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俊的“民党“,“革命党“指的是无产阶级政党:答复叶累先生

叶累先生在１９９９年第５期《上海党史研究》上，发表了《最早提出建党思想的是李汉俊吗？》对我提出的这个问题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想先对自己以前的研究作点修正。李汉俊的原话是：“人家叫我做民党叫革命党，我应该在这一点有切实的打算。”以前我聚焦“民党”，没有对“革命党”进行分析是不精确的。他的这句话从语法上讲，“民党”、“革命党”是并列关系，从逻辑上讲是两个概念，尽管经常有人将孙中山领导的政党称为革命党。因此只谈“民党”有悖李汉俊的原意，这是我不严谨的地方。现在我对叶累先生的质疑作复。…     

李大钊与鲁迅:“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

李大钊和鲁迅生长在同一时代，在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奋斗中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李大别把鲁迅看成是“在文化革命的战线中”的“一面大旗”；鲁迅则把李大利当成“革命的先驱者”，他“愿意遵奉”命令的“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鲁迅和李大别的友谊始于编辑《新青年》的时候。鲁迅说：“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发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仁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他的模…     

你会说话吗？

小时候爱听相声，对常宝霆先生说的一个“小段儿”印象很深．作品讽刺了一部分说话不讲究艺术的人，结果在生活中闹了笑话并引起他人不快的例子。记得作品里有一个负责上菜的服务员，张嘴就喊：“谁的肠子？”顾客无奈，只得回答说：“我的肠子。”服务员接着问：     

关于塑造精神的几点思考

在2003年的媒体报导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个词就是精神。这是从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开始的。党的十六大提出了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上海从申办“世博”成功，提出弘扬“世博精神”开始，进而讨论塑造上海城市精神，做一个可爱的上海人，经过反复论证，总结了百年上海历史和文化的积淀，     

八面来风

陈忠实、杨绛两位先生先后辞世，在微博与微信朋友圈都引发了“刷屏”，也同时出现了讥讽的声音：你们读了作家几本书，也有资格假惺惺装文化人点蜡烛？老实讲，对这种态度我不以为然：每个人心中都有关于作家的印象，只要他愿意表达，难道不应该更宽容地对待这种表达的自由吗？     

徐特立的革命风范

徐特立与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一同被誉为“延安五老”。1927年7月，一片白色恐怖中，徐特立在汉口加入中国共产党。徐特立参加长征时已经58岁。1937年，徐老60岁生日时，毛泽东在给他的贺信中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称赞他“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徐老的这种革命风范，在营救被国民党关押的乔信明等红军将士这件事上，体现得最为深刻。     

大领导的“小事情”

1962年，我光荣入伍，成为中央警卫团的一名战士。中央警卫团是负责中央领导同志警卫工作的，因此有机会接触到中央领导同志。其中，有两件“小事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受益终身。     

匈牙利散记

在参访匈牙利之前，我与匈牙利的“神交”不深，对这片土地的印象仅仅限于：或大诗人裴多菲“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名篇；或因匈奴而与中国有说不清关系的言说；或1956年、1989年的两次“波匈事件”均“波及中国”的史事。如今身临其境，才得知匈牙利不但历史文化渊源非常深厚，     

“毛罗对话”之我见

自从周海婴先生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披露了一段“毛罗对话”后 ,真是一石激起千重浪 ,引来许多名人学者浓厚的讨论兴趣。这也许如周海婴先生所说“事关重大”(《鲁迅与我七十年》第 371页。以下引用此书简称《七十年》)的缘故吧。从去年底黄宗英女士发表了《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2 0 0 2 .1 2 .5《南方周末》)后 ,讨论的重点由“对话”是否存在的争论 ,变成了如何评价这一“对话”的探讨。既然“事关重大” ,笔者不揣浅陋 ,也深感有说几句的必要 ,并就教于诸位名家学者。海婴先生披露的“毛罗对话”是 :“1 957年 ,毛主席前往上海…     

吴江“三谏”胡耀邦

吴江先生经历丰富，理论造诣高深，参与了中共许多重要理论的形成，又有一段时间身处政治核心漩涡之中。他与中央领导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胡耀邦等曾零距离接触。特别是胡耀邦在总书记岗位上，吴江存不同时期的三次“直谏”，且围绕“厚重”、“威重”、“慎重”三个主题词展开，令人印象深刻，沉思难已。     

晚节流芳话杨度

放弃错误主张积极追随孙中山在日本留学时，杨度认识了孙中山先生，并同他辩论过如何救国的方法、道路。在一次孙中山主办的宴会上，杨度曾对孙中山说：“我主张君主立宪，我事成，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我当尽弃自己的主张以助先生。”并举起酒杯，当众立誓：“我失败而先生成功，我当尽力以赴之！”他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这一诺言。辛亥革命后，杨度曾先后支持袁世凯、张勋复辟帝制，但均遭失败。从此，他从错误中清醒过来，放弃君主立宪主张，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受到孙中山的高度信任。在《孙中山全集》第八卷刊登有1923…     

连战夫人忆赴胡锦涛晚宴细节

我出生在抗战最后一年（1945年）。抗战胜利不久，父母亲便抱着我“朝辞白帝彩云间”，顺着长江一路到南京、上海，再从上海乘船至基隆，从此定居台湾。近60年来，虽然经常至各地旅行，却从未去过大陆。大陆在我的印象里一片空白。     

留住财富之根

最近，与一帮年轻的朋友在一起讨论欠发达地区什么最重要时，多数人提出，最重要的是人的精神，是人内在的那口气。这不禁让我想起一个故事：近一个世纪以前，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沃尔逊小镇拥来了一群饥饿的难民，当镇长杰克逊先生发送食品时，许多难民大嚼大咽，只有一位年轻人例外，他对镇长说：“先生，你送给我这么多好吃的，有什么活让我干吗？”杰克逊笑了，“我只不过想给你们提供帮助而已，哪来的活让你做呢？”但年轻人却没有领情的意思：“不，先生，如果没有活做的话，我不会接受你的食物，真的先生，我总得为你干点什么呀！”实…     

“三农”问题中的“王夫之定律”

黄波在2003年6月26日的《南方周末》上发文指出，著名学者秦晖先生从黄宗羲著作中概括了一条“黄宗羲定律”，提出了历代农民税赋积重难返无法根除的怪圈。闲来读书，我惊奇地发现关于“三农”问题，明清之际的另一位思想巨子王夫之也曾提出过一条“定律”，他在《读(通鉴)论》中因“魏诏守令     

溜走的“芙蓉镇”

芙蓉镇，天下人皆知，天下人也皆不知。作为生长于芙蓉镇的游子，我总有一种内疚感，甚至为古华笔下那个真实的芙蓉镇从自己身边悄然溜走感到痛心。我不知道，作为吃春陵水长大、远离故土、成名成家的古华先生在听到湘西永顺王村那个令天下人羡慕的芙蓉镇，经过“包装”和“推销”后，如何快速发展壮大的消息时，是一种怎样的感觉与感受？     

溜走的“芙蓉镇”

芙蓉镇，天下人皆知，天下人也皆不知。作为生长于芙蓉镇的游子，我总有一种内疚感，甚至为古华笔下那个真实的芙蓉镇从自己身边悄然溜走感到痛心。我不知道，作为吃春陵水长大、远离故土、成名成家的古华先生在听到湘西永顺王村那个令天下人羡慕的芙蓉镇，经过“包装”和“推销”后，如何快速发展壮大的消息时，是一种怎样的感觉与感受？     

回忆我所了解的倪志福

4月24日晚，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惊闻倪志福同志逝世。夜不能寐，命笔成篇，以寄哀思。 1976年前，我并不认识倪志福。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临危受命，治理上海。当时，我是苏振华的秘书，随同前往。在那些战斗的日日夜夜，与倪志福有了零距离的接触，他的一些事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改革开放后，我还多次专程看望、访问倪志福，更加深了对他的认识与了解。     

道德无能转乾坤

杂文家许家祥先生从当今中国“最缺底线”说起，提出人和社会“都要有道德底线”之论，颇慰我心；再往下说就不爽了，他的一些论点亦不再令我信服。
　　譬如，“社会最大的危机是道德危机，国家最大的灾难是道德灾难”。似这般高腔倡道德，将道德的能量推向“大”之“最”级，合适吗？     

忆邱锦才同志二三事

邱锦才同志是闽西屈指可数的贡献突出的老游击队员、老革命，2012年3月22日仙逝，享年94岁。消息传来，我万分悲痛。邱锦才“文革”前曾兼任龙岩县党史办主任，是我的老领导。我由于长期从事地方党史研究工作，与邱锦才有广泛的接触，在此，我谨回忆邱老给我印象最深的二三事，以告知世人。     

一字师：改“大”为“小”

20世纪30年代，教育家陶行知写了一首赞扬某小学的诗，“有个学校真奇怪，大孩自动教小孩。七十二行皆先生，先生不在学生在。”有个八九岁的女生却提出“大孩能教小孩，小孩就不能教小孩吗？我看应改为‘小孩自动教小孩’。”陶行知惊喜不已，逢人便夸：“这个小孩可真是我的‘一宇之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