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的法律商谈理论及其中国化的意义

法律商谈就是以论辩的方式而实施的论证过程,它把司法判决的合理可接受性不仅同论据的质量相连接,而且同论辩过程的结构相连接。法律商谈的有效性取决于法律主体间法律言语行为交往的有效性。法律的合法性以及司法的合理性透过法律商谈之交往理性而实现,因此哈贝马斯的法律商谈理论,对于解决中国司法的有效性有可借鉴性意义与实践价值。     

解释论、语用学和法律事实的合理性标准

法律事实是人们在诉讼过程中对客体事实的认识结果 ,这一认识开始于个别主体对客体事实的经验和感受。当经验者用言语方式表达其对客体事实的经验和感受时 ,客体事实便转换成语言流传物。诉讼过程就是各方主体以言语方式表达事实主张 ,以寻求主体间的共同理解和解释 ,从而建构法律事实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制度性语境和规则成为主体间对话和评价的依据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共识便成为法律事实合理性的来源。真实性是法律事实形成的条件 ,而共识性应是法律事实的合理性标准。这就要求诉讼制度能够体现交往合理性 ,并要求诉讼程序尽可能保障交往合理性的兑现 ,以期有效地达至共识性真理标准。     

亚历山大·佩策尼克的法律转化与法律证成理论

亚历山大·佩策尼克一生的研究重点在于法律论证理论和认识论,特别是法律与正义上的融贯理论,在《作为合理性的理性:论法律证成》一书中提出了一套独特的法律转化与法律证成理论。在他看来,法学结论、司法裁决等既可以在法律语境之中充分证成,也可以在它之外加以证成。前者为"法律语境内充分证成",其建立在既有的法律传统之上;后者为"深度证成",它们作为商谈之最佳化条件下尽可能根本的证成而被法律人视为正当的前提提供某种支持或者批判。他成功地将法律解释的分析与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核心的哲学、道德和文化问题结合起来。     

司法的合法性危机及其克服——基于哈贝马斯的研究

司法的合法性问题在于:一种法律的适用,如何既具有内部自洽性又具有合理的外在论证,从而同时保证法律的确定性和法律的正确性。当代西方的典型理论包括法律诠释学、法律现实主义和法律实证主义都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相对而言,德沃金的整体性司法提出了更为有效的方法,但由于其缺乏对话层面的考虑,而不可避免地陷入独白化的困境。为此,哈贝马斯将商谈理论引入司法以解决司法判决的合法性问题,从而提出了商谈式司法的理念。就我国而言,与能动司法相比,商谈式司法具有更大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对法律解释的思考

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的核心，法律适用的过程就是法律解释的过程。为了保证裁判的合理性，对法律解释进行详细的梳理是非常必要的。本文对法律解释本题进行了阐述，同时对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法律必须认真对待习惯——论习惯的精神及其法律意义

习惯由个人习惯(含本性和习性)与社会习惯(含习俗、惯例)构成。个人习惯是社会习惯的根基和源头,是习惯的核心和力量之源。习惯的精神是个人性而不是社会性。习惯精神个人性的法律意义在于它能改善法律自身的内部结构,强大其功能,为法律顺畅运行提供了最基本的内部力量、广泛的人性基础、深厚的合法性根基及其获得合法性的自然化机制。法律要想获得人们普遍而有效的遵循,必须认真对待习惯。     

民事自助行为的法律规制

自助行为本身体现着正义和秩序价值的矛盾统一，既要承认其合理合法性，又要设置严格的构成要件对其予以引导和控制。本文将侧重从确立民事自助行为制度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分析人手，找到既为当事人的自助行为提供法律依据，又能防止当事人滥用权利的法律模式。     

寻找刑事司法政策的坐标点——论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决定反决定关系

宽与严，犹如坐标系中的X轴和Y轴，两者取什么值，刑事司法实践才能得到“恰到好处”的坐标点，这是对政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也是对司法工作者智慧和能力的挑战。众所周知，处理“刑事”所依据的主要是法律，尤其是在法律体系不断健全和完善，社会成员的社会活动越来越趋向于有法可依的今天，只有正确理解和把握法律与政策的决定与反决定关系，才能保障刑事司法实践活动宽严有度、宽严相济，符合法治精神。在刑事司法实践活动中，合法性是前提，离开合法性就无合理性可言，合理性比合法性具有社会心理认同感，因此更具有号召力和凝聚力，对法律具有冲撞性；合理性的本质内涵是以理服人，相对于依法服人，境界更高，因此它对法律具有挑战性。这种冲撞性和挑战性即使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呈现出“决定作用”的态势，那也不能跨越合法性的底限，只能通过立法程序促使合理性的诉求上升为合法性的内容，在合法性的与时俱进过程中实现合理性的价值取向。     

论法律的形式合理性

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推进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发生了。”① 法制现代化理论认为，人治与法治是诸多影响法制现代化进程变项中的一对关键性变项，而是否以形式合理性的制度安排作为法律运行的原则，则构成了人治与法治的基本区别。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是法制现代化的实证标准。现代西方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高度重视…     

作为法律行为的判决——判决的法理学分析之一

判决应定义为：法院基于审判权而对特定的社会冲突作出实体决定以使该冲突得以解决而在诉讼法律关系的互动的行为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法律行为。判决在直观与直接的层面指向冲突当事人的利益，在抽象的与最终的意义上则以公共利益为指向；判决是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统一，判决的合理性的有限性可以作为法律的有限性的一种解释     

法律解释的合理性问题

法律解释是一种智识性的追求，其追求对法律规范的正确理解，提供一个框架及框架内的复数理解或复数选择，尽可能实现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最大化，使法官能有效的选择与作出判断。     

法律论证相对合理性的原因分析

在司法过程中,法律论证是对法律解释、漏洞补充所确认的作为法律推理大前提的法律的正当性、合理性所作的说明。由 于历史因素、文化因素、个体因素和法律自身的因素等的存在,法律论证只能实现相对的合理性而不能实现绝对的合理性。     

论刑罚执行的法律监督

刑罚执行法律监督是指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对刑罚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的监督。刑罚执行法律监督具有专门性、规范性、非管理性和内容特定性等特点，其具有法律上和理论上的依据。刑罚执行法律监督的价值在于保证刑罚执行的合法性，从而实现保障人权和保护社会的目的。刑罚执行法律监督的手段比较单一，但具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力。     

浅谈多重语境下法律的形成

语境包含语言及非语言因素,表征了符号的历史性和延展性,并具有多重面向。法律理论都离不开社会语境对其理解的约束与形构,法律的形成过程就是凝聚这种期待的过程,同时也铸就了其保守性和滞后性的特征。除了生活世界以外,法庭情境和立法进程是分别基于实质效力和形式效力两个层面确保有效法律形成的两种互动机制。在交往理性精神的引导下,法律的形成意味着将特定社会规范或者行为方式的命名为法律的商谈过程。     

刑法解释中的合理性诉求

从真实性标准转向合理性标准是现代理论范式转型的体现。合理性诉求是刑法解释学中的根本性论题,它是基于对正义的向往,根据真实的事实和材料做出的符合刑法规范的目的的法律论证,并且它大体上可以为当前社会所接受。在合理性诉求的实践中,必须根据法官、起诉者、被告人之间的三角关系,建立一种对话式的论证模式,谋求事实共识,达成规范目的的合意。     

论我国法律监督的政治和法治价值

法律监督的政治价值是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基础的中国社会主义议行合一制度及其所体现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目的。法律监督的法治价值是保障宪法和法律完整统一的实施。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严格遵守“诉讼等腰三角型”规则，正是其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保障宪法和法律完整统一实施的基本要求。法律监督的实践价值是对国家权力的法律控制。加大法律监督是体现权力机关意志，控制和约束国家权力，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途径。     

拆迁行政裁决案件中的合理性问题研究

法院对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既包括审查狭义的合法性——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也包括审查广义的合法性——行政行为是否逾越相关法律立法价值和原则所要求的合理性边界。在对拆迁行政裁决提起的行政诉讼中,裁决的安置方案是否对被拆迁人生活有严重影响,及是否与拆迁方曾作出的更高安置标准的承诺相悖,应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     

法律行为:我国刑法中作为义务类型的合理性质疑

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一直是我国刑法理论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结合相关案例,分别从驳论和立论两方面对法律行为被确立为作为义务类型的合理性进行质疑。认为肯定论的观点问题在于:存在着逻辑上难以论证的难题;刑法理论不应当以其他法律为圭臬;与刑法谦抑主义的要求背道而驰;容易引发不良的司法反映。因此,认为法律行为不应当作为独立的作为义务的来源形式。其意义有四:符合思维的逻辑;为实质义务论提供了客观的推动力;有利于实现刑法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的协调;有利于犯罪和刑罚实现规范化和法定化。     

司法裁判中法律事实与法律规范的关系

目前,学界关于司法裁判中法律事实与法律规范关系的论述,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种推论关系、归类与涵摄关系、等置关系、评价关系。这四种方法在司法判决中各有其作用,但是学者们往往各执一端,将四者割裂开来。而实际上,逻辑推论关系确保了推理形式的正确性,而价值评价则保障了推理的实质合理性,归类与涵摄关系重点关注的是法律推理大小前提如何结合的问题,而等置关系似乎可以作为衡量归类或涵摄是否妥当的一个检测器。司法裁判中将四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保证判决的合法性。     

我国法律视野中的“顺风车”

顺风车在我国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其存在有其合理的部分,但其所涉及的合法性等一系列法律问题也随之出现。顺风车行使在灰色地带,研究顺风车法律问题成为了一种必要,研究搭顺风车在我国现阶段的利弊,进而搭顺风车是否可行,是当务之急,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