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的公众参与反腐及当代启示

中国古代的公众参与反腐主要包括三种路径:一种是通过包括诽谤木、肺石与铜匦等形式在内的公众举报;另一种是通过"登闻鼓"形式进行的司法参与反腐;第三种是"民拿害民官吏"形式的公众直接惩治腐败。古代公众参与反腐的历史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推进公众参与反腐的前提是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公众参与反腐;推进公众参与反腐的关键是构建合理的激励制度;推进公众参与反腐的根本是实现公众参与反腐的制度化与法治化。     

文化视阈中的中国模式

研究中国模式，一般从经济、制度和文化三个层面展开，在这三条研究路径中，最关键的是挖掘中国模式的文化内涵，使其能真正成为当代人类可以共享的发展经验。中国模式有其丰厚的文化内涵，它是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和借鉴中发展的；既有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模式提供内源性动力，又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中国模式提供当代发展所需的价值取向。这些因素正是中国模式成功所不可或缺的，也是中国发展道路最终对人类文明贡献的意义所在。     

制度反腐与网络反腐的互动互促

田旭明在《理论探索》2013年第3期撰文认为,制度反腐与网络反腐的互动互促有其现实必要性,这主要体现在：网络形成对制度反腐的最广泛关注和监督,网络反腐纳入制度化轨道能够引导和规范非理性的网络监督行为。网络反腐与思想道德教育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权力运行机制、惩治和预防机制的互动互促,可以提升反腐倡廉实效。制度反腐与网络反腐互动互促的实现路径是：将网络反腐具体工作纳入到制度反腐的整体框架和程序中,加快网络反腐的法制化建设,健全反腐倡廉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网络信息收集和处置机制,创设制度反腐与网络反腐互动的载体。     

有限政府建设的路径分析——以“第三域”理论为视角

有限政府的建设离不开对政府自身职权和职责的科学定位,行政学、管理学(行政管理学)和法学(宪法与行政法学)等诸多学科对有限政府建设的路径问题都有所关涉。"第三域"是相对于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而存在的一个独立的社会领域。作为以"第三域"为研究对象的一种理论,尽管源起于西方,但它同样可以作为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现象的一种工具。有限政府的建设在本质上就是要科学解决政府角色定位问题,这要求政府必须处理好它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从"第三域"理论视角对有限政府建设的路径进行分析,有利于在有限政府建设的传统分析框架之外寻求其他的理论资源和路径设计方案。     

论当代中国权力监督体系

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反腐体系,是党和政府今后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根本举措。而权力监督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则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本文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当代中国权力监督体系自身存在的诸多弊病,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当代中国权力监督体系的两个路径,即强化权力监督体系的民主基础和放大权力监督体系的整体功能。     

总结实践经验,让理论掌握群众来改造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之五

不断总结广大群众的实践经验,并让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广大群众,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发展的一条成功路径。     

党的群众路线的再审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视角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审视党的群众路线应注意三个基本维度:在现实维度上,人民内部矛盾的新变化和反腐斗争的新要求是审视的出发点;在认识论维度上,提升党的执政水平进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是审视的意义所在;在实践维度上,利益均衡以及与时俱进是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当代进路。党的群众路线在回归群众生活中直面当代中国现实,有利于党的"传家宝"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执政合法性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法理合法性虽然是现代政治中执政党最强势的资源,但它在执政实践中已显露出局限。克服这些局限,需要从以法理合法性的一元为主走向绩效、法理和意识形态的多元整合,这一趋势在当代合法性理论的发展中已然显现。我国的政治理论传统和当代政治发展的现实,决定了构建党的执政台法性基础必须以多种执政资源整合为取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合法性意义就在于,它立足当代中国国情,把三种执政资源结合起来,反映了当代合法性理论发展的新趋向,实现了当代中国执政合法性理论的创新。     

反思与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哲学开始复兴,在时代要求、中国现实与理论挑战的推动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也逐渐成为显学。反思研究过程中出现的几种各有得失的理论进路,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面临的前提性问题在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及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以领域定位、现实依据、理论维度、立体动态、旨趣倾向、研究路径和目标指向为结构内容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范式构想。     

“新反腐政治”待解课题

<正>如果将新领导层的反腐称为"新反腐政治",关键是看它能否通过创新反腐机制,激发正式制度的活力,让清廉政府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有机体的自然产品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过去一年的反腐败令人印象深刻,各方评价很高。随着重量级官员持续不断地落马,国内外舆论已经很少质疑新领导层的反腐决心。如果将新领导层的反腐称为"新反腐政治",那么关键是看其能否通过创新反腐机制,让清廉政府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有机体的自然产品。在当前反腐政治中,有关决策者肯定在思考,并着手打造长效的反腐机制。从现有的过程和成果来看,这个机制的运行主要依靠以纪委为中心的跨部门团队。目前这个团队在整个政治框架中获得了相对     

空间生产范式的资本批判与中国马克思哲学创新论域

资本批判是马克思哲学的时代主题与理论的中心指向,是马克思哲学走向现实的根本落脚点.从资本空间化到空间资本化的发展是资本发展的基本逻辑,空间生产本身在当代日益成为资本生产的主导的历史形态.对这种现象的深入剖析和反思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理论当代创新的一个基本论域.空间生产范式的资本批判极大地凸显了马克思哲学的资本批判理论的当代性,是实现马克思哲学当代出场的一个基础路径.在当代中国语境中讨论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创新应当合理地看待两种创新思路,避免狭隘政治实用主义.     

和谐社会理论的哲学意蕴

和谐社会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世界和中国现实发展提出的创新性思想,在历史思想资源逻辑与和谐社会理论的关系上,后者不是前者逻辑的自然延伸,反而是后者的出现激活了前者。因此,以传统哲学阐释和谐社会理论,容易消解和谐社会理论的创新性价值。和谐社会理论对唯物史观、辩证法、价值哲学等的时代性进展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哲学应该从现实实践中寻求出场路径,应在中国实践基础上强化自主意识并形成自己的哲学“语言”,在与和谐社会建设的互动中展开哲学功能,这是和谐社会建设理论对当代条件下哲学发展提供的深刻启示。     

马克思主义反腐败思想嬗变分析

腐败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不容忽视,必须结合本国国情,予以切除,否则将阻碍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反腐思想的出发点与归宿,结合国际历史与中国实践,系统且深刻地认识中国化视阈下马克思主义反腐败思想的内容,形成我党独具特色的反腐思想理论。     

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三种治史路径的反思——打破神性文本观、绽出文本真实

改革开放以来,无根性危机下催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化,迫使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就如何治史提出各种不同治史路径。在这些途径中,现成性寻求路径、生成性视域融合路径和生产性思想构境论路径是三种具有典型意义的路径。第一种路径在当代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这种路径的现成性特征使之难以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化的重任。第二种路径虽然具有可行性,但仍然具有"神性"残余。作为后现代性文本观的第三种路径是代表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治史的可行路径。     

南方谈话与反腐败的顶层设计

议题十反腐败难题:最优选择在哪怎样才能有效反腐是中国学者和普通百姓热议最多的话题之一。综合各种讨论,大致可归纳为三种反腐对策: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制度反腐。虽然当前反腐败取得了重大成果,但腐败形势仍然严峻,这引发人们更深层次的思考:怎样的反腐才是最优选择?反腐败斗争是邓小平始终关注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他曾指出:"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重温邓小平关于反腐败谈话,对反腐倡廉机制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条件和路径——源于经济学原理的启示

经济学中市场形成的道理启迪我们：建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个＂市场＂,必须具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不断创新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不断提升两个充分条件;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路径,是不断发展经济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与不断创新理论成果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相结合。离开甚至损害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而强性让其接受某种理论,既不符合理论形成的逻辑,更是背离了理论指导人民、服务人民、为人民谋福祉的初衷。     

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构及其当代启示

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理论家首次面临着如何回应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资本主义新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以调整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和应对来自外部的理论挑战。基于对资本主义新现实的不同判断,当时出现了修正、发展以及抽象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三种不同方式。无论是发展还是偏离,都是第二国际理论家依据变化了的现实生活重新理解和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尝试。探寻不同的建构路径及其限度,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对于全面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坚持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乃至建构当代中国历史唯物主义,仍然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新时代海外对中国共产党从严反腐的积极认知与评价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严反腐这一现象级的“政治实践”引发海外热议。诸多海外观察家不仅称赞中国共产党从严反腐是从严管党治党的新路径、国家治理能力的新提升、经济持续发展的新保障、大国大党形象的新展示、全球腐败治理的新范例，而且认为中国共产党从严反腐的理念和实践已形成独具一格的“中国经验”，这种经验是值得国际社会学习借鉴的“世界样板”。海外观察家的这些积极认知与评价，不仅有益于更好彰显中国反腐败斗争的有效性与正义性，有助于向国际社会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和执着、自信、担当的中国共产党，而且展现了中国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优越性，也将进一步鼓舞中国为世界反腐事业作出更大贡献，为国际社会开辟一种尊重差异、平等互鉴及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反腐模式发挥更大作用。     

论中西马克思主义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可能性与路径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化、民族化、时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发展起来的理论结晶,具有共同的理论语境和现实语境,吸收了共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试图解决共同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但同时由于视角、方法和路径的不同而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对同一历史进程中的这两种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具有理论的必要性、现实的可能性和路径的有效性。在当下的中国,这种比较研究需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语境和现实语境,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基本范式,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为根本目标,凸显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重要影响和作用。     

论中国当代犯罪学的实证研究及其科学实证逻辑

犯罪学是发现、认识、解释、预防犯罪的理论体系。基于理论与社会的双重价值,在犯罪、预防犯罪和社会发展的三元互动中,犯罪学研究应遵循实证科学研究的范式。当然,这也是我国当代犯罪学研究在结构转型中实现科学实证的逻辑前提。总体而言,中国当代犯罪学研究的结构转型和科学实证的实现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打破理论研究的学科化,提倡科学化;二是注重犯罪学研究的理论定位;三是防止和降低理论向实践转化中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