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能力建设与政治合法性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重大课题。事实表明,“执政能力”的增强和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和利用“执政资源”的程度。政治合法性作为一种重要的执政资源,对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本文就执政能力建设与政治合法性关系作一分析,以期从政治合法性的全新角度得到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益的启示。一、政治合法性是有效执政的重要条件“合法性”(Legitimacy)是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是指民众对于现存政治秩序和政权的信任、支持和认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评价标准就是公众对政治制度的认同与忠诚的程度。社会…     

和谐社会视域下政府合法性建构探析

政府的合法性是稳固的政治统治的基础。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背景下,我国的政府合法性建构还存在许多问题,面临诸多的挑战和考验。因此,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及时探寻相应的办法以加强我国政府合法性建构显得尤为重要。     

从合法性看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发展

合法性决定着政治发展的空间，而政治发展反过来可以巩固和提升合法性，这种内在的关联决定了合法性是透视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全面合法性危机是新时期政治发展的背景，三个阶段的政治发展有着不同的重点，合法性的重构也经历了从单一到均衡的过程。新形势下的政治发展仍然面临着多方面的严峻考验，政治意识、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是影响政治合法性的三个基本层面：从政治意识层面看，理论自觉与理论创新仍然是推动政治发展与塑造合法性的重要动力；从政治制度层面看，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政治发展的主要内容与巩固合法性的主要途径；从政治行为层面看。约束、监督政治权力主体与提升政治权利主体政治参与能力是政治发展的方向选择与夯实合法性基础的根本路径。合法性作为政治系统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起到了衡量政治发展晴雨表的作用。三十年的政治发展铸就了一个新的起点，也开启了对合法性追寻之路。     

抗战时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对执政合法性的建构

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要的局部执政时期之一。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进行意识形态合法性、绩效合法性、法理型合法性建设,获得了边区群众的广泛的认同和支持,巩固了陕甘宁边区政权。党在陕甘宁边区执政合法性的建构,对于今天保持党的先进性,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公民权探析

公民权的内容历来受到各国政治制度设计者的重视,通过公民权及其相关范畴,可以透视法治国家宪政思想的源流与走势,彰显国家政治过程、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和开明程度。公民权,作为与国家权力相对应的范畴,不仅与一个国家的政治过程运行的起点与归宿始终息息相关,而且对政治秩序的形成、社会正义的实现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关于公民权的理论与实证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论刑法的道德合法性

刑法的道德合法性问题是法律的道德合法性问题的具体和延续.刑法的道德合法性应立于人性高度予以诠释.刑法的道德合法性赋予刑法以良法的品性、真正的威信和彻底的有效性.刑法的道德合法性应在刑法立法、刑法司法和刑罚执行的过程中得到动态性的贯彻和体现.刑法的道德合法性在风险多元的高科技时代仍然应该得到维系.     

从人性预设看中西法律文化差异

基于解决人的问题,在每一项制度设计的背后,都必然暗含着对制度的主体——人及其本质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对人性的不同假设也导致了中西法律制度构架迥然而异,中国传统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采取人性善的假设,由此形成人治传统。而在西方则恰恰相反,基于对人性特别是政治家本性的悲观假设,由此形成法治传统。纵观中外思想史,以人性恶为基点的政治制度恰好弥补了人性善在政治制度设计中的不足。而作为现代社会一个基本制度的法治应基于双重的人性假设之上:在私域要对民众采用人性善的假设;而在公域要对当权者采用人性恶的假设。因为人性是恶的,所以法治是必须的,因为人性是善的,所以法治是可能的。     

略论参政党的政治合法性与参政绩效

参政党的政治合法性与参政绩效是参政党建设的两个重要的问题。参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具有一定的历史基础、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参政党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都必须以足够的绩效为依托。参政党参政绩效包括政治绩效、社会绩效和道德绩效三个方面。当前，从政治合法性的视角探索参政党提升参政绩效的途径，就必须要不断推进协商民主；不断保持和谐的政党关系；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不断促进与实现参政党自身的现代化。在目前的新形势下，以参政党合法性为核心，不断探索参政党提升参政绩效的合理途径，对确保参政党永久活力，推进我国政治制度建设意义重大。     

多党合作视野下的党的合法性资源建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合法性资源是党的执政资源体系的核心,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加强多党合作制,对保护和拓展我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尤其是建设和丰富我党"利益认同合法性资源"、"制度认同合法性资源"、"廉洁认同合法性资源"等,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政治哲学视野下的“无赖假设”

休谟的"无赖假设",绝不是对人性的贬低,它只是一种"应然"和"实然"、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分,以及方法论上描述与分析的不同应用。"人性善"不能作为政治制度设计基础的主要原因在于,"人性善"从未得到过有效的证明,将其视作政治制度的基础也不具有普遍同意和普遍接受的特性。"无赖假设"并不排除政治家道德修养的必要性,二者是一个可以相互融合的人性。     

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意蕴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揭示了市民社会的经济关系本质及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深刻探析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必将对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即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提供重大而深刻的经济富强、政治民主、文化文明、社会和谐的价值意蕴。     

葛兰西对克罗齐国家理论的批判与超越

葛兰西的“完整国家”理论实现了对克罗齐“伦理国家”理论的批判与超越。实践哲学强调政治实践，超越了处于思辨层面的伦理政治史观；“完整国家”将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相结合，突出个人的作用，超越了“伦理国家”忽视人的活动和把国家完全机构化的缺陷；“阵地战”将组织系统、工业系统纳入整个战争，实现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一体化，超越了“消极革命”的不现实性。葛兰西和克罗齐关于建立文化国家的构想，实现了国家理论研究的意识形态转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公民社会视角谈政府民主治理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整个社会日益呈现出开放、宽松、活跃的氛围,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日益涌现,以个人权利为基础,以民间组织为主要特征的公民社会逐渐兴起。公民社会的本质就是民主社会,它尊重公民资格,保障公民权利,认为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是公民社会的最重要的政治内涵。这就意味着政府必须通过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的形式来保证公共权力在全体公民的同意、监督和制约下规范地运行,并最终来保障公民的权利和利益。     

公民政治意识作用的逻辑

公民政治意识是政治系统及其运行过程在公民意识中的反映，公民政治意识的作用体现在公民政治意识与政治文明、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关系之中，公民政治意识文明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公民政治意识的提升是政治发展的重要条件，而公民政治意识的成熟则是政治稳定的重要保证。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内部结构的分化与整合

深入剖析一国政治文化的内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对于了解该国政治体系的运作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在精英和大众层面都存在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统政治文化、民主政治文化三种类型的交织与分化,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整合与创新应以培育和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以权利、民主、法治为核心理念的社会主义公民文化为指向,政治社会化对于政治文化整合与更新尤为重要。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动力之探究

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启动是政治支持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同时也在公民社会的出现、全球化竞争加剧等因素的推动下开始步入正轨。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进行探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民事程序选择权的法理基础

程序选择权是以尊重主体人格尊严以及多元化需求为基础的一项公民的基本程序权利。从民事程序选择权的概念和性质出发,民事程序选择权的法理基础可以界定为:人权内涵的体现、程序主体性原则的应有之义、处分权主义的必然结果。同时,民事程序选择权在保障程序公正、提升程序效率等方面对民事诉讼及民事纠纷的解决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联合国准则与警察保障人权

保障人权是联合国公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警察在国家刑事司法体制和政治体制中的重要性 ,决定了它必须对人权予以足够的保护。根据联合国准则的要求 ,本文从逮捕和羁押、无罪推定、沉默权、公民的待遇等多个方面对我国现行法律有关警察保障人权的规定进行了检讨 ,并提出改革建议。     

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人本观

马克思人本观从实践性、社会性和人的需要三个方面揭示了人的本质内涵,这一哲学内涵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指引着思想政治教育特点、视角和目的等理论建设和实践工作的发展,对澄清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理论是非具有重要价值。     

行政追偿之基础理论解读

每一项法律制度都是一柄双刃剑.作为行政赔偿制度的重要补充,行政追偿不仅在于惩戒违法的国家工作人员,而且还在于保护国家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对行政追偿制度的基础理论解读不仅能从根源上为行政追偿寻找正当性的理论支撑,且在立法上支持了国家对追偿法律规范的表述.作为行政追偿制度的根基,基础理论的解读涉及追偿的概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