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视域下的网络社会治理与网络社会工作

互联网的普及促成了新的空间形态的生产,以空间虚拟性为主要特征的网络社会成为当今社会领域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网络社会问题更是当今社会问题的重要构成。在社会治理的背景下,社会工作以服务者的姿态,参与网络社会的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和综合治理。社会工作参与网络社会治理既可以促进网络社会问题的解决,反过来也可以推动社会工作知识和实务体系的完善,助推网络社会工作的形成与发展。网络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是对服务型治理的扩展,有助于善治目标的实现。     

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法律之间的冲突

网络事件是网络社会发展历程中极具典型意义的景观,是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在交往过程中各种冲突形式的表征化。文章从各种网络事件出发,探索两者的互动关系,研究它们冲突的形式和具体内容,深层次分析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并提出解决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之间冲突的设想。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及路径选择

当今中国,社会治理主体正由一元走向多元,社会组织已成为社会有效治理不可或缺的力量。由于我国社会组织尚处发育过程,政府和公众未能对社会组织的发展给予足够的重视,没能在制度安排和社会道义上给以充分的支持和帮助,使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受到严重抑制。改进和加强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的功能作用,既要求我们加快社会组织的立法进程,更要求我们创新工作理念,做到统筹规划、合理定位、科学授权、依法制权。     

社会资本与腐败网络的治理

从西方引进的社会资本概念,我国学界已经在许多领域予以运用,如乡村结构、企业经营、社区发展等,认为它具有解释社会发展尤其是非物质发展的力量.但是,社会资本也具有相当的负功能或者消极意义.在我国传统的差序格局尚未消解之际,它的引入往往成为中国传统再生的一个新契机.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的背景下,腐败问题呈现出新的样态,由单一的腐败向多元的腐败演化,社会资本的负功能或者消极意义也同时取得了新的表现形式.     

论我国政府社会管理公平价值取向的现实依据

我国政府致力于社会管理，应以公平作为核心价值取向，其现实依据在于：公平是人类世代追求的价值理想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是政府应当承担的社会职责。     

传统中国社会乡绅治理的实现逻辑及现实启示

在传统中国社会,乡绅处于国家与基层社会广大民众之间,是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的“调节器”。乡绅治理作为传统中国社会的一种治理方式,在促进基层自治、发展公益事业、繁荣乡村文化、凝聚乡村力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实行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外力的输入必须有内生动力的衔接。新乡贤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治理模式。因此,要发挥新乡贤能动作用,提升新乡贤自治能力,增强新乡贤德治示范,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     

新时代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建构维度

马克思在建构其社会治理思想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原则,视人民群众为社会治理的根本力量,将人民监督看作社会治理的根本保障。新时代我国公众参与社会治理仍有其局限性,结合马克思人民参与社会治理理论,新时代应从强化问题导向、倡导学用结合、加强社会沟通、激发基层活力四个维度出发,形成政府治理与公众参与合力,从而实现政府治理与公众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论网络社会的法律治理

伴随网络社会的形成,对网络社会的治理迫在眉睫。在宗教、习惯、道德、法律等多种社会控制方法中,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获得了普遍地支持。即,网络社会的治理,应当诉诸于法律治理。法律治理拥有普遍性、强制性、正当性三个特点;法律治理的目标在于确保功能、实现有序、维护安全;法律治理的原则在于平衡适度、比例、特色治理。     

道德建设的市场取向与社会取向

现阶段道德建设中分化出两种不同的取向,即市场取向与社会取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市场取向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他的伦理实质是利己与利他的统一.但是市场取向也有他的局限性.而道德建设的社会取向作为一种非市场取向,(1)提升市场取向的价值追求,(2)弥补市场取向的价值缺陷,(3)作用于市场价值领域之外.社会取向的最主要内容是"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原则,还包括共产主义道德和可持续发展原则等.在现实中,两种取向在指导道德建设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突,但是这种冲突不是必然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顺利进行要求通过整合实现两种取向的契合.     

乡村社会体制吸纳与协同治理的现实之辩

体制吸纳是行政权力吸引社会组织或个体精英进入公权领域运作的社会过程。它的产生与发展是多方因素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乡村社会协同治理发展的历史必然。但是这种行政权力介入乡村治理的行为,会对刚刚形塑的多元共治的协同治理理念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从而销蚀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因此,在乡村社会一定要合理界定基层政府的角色,实现适度规模的体制吸纳,继而最大程度上避免体制吸蚋的消极影响,克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实现协同治理的美好愿景。     

中国语境下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境及路径选择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当今中国语境下,探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还面临诸多挑战:多元治理愿景与政府强势主导、法治建设理念与人情社会理念的交织、公共性的丧失与利益的高度分化等。有必要通过重塑社会治理理念、促进治理机制及体制创新,探索构建具有中国化、民主化、法治化和公共性的社会治理体系,以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我国社会管理思想提出的现实依据及其政策取向

社会管理具有目的性和手段性的双重特征,目的性旨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强社会团结、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手段性是指社会管理在不同历史时期担负实现国家整体性战略目标的作用。在当前,社会管理思想是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革发展处于战略机遇期和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期的背景之下提出的治国之道。在实践中,社会管理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索,因此,进一步提出破解社会管理难题的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层社会治理的时代意蕴、现实困境与创新路径

基层是社会治理的重心,目标是以民生发展为核心,建立多元合作共治的基层社会格局,这依赖于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资源等的全方位转型。目前,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社会矛盾纠纷多发、网络虚拟社区治理困难等带来的挑战,亟待着眼于创新制度化的民生发展体系、完善立体化的基层治理机制、构筑信息化的基层治理格局等,推动基层社会的共建共治共享,打造现代化的基层社会运行模式。     

中国网络治理的社会符号学阐释

网络治理是一项复杂系统的社会工程,符号学因其系统性可为网络治理构建和完善提供学理支撑。网络治理和网络空间作为社会符号具有时空性和社会性,其意义会随着历史的变迁和解释主体的不同而变化,主要受历史条件、网络治理实践和国家利益等语境因素的制约。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和网络主权是中国网络治理符号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不断推动其从价值独特性符号向价值共识性符号的转变,即既保持中国特色,又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此外,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国网络治理具有时代性、人民性、科学性、实践性和全球性,是马克思主义在网络空间治理领域的中国实践,是历史符号在新时代的全新阐释。     

网络虚拟社会治理与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

互联网是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价值观输出的重要技术平台和工具。网络虚拟社会发展对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提出了新挑战:网络空间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新阵地;网络渗透是威胁意识形态安全的新模式;网络谣言是威胁意识形态安全的新隐患;网络问政是巩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新领域。网络虚拟社会发展对维护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话语权提出了新课题,加大了意识形态的引导难度。要从理论保障、政治保障、社会保障、文化保障、法律保障和技术保障方面,构筑网络虚拟社会背景下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路径。     

网络社会开放性与有效性融通的治理路径探析

开放性是网络社会协作治理的基本条件,但网络自由急剧放大和异化、以及权力主体对网络的过度管制,使公众与地方政府在网络空间中难以就公共事务达成互利合作和社会共识,造成网络开放性与有效性的悖论,导致网络治理陷入二律背反的困境。确立权力对自由的引导机制、发挥生态性权力在协作治理中的主导性作用、在主体间性的基础上开展关系理性中的扩展性对话,能够保障公民的正当权利、维持网络虚拟社会的活力、维护国家权力的价值维度,实现网络虚拟社会治理的开放性与有效性的融通。     

个体化社会与社会治理

受现代化进程的高度时间压缩、既有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和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滞后等因素复合叠加影响,我国的个体化社会呈现出与总体性社会迥异的新特征：一是社会关系的脆弱化;二是生活场域的陌生化;三是意义世界的功利化;四是风险承担的个体化。     

网络谣言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及法治化治理※

近年来,网络谣言逐渐呈现出易发、多发的态势。网络谣言的发生需要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其固有的特性决定了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不可小觑。治理网络谣言有多种路径和方式,但法治化治理是较为高效、理想的选择。应该尽快推行网络实名制管理办法,切实落实行政公开法律制度;同时,要加强网络立法,建立一套完整的、针对网络管理的法律体系;要完善法律惩戒机制,依法惩处网络谣言制造者和不法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