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心理视域下的官员腐败研究

导致官员腐败的因素较多,其中行政心理因素是一个关键因素。为了探寻官员腐败的行政心理变化,运用实证研究方法,从"正义网"反腐板块中随机抽取30份腐败官员的忏悔录作为样本,对腐败官员的职务级别、成长背景、工作环境等个人特征进行定量描述分析,探究官员腐败的心理原因,对其前腐败、腐败初、腐败中、腐败后及案发后等心理蜕变过程进行研究,发现这一群体腐败的心理变化规律,并从行政心理角度探究预防官员腐败的措施,以期能够引起公共行政领域对行政心理的重视,从而有益于我国公共行政的完善。     

腐败心理与腐败治理

腐败行为的背后是腐败心理的逐渐形成.官员腐败心理形成的主观因素,主要是政治认知的变化,即世界观和价值观已经开始扭曲；而客观环境,则应注意社会民众对于腐败的麻木、冷漠甚至羡慕对腐败心理形成的外围支持作用.腐败心理如任其蔓延,极有可能形成腐败文化.铲除腐败心理是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一个重要措施,也是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廉洁从政心理教育体系的构建

腐败心理的形成有一个由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的渐进过程,并经历认识蜕变、心理畸变、人格裂变等不同阶段。在腐败行为中,认知的蜕变、心理的畸变和人格的裂变是互相联系和渗透的,共同构成腐败心理的一般特征。要从源头上做好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加强廉政心理教育。构建集廉政心理教育机制、自我心理约束机制、腐败心理预警机制、腐败心理矫正机制为一体的廉洁从政心理教育体系,以筑牢廉洁从政的心理防线。     

“圈内化”“类型化”:科层制弊端与腐败心理发生机制及对策

借助政治心理学的"圈内化"和"类型化"理论,从科层制行政管理制度契入、分析科层制对官员个性特质和心理状态所形成的影响来看,官员主要分为三类:偏向利己型、偏向利他型和利己利他兼顾型。这三类官员因个性心理动机的需要又形成了"圈内化"的特点。这种心理发生机制易产生腐败行为。探索通过改进科层制,优化政治生态、管理心态、文化形态和绩效模型,以完善的制度约束公共权力行使中的错误心理冲动,以积极的疏导增强官员在腐败诱惑面前的心理抵御能力,消除科层制的负面影响,开辟廉政建设外力和内力双效联动的新路径,十分必要。     

领导干部腐败心理的阶段性特征研究

腐败心理是异常心理,对腐败行为具有驱动和引导作用,它的产生、发展与消亡遵循着特定的规律。揭示腐败心理的本质内涵、明确腐败心理的学科定义、研究腐败心理的阶段性发展特征,可以为有效地预防腐败行为的发生提供理论依据。     

“报复性腐败”及其防范机制构建

报复性腐败"是指某些政府公务人员认为自己长期勤恳清廉的工作,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升迁或重用,为报复单位和领导而大肆贪腐的现象。"报复性腐败"产生的原因,一是因为这部分官员的做官目的偏狭,导致心理严重失衡乃至极度扭曲。二是官员基本人生观、价值观的迷失导致极端的贪婪腐败。三是一些政府部门内部的民主行政不够健全,普通官员维权通道不畅通。因此,必须加强"报复性腐败"的防范机制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廉政文化氛围;要建立公正公开的人事提拔任用机制,超越"天花板"逻辑,设置多维的正激励路径;要建立官员的精神干预和心理疏导机制、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对官员的民主监督。     

腐败心理演变的阶段性特征及其预防

腐败被称为"政治之癌",对腐败心理问题的研究是创新反腐败研究的重要渠道。腐败心理的演变过程包含了三个阶段,即腐败心理的潜伏阶段、腐败心理的形成阶段、腐败心理的巩固阶段。腐败心理的潜伏阶段主要受外界不良环境的影响,腐败心理的形成阶段主要和主体自身信仰的异化、公权力的自蚀性相关,腐败心理的巩固阶段主要是制度缺失和监督缺位的原因。应根据腐败心理演变的不同阶段采取针对性预防措施,即构建廉政文化教育体系,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文化环境;加强对权力主体的执政道德建设,实现"四种形态"常态化;加大惩治力度,进一步加强立法和制度建设等。     

党政官员腐败心理剖析

党政官员违纪违法和腐败行为是一种很复杂的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很复杂的心理行为,其主要表现为:贪婪、傲恃、攀比、侥幸、两面、恐惧、戒备、抵触对抗等八个方面,只有对其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深刻的剖析,才能警示党政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在反腐倡廉、惩治腐败的斗争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永葆公仆本色,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腐败成因: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的视角

社会文化心理是腐败形成的重要心理气候条件和文化生态环境,也是现阶段我国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的深层社会心理根基和思想文化温床。与腐败形成关联密切的社会文化心理主要有封建思想遗毒、社会文化失范、腐败社会认同和人情裙带观念等。因此,反腐倡廉需要从社会文化心理入手,开展文化建设和心理建设,尤其是开展深入的文化反思和深层的心理分析,才能从源头上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与温床。     

职业激励、制度环境与官员的腐败容忍度——基于E厅官员的结构性访谈

通过对E厅官员的结构性访谈,发现官员有着较高的腐败容忍度。经验资料表明,职业激励和制度环境与官员的腐败容忍度密切相关。其中,职业激励是官员较高腐败容忍度的主观诱因,而制度环境则构成了官员较高腐败容忍度的外部压力。职业激励与制度环境共同强化了官员的腐败容忍度,加剧了官员的腐败行为。这一研究发现为防治官员腐败提供了新的思路,即不仅要从正式结构的层面做好官员的职业激励制度安排,更要从制度环境层面净化组织生态,强化对官员腐败的零容忍。     

诱发腐败的相对剥夺心理:分析与比较

公职人员腐败诱发的社会心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在经济增长迟缓的发展中国家,福利价值的相对剥夺是公职人员腐败的主要诱因;在一国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和转型社会,获取财富的多寡容易成为衡量权力价值的主要尺度;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诱发腐败的动机则主要在于时权力本身的地位、荣誉和影响力的追逐.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或一国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公众心理对腐败的容忍程度有所不同.在经济增长迟缓的发展中国家,公众大多认为腐败可以容忍;在转型国家,公众对腐败的态度由容忍逐步转变为不容忍;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绝大多数公众都一致谴责腐败行为,并希望在原则的基础上对之予以惩罚.     

政治稳定视阈下腐败官员和资产外逃的惩防追缴机制建设

腐败的本质是公权私用,是权力与权利关系的异化。腐败官员与腐败资产外逃严重影响民众对于廉洁政治建设的信心,对我国的政治稳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鉴于此,惩防腐败对国家的政治稳定至关重要。目前,腐败行为的结构性转型使得我国对腐败官员跨境外逃和资产转移的惩防难度增大,因此,要认真对待社会转型带来的制度风险和利益冲突,正视权力结构存在的问题,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改革政治体制,依靠民主政治和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扩大,促成对政府官员责任的落实和监督。将惩防跨境腐败上升到法治的高度,进一步完善并落实我国政府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完善户籍管理、护照管理和出入境管理等制度。要在国际法和国际条约框架内,加强国际司法合作。     

心理分析视阈下高校腐败行为过程及应对举措

目前＂腐败＂这个社会毒瘤已经开始感染曾经被人们视为净土的高校,许多地区高校腐败案件数量都呈现出逐渐增长的势头。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各种行为都是在相应心理的支配下进行的,高校腐败也概莫能外。造成高校腐败行为的相关心理存在萌芽、初步形成、发展与成熟以及消退四个阶段性的过程,在不同的阶段高校腐败者分别具有不同的心理。因此,要认真把握高校腐败行为心理演变的规律,每个阶段提出相应的举措以抑制腐败心理的逐步发展,从心理层面入手找出科学有效地解决高校腐败问题的方法与途径。     

浅论腐败的社会心理基础

腐败被称为政治之癌。腐败的治理在中国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中国的腐败有着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中国古代官场的贪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改革开放过程中,对西方价值观的扭曲理解使得腐败变本加厉,同时国人对腐败的态度也助涨了腐败行为的蔓延。     

公共权力异化成因解析

公共权力的腐败就是公共权力的异化,亦即公共权力的质变。权力质变的根据在于其自身内部固有的矛盾,它们使权力本身具有异化的内在可能性。因此,反腐败的实质就是通过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防止和遏制权力异化由可能转化为现实。     

腐败行为形成的社会心理机制——基于环境-个体-行为三元决定论的分析

以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的交互决定理论为分析框架,从社会心理环境、个体心理和腐败行为三种因素互动关系分析腐败形成的心理机制,可以看出,社会心理与个体心理的互动在腐败行为的产生中具有重要作用.为此,应培育健康的反腐社会心理氛围,改善腐败行为滋生的心理环境;提高行为者的心理素质,增强其抵制腐败行为的心理免疫能力.     

集体腐败、外部挤压与生态恶化——转型期官员自杀现象的政治学分析

近年来,中国官员自杀呈现高发态势,其特征既与中国人的总体自杀规律不符,也与其他国家的官员自杀情况差异较大。官员自杀事件的陡增,在一定程度上是官员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恶化的结果。局部地区和领域的集体腐败频发,使系统内的官员廉洁奉公的风险加大,部分官员不得不加入腐败阵营;而社会转型和民主发展使官员的腐败风险加大,官员群体面临着来自社会的新的压力,内外环境的变换加速了官员自杀。官员自杀给官员个人、政治系统和社会带来了直接危害,治理官员自杀,最根本的是要落实十八大精神,落实人民当家作主,使权力在阳光下运作,改变官员的政治生态环境。     

国外如何治理商业贿赂

商业贿赂在各国都是打击对象。严格的法律,成熟的市场机制,全面打击的氛围,是使其危害降低到最小的必要条件。以下介绍一些国家治理和打击商业贿赂的做法,以供学习和借鉴。新加坡:采取一切措施减少腐败机会。新加坡最重要、最有效的经验就是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减少腐败的机会。新加坡是公认的亚洲最廉洁的国家。早在1960年,新加坡政府就修改了早年殖民时期的《预防腐败法》,到1993年共进行了七次修改。《预防腐败法》对贪污、贿赂行为做了非常严密和具体的规定。在证据上,对官员腐败采取有罪推定。如果一个官员被发现生活阔气,消费明显超过…     

腐败涉入中的自我合理化——一种认知心理学分析

自我合理化作为一种认知调适机制,其本质是通过重构自身行为的道德内涵以使其获得主观可接受性,从而减少认知失调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当行动者涉入腐败时,道德认知冲突往往使得他们诉诸自我合理化策略。具体而言,腐败涉入中的自我合理化策略主要包括八种类型,即合乎法律性、对责任的否认、对损害的否认、理所应得、有利对照、诉诸更高层的忠诚、功过相抵以及调整注意力。基于多渠道文本的编码分析呈现了腐败官员进行自我合理化的策略表现以及不同策略的使用频率。其中,对责任的否认、有利对照以及合乎法律性,是腐败官员最为常用的三种自我合理化策略。由于自我合理化使得行动者对腐败行为的容忍度增强,往往会诱发其涉入更严重的腐败犯罪。当腐败合理化观念逐渐为群体成员所相互承认,它还会为腐败群体化提供心理支撑。     

基层扶贫官员腐败的内在逻辑与治理路径

基层扶贫官员是扶贫领域的易腐群体。在扶贫政策下行过程中,扶贫资源的日益增多、基层社会中的腐朽文化、不完善的扶贫监督机制等,使基层扶贫官员获得了较大的权力空间,也给扶贫领域的腐败带来可乘之机。基层扶贫官员之所以涉入腐败,腐败收益的获取是其内在驱动力,而利益相关者在提升腐败收益和规避风险基础上的"合谋",则是扶贫领域集体性腐败的过程表达。面对基层社会独特的政治生态状况以及基层扶贫官员腐败生成机理的特殊性,其治理路径主要有:以畅通上级政府反腐权力下行渠道来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效果;以保障基层群众的反腐权利打造"不能腐"的监督机制;以维护基层扶贫官员合理的利益需求来构建"不想腐"的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