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交换论视角下的腐败成因解析

社会交换论对描述和解释中国社会转型期腐败发生的原因、过程和对策提供了分析框架。腐败是在交换结构制约下的理性选择行为,交换结构存在的弊端提供了腐败发生的外在机会,刺激并诱发个体的腐败动机,两者结合促成了现实腐败行为的发生,即通过形形色色的资源交换实现了腐败收益,构成了交换动机——交换结构——交换资源三位一体的腐败发生发展的过程链条,从动态角度揭示了腐败的形成原因。各种腐败现象的本质是资源的非正当转移,这种转移的后果是个人和特定集团获益,而公共利益受损。为此,要控制腐败,就要控制腐败交换的动机和交换结构,斩断腐败交换的利益链条,这就需要构建并实施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系。     

浅论腐败的社会心理基础

腐败被称为政治之癌。腐败的治理在中国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中国的腐败有着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中国古代官场的贪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改革开放过程中,对西方价值观的扭曲理解使得腐败变本加厉,同时国人对腐败的态度也助涨了腐败行为的蔓延。     

我国腐败的非制度性原因分析

以往,我们总是习惯于从制度层面分析腐败原因,视野过于偏狭。本文从非制度层面入手,分析了腐败滋生蔓延的文化原因、人性原因、心理原因、成本原因、社会原因、教育原因等非制度性原因。     

从文化视角看腐败成因与廉政建设

廉政文化与腐败文化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中国的腐败文化,是多因一果.建设廉政文化,要按其路径指引,从加大反腐倡廉的宣传教育,提高改革的协同性,推进政治改革,加强廉政制度建设,强化实践的监督与惩处力度等方面努力.     

腐败亚文化的新特征、成因及其治理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向纵深推进,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巩固已有成果,推进腐败治理从"不敢""不能"向"不想"的深度跃迁,还要回归文化本源探寻治理路径。随着正风反腐力度的持续加大,作为与廉政文化相对的"腐败亚文化"在新时期新阶段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集中体现为人情文化的泛化和庸俗化、变相逢迎手段的隐匿化和科技化、不作为的"软腐败"现象凸显、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顽疾难除等等。究其成因,主要包括认知偏差、心理诱因、价值"越轨"、制度"笼子"不严密等内外部致变因素。针对这些新特征及其形成原因,我们应该从健全官员人格和心理素质、强化廉政文化建设与教育、提升制度体系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等路径去进行综合治理。     

腐败的社会心理探源与儒家廉政思想的现代意义

腐败是一种在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和各类文化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但理论界对腐败的界定和成因并未达成共识。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腐败是理性的个人经过高度精密的利益计算和反复权衡之后的结果,是经济人的原则入侵政治和社会领域的表现。腐败并非仅仅存在于公共的政治领域,任何职业和个人都存在腐败的可能。从源头治理腐败,需要根除滋生腐败的社会文化土壤,培育完善的道德和法律体系,增进个人的道德情操。我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含有的大量廉洁奉公思想可以为现代社会的反腐倡廉事业提供强大的思想源泉。     

利益吸纳人情：城市基层腐败的社会交换逻辑

城市基层腐败是一种“吸纳式腐败”,即腐败行为主体能动地吸收容纳人情关系的非正式交换要素,完成腐败的非法利益交换;它根源于利益而非人情,包括利益吸引、人情吸纳和利益交换三大环节,人情吸纳是其中关键环节。城市基层腐败的权力资源体现在城市基层干部的行政审批权、人事话语权、行政信息权和行政裁量权当中。当事人在利益吸纳人情过程中往往注重时空、方式和中间人选择,持续性的腐败社会交换最终形成交换规范秩序。“利益吸纳人情”的根源在于公私要素的间接社会交换,功能在于规避腐败利益交换的风险,后果是特殊主义对普遍主义原则的消解。因此,城市基层腐败治理重点须强化权力和人情的双重规制。     

腐败成因诸视角述评及综合治理原则

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的不断深化,对腐败现象的治理已经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法治中国"的重要途径。国内学者对腐败成因的观察视角各有不同,大体归纳为经济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法学三大方面。然而,任何单一视角对腐败成因的分析都存在其有效性,同时也存在诸多不足。基于腐败问题的复杂性及政治危害性,任何单一视角下的解决策略都难以实现对腐败的有效治理。因此,必须多视角分析腐败产生的原因,坚持综合治理腐败的原则,才能有效地惩治腐败,并对未来的腐败治理实践提供参考借鉴。     

寻租腐败:一种经济学分析视角

腐败现象,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其性质是一种寻租活动。“寻租”是指人类社会中追求非生产性经济利益的活动。寻租活动的危害主要有:权力的滥用和腐化;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社会成员是非价值传统观和对政府合法性认同感的丧失。寻租从本质上说是权力寻租行为。在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时期,制度“真空”的存在是权力寻租的主要根源。因此,遏制寻租腐败源头的根本措施在于制度创新。     

浅议社会学视野下的腐败认同与逆认同

现阶段腐败认同作为推动腐败的社会群体心理基础,对于腐败文化的形成有影响。以腐败认同的根源为切入点,提出了腐败认同的逆转——逆认同,并建议在逆认同的基础上建立廉洁文化,以此遏制腐败文化的蔓延。     

集团腐败:基于社会关系视角的解读

目前研究集团腐败一般是从低度社会化的经济人假设和过度社会化的社会人假设出发,两者由于没有考虑具体的社会情境来补充解释,从而陷入理论假设的陷阱.集团腐败是由不法交易关系联结而成的,必须将其嵌入社会关系结构中进行观察.通过分析发现,集团腐败在纯粹利益交换之上衍生出了基于互惠信任的社会交换,通过真实的社会情境建立了情感义务的人际纽带.中国社会文化情境中集团腐败受到亲缘血缘等人情要素的影响,亲密、信任与责任使得交换过程中形成互惠规范.通过互惠交换产生了横向平行与纵向垂直的关系结构,推动集团内部的权力分化进而构建微观秩序系统,最终使集团腐败成为嵌入在社会关系结构中具有总体性文化情境认知的人际联结.     

The Dark Side of Social Capital Re-examined from a Policy Analysis Perspective: Networks of Trust and Corruption

Abstract

This work deepens the analysis of the “dark side” of social capital proposed by Alejandro Portes and Patricia Landlot and revisited by Peter Graeff. For this purpose, it combines the individualistic approach of economic theory with the social perspective of other social sciences to study the economics of corruption embedded in a social structure (a network of trust). It assesses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relations as a necessary condition to achieve corrupt objectives. To do so, a model of corrupt public contracts embedded in networks of trust is built. Theoretical evidence is found on the importance of networks of trust for the success of corrupt deals between officials and recipients. In addition, seeds are sown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and monitoring agencies. Finally, the foundation is laid for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s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this proposed model and some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derived.     

行贿者视角下的公众腐败意识

本文基于杭州和南昌的公众腐败意识问卷调查,从行贿者视角研究公众的腐败意识,探讨影响其行贿意识的因素。通过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发现,在其他情况不变的前提下,腐败容忍度越高,公众的行贿意识越强;对人情往来这种传统习俗的认可度越高,公众的行贿意识越强;越认可给领导送礼是有利的或值得的,公众的行贿意识越强;受教育程度高能弱化公众的行贿意识。因此,为了更好地建设廉洁文明的政治生态,需要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减少人情往来和送礼之风等传统人情文化的影响;也需要对公众加强思想教育,降低其对腐败的容忍度,进而有效遏制行贿、治理腐败。     

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腐败预防与治理研究

腐败在本质上是作为公共代理人的公权力承担者与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交换行为,是经济和市场原则在政治领域的错用,是公权力异化和被滥用的结果。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市场失灵会导致权力获得对稀缺资源的分配权,民众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会导致公权力委托代理关系的复杂化,从而造成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失衡,进而引发权力委托代理关系失灵。当制度缺失、监管缺位时,腐败收益往往会高于腐败成本,政府官员在对成本收益进行考量后,就会实施腐败行为。而预防和治理腐败,不仅需要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改善公共权力委托代理关系,还需要提高腐败行为的机会成本。     

医疗腐败的成因与治理

医疗卫生系统的腐败是社会各界最关注的一种腐败。它的产生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还有人们的心理活动、价值取向、文化观念等因素。治理医疗腐败要采取综合治理,从加强对医院领导干部和重要岗位人员的职业道德、反腐倡廉教育入手,以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奖励和惩罚制度、考核制度及药品招标采购的相关制度为重点,发挥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的作用,建立医院反腐倡廉的监督体系。以落实领导干部述职述廉、院务公开、＂三重一大＂制度为抓手,从长远考虑,从解决具体问题做起,逐步构建医疗腐败的惩防体系。     

腐败心理演变的阶段性特征及其预防

腐败被称为"政治之癌",对腐败心理问题的研究是创新反腐败研究的重要渠道。腐败心理的演变过程包含了三个阶段,即腐败心理的潜伏阶段、腐败心理的形成阶段、腐败心理的巩固阶段。腐败心理的潜伏阶段主要受外界不良环境的影响,腐败心理的形成阶段主要和主体自身信仰的异化、公权力的自蚀性相关,腐败心理的巩固阶段主要是制度缺失和监督缺位的原因。应根据腐败心理演变的不同阶段采取针对性预防措施,即构建廉政文化教育体系,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文化环境;加强对权力主体的执政道德建设,实现"四种形态"常态化;加大惩治力度,进一步加强立法和制度建设等。     

需求视阈下的教育腐败生成机理与惩防对策

在需求视阈下,教育腐败的生成机理包含了"满足-消极环境"、"不满足-消极环境"与"临界状态-消极环境"三种具体形成模式。其中,内因是导致行为主体教育腐败的根本原因,外因是导致行为主体教育腐败的动态原因,满足与临界状态可向不满足方向动态转化。因此,为有效控制教育腐败,基于根本原因与主要原因都是内因的教育腐败,要加强思想交流与沟通,完善各项制度,强化制度预防与监管;基于内因是根本原因、外因是主要原因的教育腐败,要采取提高实际所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等措施,建立健全教育腐败动态监管系统和预警系统,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