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不是权利——从我国《宪法》第51条说起

利益不是权利而只是权利的要素之一,他人可能维护你的利益,但不能代替你享有权利。我国《宪法》第51条关于“利益”与“权利”的区分对宪法理论和宪政实践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公民权利不可能与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权利”而只可能与其“利益”发生冲突,权利只存在于平行主体之间（如国家与国家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集体与集体外的个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或非平行关系中的“弱势”一方（如国家与集体关系中的集体、集体与个人关系中的个人、国家与个人关系中的个人）。公民权利也并非都会对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构成威胁,有些权利不可能损害其利益,如信仰、思想、良心自由;与其利益冲突的主要是个人权利中具有明显利益成分的权利,如财产权、社会保障权等;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一般不能成为剥夺人身权（如生命权、健康权）的理由。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亦有别于“公共利益”。     

论治理“过度医疗”涉及的若干法律问题

“过度医疗”涉及多种因素，依法治理应是根本的途径。本文在界定“过度医疗”构成要件的基础上，探讨了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包括法律规范的健全、患者权利的保护及新型医疗模式的构建等。     

论农民工作权

本文通过对农民工作权进行本体分析 ,阐释了农民工作权的内涵、结构及其特征。“农民工作权”也就是农民的劳动权 ,是指农民作为一个自然人 ,一个劳动者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应当享有的涉及择业自由、就业保护、社会保障、公允报酬、同等待遇、集体交涉等相互联结的系统的权利体系。全文确立的“农民工作权”这一基石性的概念奠定了通篇的论述基调。农民工作权的特征主要体现为权利体系的系统性、权利形态的经济性、权利主体的弱势地位等方面     

网络环境下广播组织权利内容立法的反思与重构——以“修正的信号说”为基础

关于广播组织权利内容的构建，理论上存在严重的分歧。“节目说”理论主张以保护广播节目内容为基础构建广播组织的权利内容，“信号说”理论主张仅保护广播组织对广播信号的即时利用的控制权，“邻接权说”理论主张以邻接权制度来保护广播，上述理论均存在一定的缺陷。我国应以“修正的信号说”理论为基础构建广播组织权利内容，保护广播组织对广播信号即时利用和后续利用的控制权。我国《著作权法》修订时应根据本国国情及新技术发展的要求对转播权、录制权和复制权的规定进行完善，同时增加有关发行权和网络传播权的规定，暂缓规定重播权和向公众传播权，并保留广播组织权利的保护期限的规定。     

个人数据权利的宪法体系化展开

个人数据权利的宪法教义学证成建立在对宪法规范的体系化诠释基础上，既要通过“人格尊严”“人权保障”与“社会保障制度”条款的体系勾连解释出新兴数据自决权，也要结合具体的权利条款导引出传统基本权利向数字世界的移植内容，最终统合在个人数据权利的框架秩序中。为了实现个人数据法益与社会数据法益的均衡发展，需要合理配置个人数据权利的体系结构。在配置模式上，“权利束”理论符合“一数多权”的功能优势，能够综合协调各方数据法益。数据自决权是数据权利束的“束点”，构成个人数据权利的价值内核。在体系构造上，将个人数据权利分为数据本体性权利与数据衍生性权利，可以凸显数字时代人的主体性地位与实现数据社会价值的整体性保护。保障个人数据权利是民主社会的基础与数字化健康发展的前提，在促进数据自由流动的同时，国家需要承担对个人数据权利的公法保护义务。     

论作为人权的医疗卫生服务保障权

健康权的争议性首先表现在健康权概念名称的争议性上。现有健康权、医疗权、卫生保健权等概念名称上的分歧,是因为忽略了各种权利所指向的义务对象和设定的义务内容的不同。作为基本人权针对国家并使国家承担建立医疗保障体系和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保障和促进人民健康义务的积极权利是医疗卫生服务保障权,而不是健康权或其它权利。     

从基本权利到宪法权利

从“是否基本”的角度来认识宪法上的权利不能满足宪法理论与实践的要求,甚至容易造成误解。相较于“基本权利”,“宪法权利”是更为规范的表述。宪法权利是表示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概念。宪法权利体系基本包含两个方面：每个人都享有的各种构建和控制政府的权利与个人基于人之目的性对国家提出诉求的权利。前者表示在一个共同体中的个人与其他所有人的关系,后者表示个人与包括他在内的整个共同体的关系。     

论残障人信息无障碍权:数字时代下的理论重构

“无障碍”是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确认的基本原则之一。在数字时代,残障人的信息无障碍权具有特殊重要性,是残障人平等参与社会交往、充分享受经济社会权利的前提条件。学界主流意见将平等服务作为残障人无障碍权的理论基础,信息无障碍权被视为无障碍权利从物理空间向信息空间的横向延展。这样一个市场导向的、将残障人作为消费者的保护路径已经不能适应数字时代全面保护残障人信息无障碍权的要求。有必要在学理上引入数字公民身份理论,以此重构残障人信息无障碍权的基础理论,重申残障人保护的人权模式,关注残障人在构建信息无障碍过程中的主体性和参与性,通过残障视角来构架信息社会的秩序、标准、原则和价值。该理论要求从残障的视角批判地审视数字时代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网络服务,积极推进我国信息无障碍法制建设,从而建设一个民主、包容、可持续、普遍参与、共同受益的信息社会。     

信访权何以可能？

在《信访条例》出台后，信访制度法制化的进一步目标是《信访法》的起草和制定，能否以“信访权”为核心建构其体系，成为法制实践的重要课题。从实证法学的权利理论观察，“信访权”的逻辑构造存在着明显的欠缺，其作为“主观公权利”的法律属性和规范效力尚未定型；信访制度的主要保障范围在干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但并不排斥权利保障，形成了对某些自由权利的连接性的、补充性的保障。从实践和公法权利理论出发，有必要完善信访制度，以促进公民的政治权利和权利救济制度的进步，推进我国宪政事业。     

论社会信用信息权利：范畴、内容及其体系

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持续推进与“数据二十条”出台的大背景下,社会信用信息权利在范畴、内容及其体系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基于个人信息重要性、概念核心区域明确、处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事由及“动态系统”理论,可以将个人信息定位为权利。“数据三权”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支配权、绝对权,其排除的仅仅是非法获取或处理数据的行为。社会信用信息为个人信息与数据在社会信用领域的延伸,同样应当将社会信用信息权利定位为新型的权利。未来应当依托现有的《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展开解释,确立社会信用信息处理合法性与合理性事由,有效实现社会信用信息权利体系的协调。     

私法程序理论的法理学意义

传统法理学理论仅将静态的法律关系内容(仅利、义务或者权力)作为它们的基石范畴,忽视了法律行为在法理学中的应有地位。私法程序理论揭示了程序在私法中的普遍存在及其重要功能,证明了程序不仅仅是公法的“专利”。“程序”应当与“权利”一起作为法理学的基石范畴,构建以权利一程序关系为基本架构的法理学范畴逻辑体系,以便从法理学的层面消除重实体轻程序等流弊。     

宪法权利视阈下的农民“法律排斥”问题探析

农民的“法律排斥”与“社会排斥”既相关联，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法律排斥”具有法制根本性、权利本质性和过程系统性等特征。从宪法权利体系而言，农民的“法律排斥”突出表现在：农民的选举权不对等、土地财产权不明确、结社权悬空、物质帮助权缺乏等。解决农民的“法律排斥”问题是一项法治系统工程，需从立法、行政、司法等多个方面予以完善。具体包括修改宪法和与完善专门立法，依法行政与实施普惠政策，确立司法保障与违宪审查制度。     

道德权利、法律权利、现实权利——列宁与邓小平人权观比较研究

人权作为一种法律权利，既是对人的道德权利（应有权利）的确认，又是人的现实权利的前提和保障。本文从道德权利、法律权利和现实权利三个层面，对比分析了列宁和邓小平的人权观，既细致地说明了他们人权思想的不同着力点，又概括出其区别于资产阶级人权观的本质特征。在应有权利层面上，他们坚持个体人权和集体人权的统一，以集体人权为核心，将个体人权寓于集体人权之中，从而实现了人权中普遍形式和特殊内容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法律权利层面上，他们坚持人权立法和司法保障的阶级性和全民性的统一，而以阶级性为基础，全民性为归宿；在实有权利层面上，他们又坚持人权实现的条件性和能动性的统一，并都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依托，积极开辟广大人民群众人权实现的现实道路。本文通过上述有说服力的对比分析，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科学性，同时回击了西方“人权卫士”对我国人权状况的恶意攻击，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人权维护方面的真实现状和广阔前景     

医疗权的伦理辩护

为国家设定建立医疗保障体系和高效优质的医疗服务体系以保障和促进人民健康义务的基本人权是医疗权,而不是健康权.合作抵御包括疾病在内的自然的侵害,是人际社会形成的重要根据.现代医疗服务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善,一种人之生命的必需.病人的医疗权是病人对分享社会合作成果的一种期待,这种期待具有伦理的正当性,能够得到伦理的辩护.这种作为正当性期待的医疗权本身又要受限于权利秩序中当时的条件和资源.     

后农业税时代农地权利体系与运行机理研究论纲——以对我国十省农地问题立法调查为基础

农地权利体系是以集体土地所有权为基础,派生出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和债权性农地使用权的权利体系。同时,由集体土地所有权衍生出征收征用补偿权、农民的社会保障权和成员权、土地发展权等保障农地权利实现的权利。各项农地权利的运行机理以及法律救济有其内在的特点和规律。     

论作为核心劳工标准之一的集体谈判权

在劳动法律体系中,集体谈判权并不是一项单独的或孤立的权利,而是劳动者权利体系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它与罢工权和团结权共同构成了“劳动基本权”。集体谈判权的组织保障是工会,集体谈判权的行动保障是罢工。     

“编曲权”的法理评析

在考察了国内首起主张“编曲权”的著作权纠纷案案情及判决后，笔者从法理的视角封此案进行了评析，认为编曲过程有无独创性是法律之外的专业技术评估问题，本案“编曲权”之主张合理、正当。依据案件特定境况采取司法积极主义、进行权利推定，才能维护权益，实现公平、正义。     

罪犯受教育的权利与义务及其关系论析

罪犯受教育权利、义务的法律渊源,包括宪法、监狱法等法律和司法部规章及相关文件等。罪犯受教育权利、义务,根据其与监狱教育权利、义务之间的关系,可以划分为“罪犯受教育的义务——监狱及相关组织、机构的权利”,“罪犯受教育的权利——监狱及相关组织、机构的义务”和“罪犯受教育的义务、权利——监狱及相关组织、机构教育的权利、义务”等三种类型。在罪犯受教育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中,数量上所体现出来的是受教育义务多于受教育权利,价值意义上所体现出来的是受教育义务为主要的、主导的方面,因此,罪犯受教育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应为“罪犯受教育义务重心论”。     

公民基本医疗权的保障与限制

基本医疗权是公民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权利,其内涵是及时、有效、公平、适当。国家应当从法律、社会经济等方面保障公民基本医疗权的实现,而我国目前相关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和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了基本医疗权保障的缺位。同时,基于避免权利冲突和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权利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尤其是在我国医疗卫生资源相对紧缺的国情下。在医疗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的背景下,公民基本医疗权的保障与限制与医改目标相一致,有了更深刻的现实意义。     

社会权利的司法救济

传统人权观念认为社会权利不属于普遍性的个人权利,在救济方式上不赋予该权利体系以司法适用性。目前,人们逐渐认识到作为整体的人的各种权利具有相互关联性,自由权与社会权不是孤立的两类存在,无法脱离其中的一类权利来抽象地保护另一类权利,于是,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可能的范围内发展了社会权利的司法救济,包括集体申诉制度、对公民和政治权利的社会性解释、通过肯定性救济手段给予社会权利以事实上的司法保护与公益诉讼等形式。通过这些方式,社会权利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司法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