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管县体制的流弊及其矫治

市管县体制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加剧了城乡二元社会的分割。省直管县基本具备了改革条件。近年来,海南、浙江、湖北、河南、广东、江西、河北、辽宁等省先后开始了“强县扩权”的改革试点,成效显著。     

我国市管县体制的现实困境与走向

市管县体制指的是在行政区划上，根据行使国家政权和执行国家职能的需要，把同一经济区内的若干县或自治县划归为经济相对发达的中心城市进行管理，以期达到带动周围农村发展的一种行政管理体制。在改革早期，市管县体制的推行，对于密切城乡关系，加强城乡合作，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这种体制也逐渐失去存在的基础，在实践过程中也暴露出许多的弊病。     

市管县体制的利弊分析及改革思路

市管县体制已实施了20多年,其积极功效主要有:(1)较好地打破了多年来市县之间的行政壁垒和城乡分割;(2)发挥了中心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3)增加了市域规模和经济总量,提高了城市知名度;(4)实现了城市和农村的优势互补;(5)加强了对县的行政管理。其消极影响主要有:(1)增加了行政机构,扩编了行政人员;(2)增加了行政层级,降低了管理效率;(3)增加了管理成本,加剧了市县竞争。笔者认为,市管县体制的未来改革思路是在缩省的基础上将其取消,但目前尚不具备取消的条件;将来可以通过一定的过渡机制,按照稳中求进、由点到面等原则逐步加以改革。     

中国现代理性官僚体制的检视与反思

一、官僚体制的工具理性与概念澄清 公共行政与现代官僚体制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如果从时间来推算的话．现代公共行政与现代官僚体制几乎是同时产生的。并由此形成威尔逊一韦伯范式的公共行政。一般而言，公共行政追求的是公平、效率、正义、公正等价值理性，从而实现宏大的良性社会．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莫过于官僚体制了。作为工具理性的官僚体制与公共行政天衣无缝的结合．推动了人类社会尤其是经济绩效的巨大发展，这种制度对今天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社会也是如此。     

理性选择研究的流变及反思

理性选择理论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流派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范式。针对国内社会学界对理性选择理论认识上和运用上存在的流变及不足,为加强对理性选择理论的认识,文章拟对理性选择理论进行一番厘清与梳理,以揭示出理性选择范式所面临的困境,并对其理论的人性基础进行深刻反思。     

基于城市带动农村设想的市管县体制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初期,基于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设想,我国开始推行市管县行政体制改革,随之市管县发展成为我国主导性地方行政体制。然而,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这一在计划体制背景下形成的制度安排,其制度预期已基本落空。究其根源,这一制度设计没有考虑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所处的现实阶段,而完全以行政方式推行,不仅不可能实现"以城带乡"的预期目标,反而会加剧城乡之间的矛盾。     

对“省管县”热潮的理性反思

省管县成为近年来政府改革热议的话题,在过去市管县体制中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即地方行政层级过多,使得政令的上传下达走样,降低了行政效率、增加了行政成本;地级市截留县级政府的财政,束缚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市区的扩张导致城市虚化现象严重等问题,但其实这些问题并不能成为支持省管县的理由.“浙江模式”将省管县体制改革推向高潮,但是浙江省在省管县改革中有着地理、县域数量的优势;私营经济充分发展的优势;以及长期实行省管县的政治延续性的优势,这些优势都是其他省份所不具有的,所以“浙江模式”并不能被复制.在省管县的改革落实以前,还有区域划分、财税改革以及司法改革的问题,而这些前提其实是与省管县改革相悖的.通过对省管县热潮的理性批判,笔者再次证明市管县体制不能废除.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问题的理性反思

本文简要回顾了国企改革的历史,在梳理改革思路后指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推行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由于接受了主流派经济学家基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政策建议,从而使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照搬了西方资本主导型现代企业制度,移植了雇佣劳动制度。20多年的改革实践业已证明,这种资本主导型现代企业制度及其治理结构不适合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国情,从而没有可行性,只有危害性,是一种错误的选择。为此,需要在认真作出理性反思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国情出发,重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     

理性的方法意识:反思传统中国哲学的重要路径

百年来中国哲学鲜有创造性发展,重建中国哲学的各种努力收效甚微.这种困难局面之所以出现,除了中国哲学自身的特质、社会原型的衍变等主客观要素影响外,理性方法意识的阙如当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经常被忽略的因素.在把握中国哲学基本精神的基础上,理性方法意识的引入及发挥,对于反思中国传统哲学乃至重建中国哲学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和谐社会对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的反思

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是实现社会和谐的两个重大而又密切相关的问题。充分认识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的作用及局限性,纠正片面注重经济理性而忽视道德理性的倾向,把二者有机结合和统一起来,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     

“市管县”的困境与“省管县”改革的可行性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市管县＂体制已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各种弊端,与此同时,＂省管县＂改革已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并在不少地方开始试行。推进＂省管县＂改革应以经济和财政领域的强县扩权和县财省管为突破口,以行政区划调整为前提,以明确省、市、县的职责权限为关键。     

东亚型资本政治：威权体制、资本理性与现代化

东亚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在"二战"后采纳了资本制度和威权体制,二者之间的结合是基于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威权体制、资本理性和现代化构成了东亚型资本政治形态.由于现代化内含着发展的逻辑,由此造成威权体制与资本理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最终造成"硬威权主义"向"软威权主义"转变.     

对市管县体制的认识

80年代初以后,全国不少地方都把过去的地领导县的体制转变为市管县体制。如何看待这种体制的转变,是我们需要研究的新课题。本文试以徐州市实行市管县以来的情况为例,谈一些粗浅认识。一、在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时期,实行市管县体制,是发挥地区优势,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战略措施。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农民和农业生产对我们来讲是带有根本性的重要问题。农民的生活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便要向小康型转变。实现这项转变的途径,我认为是从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大踏步地向农林牧副渔、工商建运服综合发展的大农业转变:在稳定农业生产,尤其是稳定粮棉生产     

从网络时代的交往关系反思交往理性

伴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网络交往成为一种高效的交往方式。网络交往不仅呈现出虚拟化、符码化、平等化、超越化、全球化等新特征,同时带来了主体性退化和人文精神丧失等一系列新的异化现象。所以,现代交往需要借鉴各种交往关系理论,尤其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论,发展马克思主义交往理性论,为建设理性的网络交往以及文明的和谐社会提供指导意义。     

投资原动力的伦理反思

在投资活动中,投资主体以一定的理性预期为逻辑预设,这种预期具有不确定性,存在预期收益下降甚至本金受损的风险。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求和理性算计必然使人的认知系统和评价系统发生变化,产生拜物意识的精神幻化即财富幻象。财富幻象消解了财富创造的原有意义,把作为手段的财富颠倒成为作为目的的财富,把凌驾于自身之上的异己力量的财富当做自身的本质力量。财富幻象是一种享乐主义价值观和占有主义人生观的彰显,而向人的本真生存状态的复归则是超越财富幻象的进路。     

民主执政：党执政方式的理性选择

民主执政,既是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要求,又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由之路。坚持民主执政就要牢固树立民主理念,建立健全民主执政的制度规范,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     

关于理性的思考

理性具有普遍性、多层次性、自觉性和创造性的特点。当前我国社会出现了理想信念缺失、道德责任感冷漠、感性欲望粗俗、封建迷信沉渣泛起等缺乏理性的不良现象。发展社会生产力,从事社会主义实践,把握人生、实现人生价值都需要自觉地运用理性。     

省管县建制模式研究——以浙江为例

二十世纪80年代初,为推进城乡经济共同发展,我国开始实施市管县行政体制.这一体制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有其合理性,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其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本文在揭示现阶段市管县体制弊端的基础上,从浙江实际出发,分析了浙江改革市管县和实行省管县体制的可行性,并对其改革路径进行了思索.     

中国外交文化审视中的理情反思

外交文化是在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新概念,探索中国外交文化的深刻内涵和所处的历史发展机遇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中国外交文化的国际体系根源和独特追求包括：平定天下的整体思维,阴阳对立又互补的中国式辩证法,建立在感性和类推分析上的综合治理观,国家间的中心与边缘关系及自然等级,克服被动和两难的当代外交创新意识等。在审视中国的外交文化传统和当代外交思路转变时,我们应当深刻地进行文化自觉的理性反思。     

对中国道德理性教育的反思

德育的本质是培养人的德性,使个性得到发展,人性得以丰盈,但是随着知识的传授在教育中的凸显,我国的德育演变成纯理性的封闭式教育,失缺了本真内涵.本文通过分析其本真迷失的原因,阐释了其回归本真,彰显德性的改革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