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下的政治空间与嵌入性互动——基于B市T区三个组织的案例研究

随着社会治理时代的到来,政府的职能转变诉求、执政党的合法性建设诉求、社会组织的发展诉求与民众对公共服务和利益表达的诉求在同一时空节点汇聚。本文以社会治理时代下B市T区这一具体时空场城内三个组织的成长为案例分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调适与重构,指出在社会治理时代下T区政府在原有的社会结构边缘开启供多元行动主体互动和博弈的理性政治空间。政府与民办非企业单位、民间社区组织和体制内基层组织在这一政治空间内基于各自的组织需求和相互的资源依赖形成包括资源嵌入型、互惠嵌入型和合法性嵌入型等不同的"嵌入性"模式,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理性的互动构建起国家、社会组织与社会之间趋于良性的合作机制和多中心治理的资源循环系统。     

社会参与:危机治理范式的一种解读

危机治理已成为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能。建构政府与社会互动的危机治理模型、实现社会的有效参与,是处理危机的重要环节。政治文化建设和公民社会发育作为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土壤,同时也是危机治理机制运行的基础。本文试图通过对政府与社会处理危机应对措施的分析,探究危机中政府与社会的责任,阐述责任政府的危机治理效能,提供危机柔性管理的基本思路。     

突破“碎片化”:构建“回应性”城市政府协同治理框架——基于杭州上城区“平安365”的案例分析

近2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的迅猛发展,受到城市扩张与更新、人口流动性、社会利益调整、信息网络扩散、公众生活方式改变等因素影响,城市政府治理面临双重挑战:城市生活空间不断出现新的社会问题,且问题具有跨界性、流动性、弥散性、相互关联性等复杂特征;原有"条块分割"的政府组织结构设计各自为政、职能交叉与缺位并存、"碎片化"治理,应对变动不居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威胁到地方政府治理绩效。为此,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实践兴起一股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创新潮流,以此改革选项联动政府以及多元治理主体建立跨部门、跨界的合作机制,齐抓共管,协力合作,通过塑造"整体性"治理架构,有效回应城市存在的突出社会问题。本文以杭州市上城区实施的"平安365"协同治理为个案,系统描述这一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机制是如何运转起来的,并分析其生成与运行逻辑。城市政府协同治理的生成是城市场域性质变化和科层化行政绩效驱动双重作用的结果。技术整合协同治理机制的生成,是城市政府在"条块"体制下一种理性的工具选择。同时,在缺乏体制深度调整和理顺情况下,依靠"问题处置"为导向的渐进式技术或机制整合路径能否持续、有效地"嵌入"地方治理结构,能否带来变革性的治理创新,是需要进一步观察与思考的问题。     

自适应协同:工会枢纽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协同机制

工会枢纽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是顺应党和政府社会治理创新要求的举措。中国工会的性质为其参与社会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职能定位为其搭建了良好的平台。通过对北京、上海等地工会枢纽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考察,基于经验考察建构协同社会治理的动力机制、运行机制和管理机制。协同机制具有"自适应协同"的特征,作为一种实践导向的"生存性智慧",既要渐进适应复杂的动态环境,又要结合组织独特地位和资源优势主动把握结构性契机,在适应中主动协同多元社会力量,以协同来更好地适应环境的特点。在适应性协同的过程中,工会组织能兼顾多重角色,更好地实现其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     

共治的逻辑:网络化治理理论及对社会治安治理的指导价值

网络化治理作为公共服务演进新走向,其特质表现为主体多元-责任分散-机制网络,强调政府责任、部门协调和社会整合,以增强社会治理效率。在平安建设中,在追求治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网络化治理理论对促进治安"共治"理念形成、治理多元主体合作与协调以及复杂化社会治安事务的责任分担等方面研究具有指导价值。     

治安主体多元化趋向与建构向度探析

社会治理主体由单一走向多元化是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因而建构一种新的开放性的多元治安主体模式,是有效回应社会治安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在这种"一主多元"的治安主体结构中,党委和政府是领导主体,公安机关是核心主体,保安服务公司与社会治安防范组织是重要主体,社会民众是基本主体。有效整合各方力量,建构好"一主多元"式的治安主体结构的向度,以凝练价值共识取向、构建协同型的责任主体与创建多维合作机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与政府公共治理效能化内在关联性

治理主体多元化是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主要特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治理中多元主体凝聚共识的核心要素。在公共治理过程中,政府既是治理的最终责任主体,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载体。政府公共治理效能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要以公民的政治认同为基础,并依赖于政府角色的转变。当前,推进政府公共治理效能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的实践路径应落脚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利益认同机制培育,政府在公共治理中释放法治化制度张力,以及提升公民文化自觉等方面上来。     

政府责任及其实现途径的研究视角探析

社会各领域的秩序与法治密切相关,但其实践却取决于能否建立切实有效的负责制。关于政府责任的范围,可以根据行政同政治、社会及社会与政治间关系,以及官僚制内的各种安排等来确定。政府责任及问责制是某一国度内的国家建构并完善公共秩序的核心问题。在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上,必须强调"体制-机制-秩序"关系模式。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心要放在公共问题上的体制和机制方面。而县政在整个国家体系中的位置就是基层,其治理成效不仅具有整个国家治理的基础性意义,而且与百姓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     

风险社会及其治理机制论析

风险社会理论是西方学者基于对现代化、全球化引发的威胁力量作出的反思。“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使风险社会责任认定陷入困境，同时也对传统的风险治理模式形成挑战。在现代社会，单一的治理机制无法有效应对全球化时代的风险，整合政府、市场以及公民社会三大治理机制，构建多元参与和责任分担的合作治理成为一种路径选择。作为复杂性简化的一种有效形式，现代信任关系为合作治理的可持续性运转提供了机制依托。政府信任在整个社会信任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同时也是影响合作治理的重要变量，需引起特别关注。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我国村庄"多元"治理模式

村庄"多元"治理模式是与"一元"治理模式相对立的一种模式,是以"多元化"治理权力为基础,以"多元化"治理主体为核心,以"多元化"治理资源为桥梁,以"多元化"治理手段为途径的一种村庄治理模式.要建立理想的村庄"多元"治理模式,就必须根除实践中存在的立法、行政和经济文化三大障碍.同时还要看力构建"多元"治理权力和治理手段的合法性机制和协调机制;构建"多元"治理主体和治理资源的培育机制和协调机制.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必要性与主要途径——学习十七大报告有关论述的一点体会

十七大报告提出:"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这是和谐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是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需要;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现实需要。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主要途径:一是培育公民的民主价值观念,增强他们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二是逐渐尝试使公民参与进入到诸如政府制定的直接民主领域;三是鼓励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壮大,培育多元的公共治理主体。     

简政放权背景下政府“元治理”研究——以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为视角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简政放权作为我国政府下一步改革的目标。简政放权并不是说政府可以"一放了之"。政府仍应牢牢把控其核心价值,"元治理者"是简政放权背景下政府最适宜的角色。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是深化简政放权改革的重要一招。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打破了政府垄断供给公共服务的地位,但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仍应扮演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中的"元治理者"的角色,主要表现为多元合作供给的激活者、协调者和责任者。元治理对政府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政府需要从完善人事制度、优化组织结构、健全激励机制、完善责任分担机制和建立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来提升元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的现代理念及体系构建

体制转轨、经济转型使社会治理面临的对象和环境具有新的特征。传统治理模式和方法显然已越来越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社会治理的自身发展也呼唤一场"否定之否定"或者说"建构式"的自我革命和自我改进。在传统的政府管理理念下,政府一元化管理模式把治理体系划归为治理对象,导致"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主体错位而成为制约社会治理创新的桎梏。如何以治理创新为切入点,准确把握社会治理多元主体互动交叉服务的基本趋势,化解政府治理绩效认同危机,以及从新的视角用新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创新社会治理的体制与机制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针对现实的国家治理特征,在预测未来理念的基础上,从长远战略与具体对策的角度,探索构建政府、非政府组织、市场主体和公众个人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相互协作的经纬网式的治理体系。     

多元合作治理视角下的西部新农村建设——基于西部八省(市)的调查研究

在西部农村实现"管理民主",有赖于一个良好的治理模式。通过西部八省(市)长达一年时间的新农村治理调查研究,发现治理模式的核心是农村基层政府与农村自治组织、农村非政府组织及村民的关系协调。针对当前西部农村治理现状,建议构建多元合作治理模式,提高基层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积极培育农村非政府组织,以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综合素质,建立多元治理主体互动合作机制。     

香港中产阶级的发展困境、政治生态变化与对策研究

香港中产阶级的政治取向、政治立场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香港的人心向背及未来香港政制的发展走向。但在目前,香港的中产阶级面临着经济、社会、政治的多重困境,并呈现出如下四个方面的特征,即:复杂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使香港政治生态呈现出复杂性;异质性导致政治取向多元化;政治意识淡漠,政治资源缺乏,利益代表缺位;态度立场矛盾含糊,表现出摇摆不定的两面性。缓解现时香港中产阶级困境和积怨,必须理解和关注现时香港中产阶级最为看重的"香港核心价值观",建立政府与中产阶级代表相对稳定的沟通机制,同时,香港特区政府要适时调整产业政策,重构合理向上流动的政策导向,并充分发挥香港民间组织的社会治理功能,全方位动员和团结香港中产阶级的力量。     

电子治理的概念特征、价值定位与发展趋向

电子治理是基于电子政府、电子社会发展的一种治理形态或治理阶段,是传统治理的阶段性跃升状态。中国的电子治理既有着国际趋同的共性与共识,又有着自身鲜明的治理特征,这在核心理念和价值定位上表现为电子治理与国家治理、公共管理改革、电子政务,以及民主等重要概念与实践之间的关联与互动。中国电子治理的实践领域主要集中于"互联网+政务服务"、智慧城市、政务公开与政府数据开放、网络监督与反腐败等方面。在未来,电子治理需要持续关注和解决电子治理的体系建设、多元主体下电子治理的责任机制问题、网络与信息安全、在电子治理中引导社会合理预期,以及电子治理的全球化等重要问题。     

社区公益服务的体系整合与机制创新

社区公益服务标志着我国社区发展层级的提升,但仍呈现体系破碎、功能紊乱的状态。因此需要努力推进机制创新,统筹公办福利与民办公益两个体系的改革,在同一进程中解决行政化的问题与社会化的问题。借助治理理论提供的思考框架,可寻求一种融合多种制度体系、容纳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有效配置资源并且承担更大社会变革使命的社区公益服务新机制。这种新机制以多主体参与为轴心,以建构责任政府、"社会企业"和"社会市场"为要旨,以政府、服务机构、自治组织、社区居民和基层党组织的适应性调整为基础,以协商性参与、知识整合、体系开放、社会学习为纽带,可组建起一种社区公益服务的大格局。     

工具主义贫困治理的内在张力与反思——国家自主性的视角

精准扶贫中的国家自主性是中国式贫困治理成功的制度密码。然而在精准扶贫中,同时存在因国家过度运用工具理性的政策手段提升自主性,导致官员形式化应付、数据俘获治理、"交换式"干群关系等消解国家治理有效性和公共性的问题。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的工具主义僭越和协同治理缺失是国家自主性流失和贫困治理绩效缩水的主要原因。从国家与社会嵌入协同的视角,形塑基层官员的责任政治观念,构建政府组织内部跨部门协同机制,探寻政府与企业、贫困户之间伙伴式协作机制的创新是解决问题的可行办法。     

整合—协同视角下政府网络公共危机治理创新路径

我国的公共危机治理模式是以"一案三制"为基础的,"一案三制"的治理模式构成了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的基础。在网络时代背景下,该模式的缺陷也逐渐显现。创新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模式,主要有两个极其重要的维度:一是发展整合取向;二是发展协同取向。在整合与协同视角下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要增强政府的公共危机意识、更新治理理念、完善危机信息管理机制、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网络、整合利用媒体资源、完善公共危机治理的组织构建、完善政府危机治理的法治建设。     

江苏省律师群体社会认同及统战工作对策研究

江苏省律师群体的社会认同现状是:"五个认同"形成高度共识,对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尤为强烈;职业价值观多元,功利性与公利性并存;职业情感认同较高,党外律师阶层归属感不强;参政议政热情很高,政治参与渠道多元;议题聚焦行业,履行责任担当.江苏省律师行业统战工作的经验做法有:加强思想政治引导,不断增强律师行业统战工作向心力;加大人才培养使用力度,大力推进律师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积极为律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搭建平台,注重发挥其法律专业优势作用.在社会认同的视角下,律师群体统战工作对策具体包括:突出政治引领的"主线",树立价值导向的"底线",打造情感联系的"引线",汇聚参政议政的"智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