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与协调

城乡一体化,是一项重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国家制定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孕育和根植于乡土社会的民间规范还有很大市场。国家法和民间法存在着对立和互动的关系,两者既有相冲突的一面,又有相协调的一面。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要实现两者的协调与互动,关键在于国家正式制度要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对接提供互动渠道和对话空间,这就要求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法以更良好的品格出现在民间法面前。国家法应当具有宽厚、博大、权威的品格。     

乡土社会中的国家法与民间法

在我国广大乡土社会中,民间法与国家法同时存在,这已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民间法与国家法既存在矛盾冲突,但又具有可以消解和转化的条件.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应充分注意到二者的互动与相容关系,在依法治国的大前提下,建构现代农村的法治秩序.     

村民自治语境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制度性契合

村民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农村基层自治制度,有其历史和现实发展的必然性。村规民约作为乡土社会最常见的地域性民间自治规范之一,经历了传统中国社会的繁荣、新中国建立后三十年的沉寂后,20世纪80年代,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而很快复苏,正式获得国家法的认同。村民自治为民间法提供了生存空间,是国家法与民间法在社会转型期的制度性契合保障。     

清代回疆地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关系探析

清代回疆地区地处东西方文化交汇处,同时受到中原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之影响。文章通过分析史料及典型案例,对新疆建省前后,回疆地区"国家法"与"民间法"在刑事法律领域和民事法律领域的适用情况及二者关系作出说明,从而揭示出在回疆地区刑事法律领域的内地化趋势,以及在民事法律领域的多元化趋势。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的冲突与协调

党内法规是规范党组织活动和党员行为的党内规章制度总称,既独立于国家法体系,也不同于软法,是自成一系的公共规范。受社会、历史等诸多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偶尔出现冲突,表现为案件管辖授权冲突、针对管辖竞合的态度、移送规定、党内法规规定党外主体义务及党内法规条款直接违法等形式。实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的协调既要化解既定的冲突,也防范可能的冲突。化解冲突要正视并承认冲突的存在,坚持党内法规不得与国家法相抵触,使党内法规的规范、制度和精神向国家法看齐。防范冲突要建立党内法规创制部门与国家立法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健全完善党内法规制定程序,将法与法治的基本精神融汇于党内法规之中。     

民间法的社会权力、效力基础及其动力机制

民间法以社会权力为基础,社会权力是指以特定范围内的社会主体的同意为基础、以契约为表现形式,并受到一定程度程序控制的社会强制力,具有“同意性”、“契约性”和“多元性”特点。社会权力视角的民间法具有权利与权力的双重属性,具有“冷暴力”、“文化性”和“族性”特征。社会权力的变迁必然引发民间法发展路径和范式的变化,社会权力是民间法效力的重要基础。应构建民间法与国家法沟通的理雌平台。     

民间法与国家法规制下的外嫁女土地权益纠纷探析——以广西南宁市为例

外嫁女土地权益纠纷问题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它能否合理解决,对于一个区域的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国家法与民间法对外嫁女土地权益问题的不同规制是引发此类问题并难以解决的重要因素。解决外嫁女土地权益纠纷问题的关键在于基层政府部门要主动承担起调适国家法与民间法的重任,以国家法为依据和参考,结合各村组的实际情况,在兼顾纠纷双方利益的基础上,通过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的方式解决此类纠纷。     

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理论、现实及和谐之道

以村规民约为代表的乡村民间法系统与国家法系统之间的和谐共存是建设和谐农村的一个基本前提。作为一种与国家法相对立的民间法,村规民约在实际运作中与国家法既存在着冲突,也有妥协,还有互相依赖和互相渗透。应有效界定村规民约和国家法律的调整范围,在国家立法层面吸纳村规民约合理因素,完善乡镇政府对于村规民约的备案制度,实现司法层面的平衡。     

乡村社会的民间法与纠纷解决--来自河北保定冀北村“招墓角”家庭纠纷的调查

河北省保定市冀北村至今还保留着"招墓角"这一民间婚姻风俗。笔者通过对该村"招墓角"家庭纠纷的调查发现,从表象上看,人民调解成为了该村解决民间纠纷的主要方式,国家法似乎有了某种"失灵"的迹象。因此,必须客观认识民间法在乡村纠纷解决中的特殊地位及其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二者虽然存在着结构性断裂,但也有着共同的逻辑基础。在当今文化多元化、纠纷多样化的乡村社会,应当构建适合乡村社会自身特点的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民间习惯的司法适用研究

我国是一个地域广阔且具有五千年历史文明的国家,在地域和文化不同的背景下,一部成文法很难解决生活中各种法律问题。民间习俗和国家法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国家法因国家制定而产生,民间习惯则缺乏法律根据。解决民间习惯与国家法的冲突问题,改善我国法律规范,构建合情合理的法律体系是当今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     

论我国的国家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与整合问题为不少学者所关注。学界对“民间法”的定义争议较大，但就国家法而言，学者们普遍认同国家法印为国家制定的法律的说法。文章以此为基础，追溯我国国家法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对当今中国国家法所选择的法律创新之路给予了充分肯定。     

超越二元对立——再论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关系

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持续的＂现代化＂变迁,但在基于西方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法和基于各民族固有文化传统的习惯法之间,仍然存在着较明显的断裂与差异,这是造成当代中国社会＂国家法＂与＂习惯法＂二元并存状况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解决二元法律困境的关键不仅在于两种研究旨趣的交流与结合,因为隐藏在两种偏向背后的,依然是国家法（甚至包括国家的民族立法）与习惯法两种话语之间的分离与隔阂,只有在超越国家法—习惯法二元对立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律＂融合＂。     

乡规民约与国家法的互动

历史上国家法与乡规民约两相抗衡的情形一直存在。国家从整体利益出发,一般不采用强力确立国家法绝对优胜地位的做法,很多时候当这种“抗衡”不涉及严重根本利益时,国家总是默认乡规民约的实际纠纷解决效用,即使它的规定是与国家法相异的。国家法与乡规民约“抗衡”中所体现的“分治”意识是可取的,但对抗性应消除,良性互动才是应然之道。实现良性互动要定位好基层自治组织的功能,给予地方广泛的自治权限,同时对地方自治构筑有效的立体监督机制。     

论民间调解人的权威与信用

基层社会的稳定有序离不开民间调解.调解是我国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一大特色和优势.它之所以能盛行不衰地延续至今,除了受中华文化“无讼”思想、家族伦理及乡土特色等因素的影响之外,还因其有着坚实的信用基础,即传统的调解人往往就是乡绅、族长或寨老,调解结果为纠纷各方自愿接受、自觉履行,也为其他人所认可.由于社会转型,原有的个人权威和社会信用关系已经解体,新的社会信用秩序尚未形成,导致民间调解作用弱化.目前,需要重构调解人权威、重建社会诚信,以提高民间调解的有效性,维护基层社会稳定.     

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互动——以彝族地区为例

国家法的实施是维护社会秩序、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但在彝族地区,由于传统习惯法占据主导地位,导致国家法与习惯法适用中的关系紧张,究其原因,在于彝族地区人民法律意识上的错位和解决方式上的冲突。给予习惯法一定的发挥空间,实现国家法与习惯法的互动,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资源优势,维护社会秩序。     

民间法的限度

于语和、张殿军在《河北法学》2009年第3期撰文认为，民间法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规则，与国家制定法一样，具有自己的生存限度。民间法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强制性、传承性等鲜明的特点。与此相联系，出于对自然的原初的敬畏与恐惧、社会化了的行为尺度、乡土社会的正义观以及类同于国家法的暴力构成了民间法的效力来源和基础。民间法同样发挥着法的作用，只是与国家制定法在作用的内容、方式、方法、强度和向度上存在着差别。     

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依存和冲突--少数民族地区法律多元个案透视

法律多元将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存在的现象 ,该现象主要围绕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两者的关系而表现出来。在不同表现形式中 ,两者表现出既依存又冲突的关系。因此 ,在少数民族地区法治建设进程中对两者不应简单取舍 ,国家法必须给少数民族习惯法留出一定空间 ,让少数民族习惯法通过不同途径得以实现。     

放宽法律的视界:乡村生活中村落法与国家法关系之解读--从两则材料谈开去

在中国农村社会 ,大量的村落法在实际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国家法以“法治”名义强行介入乡村是困难的 ,两者之间呈现出一种复杂深沉的张力 ,这是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法学工作者应该放宽“法律”的视界 ,深入乡野 ,关注法运行的实然性 ,寻找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     

民间法与国家法双重视野下的农村妇女土地财产权

各地的乡规民约在土地使用权上屡屡与国家法发生冲突,比较突出地显现在农村妇女,特别是嫁娶妇女的土地财产权方面。本文以为,由所谓的民间法所规定,妇女婚后不迁出户口者不能享受本村的福利待遇和承包土地的事例已非个别案例,在内陆省份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屡有发生。因此从法社会学的角度,理顺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的互动关系,确保农村妇女的土地财产使用权,实为当前农村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代表委员谈反分裂国家法

“两会”开幕后，在代表、委员们关注的诸多热点问题中，提请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反分裂国家法颇为醒目。本刊记者就这一议题采访了部分代表和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