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的伦理机制建构

行政问责伦理机制是能够在实践中对行政官员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自我约束的一种责任机制。行政问责伦理机制建设不仅可以降低问责成本,还可以提升问责效力。当下我国行政问责过程面临着多种伦理困境,诸如决策责任与执行责任的偏向,直接责任与间接责任的悖论,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的冲突,政治道义责任替代的行政法律责任,问倒官员的力度与官员复出的速度的矛盾,公开问责与内部处理的博弈,等等。应该从转变制度设计的伦理基础,责任文化和责任伦理重塑,加强伦理立法和外部监督等方面推进行政问责伦理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西方发达国家怎样规范官员公私关系

西方发达国家规范官员公私关系的做法和经验主要有:注重行政伦理制度建设,清晰划分公私边界;设立专门的行政伦理管理监督机构,注重预防和惩戒官员的以权谋私行为;有比较完善的行政伦理社会监督机制。这些做法和经验都十分值得我们借鉴,从而更好地加强我国行政伦理建设,规范官员的公私关系。     

儒家官德传统对当代廉政建设的启示

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其"为政以德"的思想几乎贯穿整个封建时代,儒家的官德传统和廉政思想一直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儒家通过公私义利之辨强调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对官员提出道德要求,主张公重于私、"义以为上",倡导"以义统利"。官员的道德修养可以影响整个社会风气,官员清廉便能吏治清明,社会稳定。中国的传统行政伦理和官德规范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并没有完全失去它的进步作用,当代在进行廉政建设时仍有必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中华伦理道德,重提传统行政伦理和儒家传统官德规范在当代的合理意义。     

《吕氏春秋》行政伦理思想的现代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绕不过行政组织和行政人员如何行使"行政权力"这个"坎"的。即便有最完备的国家治理体系,如果行政组织权力失范、行政人员的行政伦理素质低劣,国家治理能力必定不强,必然影响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     

提高政策执行有效性的法制建设研究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使得科学有效的行政政策成为凭空摆设。从法制视角分析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探讨"对策"现象的深刻内因,并拓展思路,从加强行政法制建设、行政伦理建设、依法健全政府问责制、完善公民参与的法制程序、完善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法制化监督等几个方面,探讨加强政策执行有效性的法制途径。     

先秦儒家行政伦理思想探析

当前中国行政失范、官员腐败现象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存在,加强行政伦理建设研究迫在眉睫。在行政伦理的建设中,鉴于中西方文化传统及现实情况的差异,既要借鉴西方行政伦理的研究成果,更要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深入挖掘传统行政伦理思想。先秦儒家的行政伦理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对促进我国行政伦理特别是官德建设具有一定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采用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方法,对先秦儒家的行政伦理思想进行梳理、诠释、挖掘,揭示其思想精华及内在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人性观的差别对于公正政治制度的影响——休谟“无赖假设”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之比较

政治制度公正一直是人们长期以来孜孜追寻的理想目标,休谟有一个著名的"无赖假设"以人性恶为基准,作为其进行政治制度设计的前提,而中国则以道德诉求为手段,典型的"内圣外王"的儒家政治思想。前者为了避恶,后者则要求政治道德之"善",各有所长。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取两者的中间状态,取长补短。     

从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入手控制我国行政成本

行政成本过高,已成为影响发展的一个大问题。行政成本控制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行政伦理失范必然造成行政成本扩张。目前我国行政道德责任缺失和伦理失范的现象大量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的行政成本偏高、增长过快。我国行政伦理失范的最主要的现实原因在于我国目前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制度缺陷和价值观转变。加强我国行政伦理建设的路径:一是逐步使公职人员道德要求法制化,二是要加强自律养成,三是努力营造以善为导向的积极的行政伦理氛围,四是改善公务人员生存和发展环境,五是建立行政伦理的社会监督机制。     

人性观的差别对于公正政治制度的影响——休谟"无赖假设"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之比较

政治制度公正一直是人们长期以来孜孜追寻的理想目标,休谟有一个著名的"无赖假设"以人性恶为基准,作为其进行政治制度设计的前提,而中国则以道德诉求为手段,典型的"内圣外王"的儒家政治思想.前者为了避恶,后者则要求政治道德之"善",各有所长.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取两者的中间状态,取长补短.     

论乡镇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升的伦理意蕴

我国已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这要求乡镇政府的政策执行必须体现"公平正义"、"以人为本"、"德法并举"和"责任民生"。当前,乡镇政府政策执行伦理的缺失主要表现为公平正义缺失、以人为本缺失、民主法治缺失和责任民生缺失。我们可以通过营造先进的执行力文化、重塑官员道德、完善道德约束机制、构建制度伦理和实现行政道德制度化等途径来提升乡镇政府政策执行力。     

行政监督的伦理基础

对行政权力为什么要进行监督和制约，这既是一个经验性的命题，更应当是一个思辨性的命题。需要在伦理上进行追问和解释。本文拟从行政管理者道德缺失、认知局限和行政权力的特质三个方面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阐明行政监督的伦理根据，并为监督、制约行政权力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提供伦理依据。     

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的伦理研究

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提出：“研究论证建立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方面的法律制度”。本文拟从行政伦理角度对此问题进行研究。一、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的行政伦理法制定位所谓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就是通过行政伦理立法，要求公职人员在任职之初、任职期间，在规定的时间以及离职之后的一定期间内向相关机构报告或公布自己及共同生活的亲属的财产状况。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于1766年首先在瑞典施行。1883年，英国《净化选举与防止腐败法》规定，各候选人在选举结果公布之后，必须按照规定申报其竞选中各项费用的开支情况，并向社会公开。但是，严格意义上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则是从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行政伦理法制化开始。     

中国行政伦理构建价值取向及轨迹

在行政伦理建设过程中,唯有价值取向明确后,才有可能进行行政伦理体系的规范化建设。纵观行政伦理构建过程的轨迹,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与丰富性是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建设的基础,制度的创新与价值的重构是中国行政伦理建设的主导思路,公平正义是当代中国行政伦理价值取向的优先原则。     

关于沈阳市政府行政决策程序及其法制化的调研

政府行政决策程序的法制化是推进政府行政决策科学、民主、法制化进程的核心,其行政决策过程及程序的重要性更彰显推进行政决策程序法制化的紧迫性。对沈阳市政府的行政决策程序及其法制化问题进行调研是为了发现行政决策过程中的问题,总结经验,规范行政决策程序,为实现沈阳市政府行政决策的科学、民主、法制提供可操作性的办法,对完善我国未来行政决策体制具有深远的意义,更对当前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水平的提高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我国行政审批改革的伦理探析

行政审批是政府对稀缺社会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行政行为,也是国家行政机关实行公共管理与社会服务的重要途径。行政审批改革是转变政府职能、促进国家管理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稳定社会秩序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行政审批改革面临着法律法规不完善、行政审批过程中伦理生态恶化、行政审批腐败现象频发以及行政审批人员道德素质差等伦理困境。我国行政审批改革的伦理路径主要包括:一是加强制度设计,完善行政审批改革的法律法规;二是改善道德环境,构建行政审批改革的伦理生态;三是提升道德教育,提高行政审批人员的道德素质。     

透视国外的财产公示制

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最早起源于瑞典。早在18世纪，瑞典人就有权查看首相的纳税清单。而英国则是最早对官员财产公示进行立法的国家。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全球得到大范围推广，则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美国1978年通过的《政府伦理法案》，对立法、司法、行政机构的官员统一做出规定，所有官员必须填写统一的财产登记表格如实报告财产收入。     

权力监督与制度制约

权力监督与制度制约刘阶群行政法制化是国家法制建设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是确保政府行为实现规范性、受制约性，不发生变形甚至腐败的有效途径。而欲达于行政法制化的目的，对于行政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度制约，有着重要的意义。权力监督是行政法制化的关键为了保...     

知错能改之谓善——从中国古典政治文化看问责官员复出

中国古典政治文化中官员问责与复出的安排,与今天官员问责与复出的制度建构之间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官德精神:权力得之有道、行之有制、赏善罚恶、自然成理。只有积极利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相关资源,并有效克制其中的随意性因素,才能建立起既具有现代特色又发挥传统优势的行政伦理、法律法规。     

加强教育行政管理职能策划及建议

本文在对加强教育行政管理职能策划进行详细论述的基础上,对如何转变教育管理行政职能给出了几点建议:坚持教育督导"督政"制度,转变教育行政管理模式;促进教育行政职能的重心转向,提高教育质量;注重教育行政职能的法制化;加大力度,建设高素质的教育行政管理队伍。     

让“不作为”的官员混不下去

当前,官员们在"不作为"中表现出的重视个人兴趣爱好发展而忽视本职工作、工作态度良好但"不办实事"等新现象需要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对此,需要通过积极完善群众问责制,并对官员的权责进行统一明确,进一步优化政府官员行政考核并主动加强工作作风建设等措施的落实,彻底解决官员"不作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