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官僚特权制度的产生和影响

许多学者指出,苏联改革失败和解体的原因之一是其存在庞大的官僚特权集团。计划经济体制下,官僚成为了进行国家生产管理活动的主体。为了实现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均衡,苏联中央需要将发展经济的动力传递到官僚集团中去。与直接监督的强制性激励手段相比,特权作为诱导性的激励手段,其交易费用远低于前者。然而,这一特权制度并不能真正使官僚产生促使经济增长和均衡的动力,相反,它还方便了官僚的欺骗行为。这一制度的后果并不是经济增长,而是经济的严重衰退和苏共执政基础的削弱。     

苏联特权现象演化逻辑与反对特权困境

苏联的特权现象经过了干部待遇特殊化、特殊待遇扩大化、干部特权异化、官僚特权阶层固化等四个渐进的演化过程。而苏联反特权却经历了列宁时期的坚决打击官僚特权、斯大林时期的放纵特权、赫鲁晓夫时期的针对特权改革再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容忍特权几个曲折的阶段,最终苏联特权现象猖獗蔓延导致苏共垮台。我国反对特权必须汲取苏联的教训,坚定反对特权的政治决心,警惕特权成为维护政治秩序的工具,防止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并且始终把密切党群关系作为反对特权的立足点。     

转型期中国社会阶层变动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的开发和保护

阶层变动是经济市场化和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结构变迁的核心内容。在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变动背景下,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应积极地利用私营企业主、中间阶层和农民工阶层等新兴社会阶层兴起的机遇,开发和拓展执政资源,以提高执政能力。同时对于因市场化和阶层变动而可能出现的既得利益集团、黑金势力和社会恶势力等“制度外集团”,应建立有效的预防和打击机制,防止执政资源流失。     

苏共党内民主缺失的深刻教训及现实启示

苏共执政史上长期党内民主缺失是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苏共党内民主缺失的主要表现是:在干部制度方面,搞的是终身制和任命制;在决策体制方面,搞的是高度集权制;在权力制约体制方面,缺乏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其深刻教训:一是造成各级领导干部缺乏监督,形成了官僚特权阶层,党群关系恶化;二造成党的决策失误,损害了群众利益;三是造成党内思想僵化,个人迷信、教条主义盛行,窒息了党的生机和活力。这些深刻教训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搞好党内民主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     

列宁关于克服官僚主义的逻辑构想、现实境遇及当代启示——基于《国家与革命》的文本考察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从逻辑上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是官僚主义产生的政治根源,无产阶级革命在打碎旧的军事官僚机器后,官吏在过渡时期依然存在,但其性质及作用与资产阶级官僚迥然不同,即由享有特权、镇压群众转变为为人民服务。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民主措施及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将为无产阶级执政后克服官僚主义提供政治保障、制度保证及经济基础。列宁的逻辑构想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就遭遇现实解构,苏维埃制度下官僚主义的复活与俄国当时恶劣的政治经济状况及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有密切关系,也与列宁对权力运行过于理想化的认识有一定联系。这说明,在一党执政的条件下需要从多方面建构对权力进行充分监督的制度体系,才能彻底清除官僚主义滋生的土壤。     

对苏联亡党亡国的再思考

本文以《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为视角,反思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不仅仅在于上层少数官僚的特权与腐败,而在于苏共失去了下层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更对特权首在破解路径依赖

特权是指个人或集团凭借经济势力、政治地位、身份差别等特殊力量，而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所享有的特殊权力（不受制约的权力）或权利（为某些人特设的权利），这些权力或权利有的为法律所规定，有的则在法律规定之外。其基本特点是建立在对某些权力或权利分配不公平基础上的以权谋私或权利专属，目的都是特权主体用之以谋取私利。从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来看，制度僵滞与文化依赖是当前特权存在的重要原因。治理特权首要破解恶性“路径依赖”，强化反特权“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适应性，实现反特权“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良性互动。     

制度反腐与政党兴衰

<正>制度建设是反腐败的根本性举措。从国外一些长期执政政党制度反腐的经验来看,首先是注重制度的规范性和系统性建设,其次是重视制度的执行力,对腐败实行零容忍,最后注重加强内外约束机制的构建,使政党时刻处于监督之中。而有些长期执政的政党,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反腐措施,腐败泛滥,积重难返,最终丧失政权。例如,苏共长期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形成特权和腐败的制度化,最终被人民抛弃;印度国大党实行家族式统治,导致垄断和官僚主义及权力寻租的蔓延,最终失去选票;日本自民党"金权政治"泛滥,失去民众信任,等等。执政党治理腐败     

苏联官僚特权阶层与苏联剧变

官僚特权阶层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其产生有着深刻的体制根源。它与苏联剧变的关系在于:其特权削弱了苏联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其腐败冲击了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合法性。从一个方面可以说苏联剧变是由于官僚特权阶层的存在而导致的不自觉的自我演变的结果。     

苏共民主化改革失败的教训

一、苏共民主化改革失败的体制性原因:传统党建模式和执政模式的积弊过深、积重难返(一)党内权力过分集中和党内民主的缺失苏共的基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即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但在苏共传统的党建模式中,形成了缺乏党内民主的党内集权模式,民主集中制原则没有完整地贯彻。高度集权的体制虽然有利于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但是缺乏基本的民主基础,成为苏共传统党建模式各种弊端的根源。(二)党政不分和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在苏共传统党建模式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极为严重,党被放到了权力体系中的不恰当位置,处在权力的直接腐…     

理性官僚制与历史官僚制的比较分析

中国古代官僚制不同于韦伯所提倡的理性官僚制,艾森斯塔德认为中国古代官僚制是一种历史官僚制,从组织和制度层面对理性官僚制与历史官僚制进行比较分析,显然后者缺乏前者所具有的理性精神和法治观念。但中国古代官僚制延续了两千多年,其精神内化在制度之中对当前我国的官僚制仍有很大影响。对西方理性官僚制与中国古代历史官僚制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探索解决当前我国官僚制的发展问题。     

苏共蜕变的历史教训

苏共有74年执政的历史,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是沿着一条越来越背离列宁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理论的路线走下去的。在党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性质、组织原则、地位和作用等方面,一步步改变了党的面貌,最终亡党亡国。苏共蜕变给所有无产阶级政党特别是处于执政地位的党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实现政党成功转型的标志——学习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的体会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总结提出了加强我党自身建设的"六个坚持"的基本经验,标志着我党实现了由革命党、传统政党到执政党、现代化政党的转型。"六个坚持"是在总结我党执政60年来的经验教训,借鉴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失去执政地位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尤其是借鉴了苏共亡党、日本自民党下台的教训。     

阶层分化考验党的执政和社会建构能力

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社会转型。在社会转型期,由于人们获得社会资源能力、方式和机会的变迁,社会利益关系变得非常复杂,阶层分化愈来愈明显。阶层分化体现了社会的繁荣和进步。然而,社会分层也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得到妥善解决,势必会影响到改革、发展和稳定。面对社会利益格局调整和阶层分化给党的执政带来的新问题,迫切要求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通过一系列的理论、体制、政策创新,不断提高领导改革开放的能力、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增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永远不能丢——观《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心得体会

<正>《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实录片通过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和亲历者的诉说,全景式地揭示了苏共执政74年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拥有近2000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是如何丧失了执政地位,社会经济发展如何倒退,人民生活陷入生灵涂炭。苏联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让人触目惊心,痛心疾首,引发反思,综观全片,发人深省、感触颇多,对于当前我们党执政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地位不动摇。苏共灭亡的特点是彻底否定党的历史和党的领袖人物,导致党员理想信念坍塌和党的形象毁损,动摇了党和国家的根基,出现了灾难性的后果。苏共的历史悲剧昭告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不能丢,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能动     

基于法治视角构建我国特权治理体系

特权来源于权力,属于权力的异化。法治的本质是规范和限制权力,以法治方式治理特权是法治的应有之义,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经验。以法治化方式治理特权,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将事前预防与事后矫治相结合,注重正当程序,强调以权利制约权力。在构建我国的特权治理体系时,应立足于法治视角,健全我国特权治理法律体系,完善信息公开制度、财产申报制度、行政程序制度,健全权力监督机制,完善责任追究和救济机制。     

全面阐述“三个代表”思想的一部力作——《“三个代表”思想概论》简评

“创业难,守成更难”。从全球范围看,共产党从1917年开始取得执政地位,夺取政权是颇为顺利的,但在巩固政权问题上则不太成功。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几十年的一些大党、老党相继失去执政资格,退出了政治舞台。有的改名换姓,或名存实亡;有的四分五裂;有的自行瓦解。就连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七十多年的镰刀斧头旗子,也被俄罗斯三色旗所取代。为什么执政时间最长的苏共会突然丧失执政地位,苏联人民为什么不再有当年保卫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祖国那种政治热情和奋不顾身的精神,甚至对苏共垮台冷眼旁观?也许这一组数字能帮助我们解开这一历史之谜。苏联解体前,当时的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颇有意思的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能够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     

政治生态变迁与中国共产党基层执政的调适性回应

中国共产党的基层执政处于同外界环境的持续互动之中,其中政治生态是党在基层执政环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生态的变迁即政治体制改革、政治生活变迁、政治文化的变迁给党在基层执政合法性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党的基层执政系统应从实现党在基层执政理念的转型,促进基层执政方式的转型和制度建设,加强基层党组织的自身建设,重视现代政治文化的培植等四方面对政治生态变迁作出调适性回应,以促进党的基层组织及其执政模式与政治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     

从有效集中到权威丧失——苏联共产党领导核心制的历史轨迹及启示

政党的领导核心是民主集中制的内在要求。自列宁时期始,苏共领导核心的制度安排曾对苏联有效集中权力进行现代国家建构发挥巨大作用;斯大林时期领导核心制逐步异化为个人集权和专制。直至苏联解体,领导核心制实际处于虚化状态,民主集中制原则始终未得到有效贯彻,最终导致苏共权威丧失、苏联解体。苏共领导核心制从有效集中到权威丧失的历史给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以深刻启示,即必须高度重视领导核心问题,正确处理领导核心和集体领导的关系,建立和完善制度化的权力交接机制,重视政治领袖的培养。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错误建党思想是苏共解体的一个重要历史根源

苏共的失败,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1953年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直到1964年被迫下台,执政11年。赫鲁晓夫下台后,由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直到1982年去世,执政18年。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执政近30年中,在党的建设问题上犯有错误,成为导致苏共解体的一个重要历史根源,教训极为深刻。一、提出了“全民党”这个错误口号斯大林去世前夕,1952年10月苏共召开了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新党章。党章对党的阶级性作了明确的规定,指出:苏联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中思想一致的共产主义者组成的战斗联盟。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