生村官制度和村庄治理的法治化建设实现人才补充、制度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