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与“嫁接”——海外华文文学滥觞时期的继承关系

海外华文文学的滥觞时期 ( 2 0世纪上半叶 ) ,是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文学时期 ,它既是对中国国内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呼应与反馈 ,又是对海外华文新文学的启蒙与滥觞。最早的海外华文文学实体 ,出现在南洋地区 ,即以新加坡、马来西亚为主的东南亚地区 ,它对中国文化文学的“移植”及对西方文化文学、居留地文化文学的“嫁接”典型地反映了海外华文文学在文学继承关系方面的基本特点与发展走向。     

场域中的行动者:社会组织领域的权力格局分析

在场域理论工具下,本文分析了社会组织场城内的行动者及其关联而成的权力格局,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以及再均衡的制度设计.当前社会组织场域处于定型初期.人力、资金从行业外大量流进,纷纷“抢滩”,以取得优势位置.不可避免的复制了场域外的资源组合,其最后的结果是将社会组织场域分割成不成的次结构.虽然可以在宣传上制造概念,但依然缺乏实践诠释,这是基于行业内流动的情况分析.其他场域的品牌进入社会组织场域,天然就与在未来有较大可能性获得成功的人结盟:这是基于经济利益的逻辑或者权力层级的逻辑.但这两种逻辑恰恰与社会组织场域所预期的共同逻辑不一致.基于行业内流动情况分析,笔者对当前社会组织场域内权力分布关系的判断是:行业上层力量植入与下层力量原生并存,两者之间出现断裂而无法正常流动.     

由《远航》看弗·伍尔夫与文学传统的对话

通过对文学典故的密集化用,弗吉尼亚.伍尔夫使得小说成为表达其历史与文学观的又一场域。作为一部呈现伍尔夫在其小说初创期质疑与修正文学遗产的作品,《远航》对于考察作家的思想发展有着特殊意义。伍尔夫不仅借与自己同龄的主人公的成长表达了憧憬与梦想,亦与文学传统进行了对话。对《远航》中文学传统与作家的性别意识交互作用关系的辨析,成为理解伍尔夫从父权中心的文学传统中艰难蝉蜕的方式与形态的关键环节。伍尔夫一方面通过抗拒性阅读顽强表达了女性读者的不妥协立场,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女主人公命运的改写对传统的求婚叙述进行了重构。     

论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从场域理论的视角

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是鼓励公众有序政治参与的新形式。它既与中国社会的多样性、复杂性相适应．也与发达国家的代表性理论具有一定的契合性。场域理论为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分析视角。本文根据实践场域客观存在的协商民主形式,从协商主体、主题、具体形式、方法、程序等方面对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提供经验支持．进而说明这一协商民主形式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新观念和新实践。     

超越自我的群体幻象——意识形态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社团的研究

意识形态不仅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更多作为一个在某种特定利益驱使下形成的包含着欲望、情感、表象的知识系统,有着理论和实践的功能.它包容着政治、经济、道德、伦理等观念思想,但又不是简单的等同.意识形态是一个动态的整合的文化概念.这一理论视野提供了重新审视和阐释现代中国文学社团的可能.现代中国文学社团的源流、生成及形态等,与现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等诸方面构成了关系复杂的网络.现代中国文学社团发展史既是一部现代意识形态史,又是现代知识分子不断追求超越自我的群体幻象.在一个互动的文化结构体系中,考察现代文学社团自身,反省现代文学社团研究,重要的是尊重文学社团的独立形态、结构特征,正确区分与文学流派、思潮的整合关系.     

论文学传统的价值与现实意义

本文将从不同的视角去阐述文学传统的价值与意义,让我们对传统文学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和了解,使传统文学在世界文化中发扬它的光芒和引导功能。     

基于布尔迪厄场域理论视角的家庭教育场域研究

在家庭教育研究中引入社会学研究方法对家庭教育实践的理论探索具有启迪价值,其中场域理论更显重要,有利于反思家庭教育研究中长期驻足于"初级关系"的研究不足。从场域这一社会学视角入手,立足家庭教育中的"次级关系"层面,考察家庭教育场域中的位置、资本和惯习,透视家庭教育场域的产生,辨析基于场域视角提升家庭教育实效性的可能,是反思家庭教育培养目标,指导家庭教育实践,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有益探索。     

被消费的"文革"历史与当代现实——消费文化语境下《兄弟》的生产与传播

余华的<兄弟>在2005、2006年的分期出版是当代文学的一次重要事件,它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典型地显示了消费市场和商品文化主导与影响下的文学生产机制对文学的宰制作用.从文学叙事的角度看,消费文化及其文学生产机制影响了<兄弟>的审美品格和叙事特征,"文革"历史与改革时代的现实在小说中呈现出夸饰化、漫画化、荒诞化的倾向.这种文学症候标识出余华由先锋作家到畅销写手的某种隐形蜕变,同时,对于当代文学的发展来说,文学与市场、消费文化保持适度联姻时,要规避其对文学自主性和文学审美品质的潜在伤害,要对消费文化保持适当的警觉.     

三重场域下中国基层法官离职类型探讨

通过对基层法官为何离职这一组织现象的层层剖析,勾勒出当下中国基层法官日常生活中身处的三重场域及其生存状况。受到权力场域和社会场域的交互影响,司法场域中的基层法官只能拥有"有限"的司法判断权,既需要面对来自权力场域中的日常政治,又需要考虑并解决深嵌于社会场域中的各种人情世故,陷于法律人、公务员和社会人三种身份的定位混乱。相关调研分析表明,权力场域主导下的基层法官在行动中分别表现出了三种不同的角色和离职类型,分别是权力持有型法官的高原型离职、权力依附型法官的瓶颈型离职以及通常不会选择离职的权力边缘型法官。     

当文学遭遇资本——产业化语境中的文学生产与亚文学生成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由于资本的扩张,文学生产加速了由商业化向产业化发展的进程.资本逻辑对文学生产的支配不仅改变了文学的生产方式,和延展了文学生产的产业链,而且将文化工业的形式注入到文学文本形态之中.由此文学生产渐将文学本身悬置,呈现出产品生产的特征,文学越界也因而发生,使亚文学文本得以生成.     

“文化霸权”话语的本土实践与反思

“文化霸权”成为1990年代以来人们谈论东西方文学与文化关系时所使用的关键词之一，开创了在中国文论语境下的“理论旅行”。它从思维模式的“二元对立”、话语领域的西方霸权、民族情结的强烈诉求与传统文化的回归和高扬等四个方面展开其话语实践。在其话语实践中，重新陷入了“文革话语”的历史圈套，遮蔽了我国文论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以及所面临的问题，对西方进行想象化的本质处理与传统文化的异化塑形，彰显出本土权力的运作机制。我国文论应该在世界文论体系的观照下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为世界文论的发展做出特有的贡献，促进文论知识科学有序增长。     

国学考据学的证据法研究及展望——从一重证据法到四重证据法

本文论述人类学对传统的国学方法之开拓与更新：文学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作为现代以来的人文研究新范式。在方法论上与国学考据学相对接,经历了从20世纪初期的二重证据说,到90年代的三重证据说,人类学视野与方法的介入给国学带来的格局变化;再到21世纪初的四重证据说．描述跨学科潮流影响之下的文化整合认知范式出现及其意义,侧重在古史研究方面,梳理出从信古、疑古、释古到立体释古的四阶段发展演变轨迹。对立体释古范式的现阶段应用实践及其前景,结合人类学中新兴的物质文化研究和新史学发展潮流,作出学术评估与展望。     

困境与突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反思

中国现代学研究的历史大致可分为“认定”（1919-1949）、“界定”（1949-1978）和“确定”（1978-）三个时期，前两期奠定了研究的基础，后期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现代学的研究格局和深度。8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领域的局限、方法论的危机、思想性的缺席以及彼此之间的失衡，造成了现代学研究发展中的困境。新的化语境下的现代学研究必须史料、经典、思想性和学术性并重，在新的学术生长点的寻求中实现突破。     

A Reasonable Balance of Law and Sentiment: Social Order in Democratic Taiwan from the Policeman's Point of View

Taiwan's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has engendered a contradiction in its legal regime: consolidation of rule of law at the macro-institutional level is matched by the persistent marginalization of legal authority in ground-level social practices. This article uses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neighborhood police to explore certain practical and structural elements involved in maintaining this contradictory sociopolitical order. I examine some of the processes through which state authority is invoked and applied to the policing of public space, focusing on the ideals of legitimacy that animate these processes. The argument of the article is tha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embodied in contemporary Taiwan's "idea of police"—exemplified in the trope of a balance between reason, law, and sentiment—are crucial to understanding how solidific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within state institutions is kept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a social sensibility that does not take law as the last word.     

风雨百年路沧桑--中国近现代法学的反思

中国近现代法学自上个世纪初诞生以来至今已整整经过了百年,其间几多收获,几多遗憾。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与思维的局限性,中国法学从诞生之初便走上了一条割裂传统的不归之路。这样,百年来,中国近现代法学实际上是在学习与移植外国法律和法学的轨迹上递嬗至今的。这种情况不能不一开始就导致了中国近现代法学的后趋性、无根性、脆弱性及与社会现实、民俗国情乃至文化传统的脱节性。这种情况至今仍然没能真正得其法而获根治。     

民族法文化与中华法系——以金代为例

本文试以12-13世纪中国北方游牧文明对中原农耕文明的又一波撞击中,女真习惯法文化与中原儒家法文化双向流动、融汇而成的多元一体的金法文化为例,说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荟萃各民族法律文化之精华,兼收并蓄,广采博取,取精用宏,才铸就了自身独特的法律品格;而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典型代表,中华法系的形成也经历了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历史过程;中华法系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法律意识、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长期交流、融合的产物。     

文学史家也是文学批评家——从陈平原对夏志清的批评谈起

陈平原对夏志清文学史写作的批评中强调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分界,这一提法反映了美学对于文学史家只是辅助手段的偏见。过分注重演化价值的文学史写法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即强调科学、实证的研究思维,忽略了作品与艺术家个性的关系以及艺术作品里隐含的世界观问题。文学史家在建构宏阔的史学框架时应同时具备对作品的想象性理解,因而优秀的文学史家也是文学批评家。     

20世纪中国文学建构中的新传统因素

清末民初是20世纪中国文学新传统形成的重要阶段,特别是在中国意识的影响下,中国文学的文学观念、制度建构和审美趋向等方面都出现了有别于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新传统因素,诸如文学功能的历史化、文学建构的社会化和文学演进的尚武化等都较大地改变了文学书写的整体面貌。     

关于几个欧洲文学术语的翻译

在民族文学发展过程中,许多国家都出现了自己独特的文学样式。翻译这些为某国或某一文化圈所独具的文学事象时,我们不应牵强地“套用”译文所在国类似的或近似的文学术语,而应另铸新词,从而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的异域性和独特性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