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以"自强"和"求富"为目的,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自此中国迈开了近代化的第一步。洋务运动带来了思想解放对中国近代工业、教育、思想观念等三个方面的影响,从而进一步昭示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是人民的历史选择

一、改革开放是顺应党心民心的历史必然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来，我国成功地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     

“师夷制夷”与近代中国政治走向

鸦片战争后,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开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是反对外来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正确主张,为近代中国取得反帝反封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指明了道路。"师夷制夷"作为近代永恒的主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内涵和方式是不同的,从而影响着近代中国政治走向。本文探讨了近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民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上"师夷"、"制夷"的基本态度和利弊得失。特别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挽救民族危亡的向西方学习过程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从而制定了彻底的反帝反封的革命纲领,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反帝反封的革命使命,完成了前人未竟之事业。     

楚国北进中原路线考——兼论春秋夷族群的历史地位

春秋时期,随着外部局势的变化及自身力量的壮大,楚国多次北进中原讨伐征服诸侯国。楚国北进中原经由两条不同的路线:春秋前期由汉水而上到申、邓或息,然后北上伐郑、宋等国的西线;以及春秋后期由长江下游北上到黄、徐、群舒等,进而伐宋、鲁、齐等国的东线。对于春秋时期夷族群的特征、影响等问题,当前学界的关注较少。通过对史料仔细梳理、考据发现,海岱江淮地区夷族群势力非常强大。夷族群与周边诸侯国通过征伐臣服、联姻会盟等方式增强政治上的融合,最终在战国时期融为一体。     

夷夏观的转变与天下观的再造——从思想史看明清更替对“中国观”的影响

在从传统"天下"向民族国家转化之前,明末清初发生了一次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其爆发点是夷夏之辨。明清之际"亡国"与"亡天下"的二分,激发了夷夏之辨的转变,转变的发生导致了"中国"和"天下"内含的转换。以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等为代表的思想家,主张夷夏之辨承载的"天下"及其文化主体性,在从康熙到乾隆的政治行动和运作中逐渐被消解。雍正以"大一统"之"天下"驳议夷夏之辨的"天下";乾隆则容纳"大一统"和"礼教"这双重"天下",统御于皇帝一人之下,成功完成了"大清皇帝是天下中国之主"这一政治和文化双重主体性构造的历史进程。     

不能忽视康熙的历史局限

康熙对中国封建后期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作为一个尚未摆脱奴隶制残余的游牧部落军事领袖,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他的历史局限性。毫无海权意识的康熙收复台湾后派兵驻台是为防寇而非御夷,四海臣服之后的再次封海不能不说是一种短视,这使得中国与刚步入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西方社会差距越拉越大。始于康熙的文字狱造成了士人在政治和学术上噤若寒蝉的社会气氛,形成了有清一代封建专制体制下思想的平庸守旧。康熙将西方最新科技贡品当作器玩之物,而没能将其引入到社会生产中去,皇家科学院形同虚设。这种轻视应用的习性一直影响到其后的历代统治者,对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从低级到高级，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依赖于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然而由于各个国家、不同民族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阶级矛盾、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愿望及无产阶级政党成熟程度的不同等因素的制约，它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时间和形式是不一样的，并且有的还可能发生某些曲折和反复。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完全符合上述规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一、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众所周知，184O年以前，我国在政治上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帝国，经济上是以…     

近代中国的时代特征及历史选择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80年,中国近代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社会的没落、国家主权的丧失,民族危亡的急迫,以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救亡图存的斗争,成为这一时代的主要特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表现出四个方面的走向,这一方面使新知识分子群体形成壮大,构成先进思想理论传播的思想环境和传播载体;另一方面使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不断壮大。当历史证明形形色色的西方理论不能指导中国革命,中国资产阶级又因先天不足,不能承担拯救中国的重任时,能与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相沟通、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就成为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赣台历史关系二三事——从汪大渊到汪春源

1350年，汪大渊《岛夷记略》在江西南昌刊行。汪大渊，字焕章，江西南昌人。1330年、1337年两度从福建泉州随商舶出海，所到之处达几十、近百之数。《岛夷记略》（初名《岛夷志》）记其航海途中所历所见，内容宏富。     

近代回族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

本文通过对近代回族知识分子依不同的时代背景所展现的不同价值追求作了分类和梳理。以论述他们在近代命运多变的中国紧跟时代步伐 ,作出不同的历史选择 ,为国家的新生以及回族的觉醒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中国文化生态化演进的历史透察

随着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主导文化生态化演进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显现出不同的存在形态,人类也从敬畏的心理机制,发展到泛爱的广博情怀,再到高扬的主体精神,最后到和谐的生态理念的发展演化过程。本文试图从文化生态学角度,对中国文化生态化演进过程进行分析与阐明。     

党的青年政策的历史演进

党的青年政策始终与时代主题紧密相连,不同历史阶段的青年政策反映了不同的时代特征。从大革命时期的“到劳动阶级中去”,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到延安去”,再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以及“到改革开放最前沿去”,党的青年政策实现了从个人引领到组织领导、从运动鼓励到制度建设的不断发展完善。当前,我们党的青年政策更加鼓励“回到青年中去”,即重视与关爱青年的发展,努力为青年提供更好的发展机遇和社会环境,让与时代同行的中国青年可以在新时代大有所为、大有作为。     

神州与阎浮、气禀与佛性——论佛教对“夷夏之辨”的超越与民族融合

南北朝时期,顾欢作《夷夏论》,掀起激烈的“夷夏之辨”.顾欢结合地域、气禀论证夷夏之间本性的差异与不可改变,为一极端的夷夏观.对此,佛教徒从宇宙论、人性论两个层面对其进行破斥.宇宙论层面,以“阎浮”世界包涵中国传统的神州世界.人性论层面,以般若性空理论破斥夷夏之间本性的差别,同时,根据《涅槃经》佛性论强调“佛性”为众生共同的本性.这些观念打破了夷夏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为当时的民族融合提供理论根据,对民族融合有重大促进作用.     

唐以前西南民族地区的“夷”、“羌”之别——以汉文史籍记载为中心

"夷"、"羌"是汉唐时期西南民族地区的两个人群类别称谓.对汉文史籍记载的考证分析可看出,中原史家无论对同处一地域上的"夷"与"羌",还是对种族名称大致相似的"夷"与"羌",皆在史书中做出了较明确的区分.从汉文史籍角度对唐以前西南民族地区的"夷"、"羌"两类人群进行研究,可以看出"夷"、"羌"是两个不同的人群系统.     

自觉的选择 历史的必然

正1930年,从农工党成立"一干会议"到1948年5月,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农工党相继召开四次干部会议。会议先后制定出了党的纲领、提出了政治主张,从其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农工党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是自觉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一、"一干会议"到"四干会议"政治主张的发展演变1."一干会议"主张革命领导权"以我为主"。1930年8月,邓演达创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     

理性选择、历史范畴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综合建构

中国正处在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政治经济学不仅需要把稀缺性资源的配置效率作为理论问题,更需要把这一历史进程的性质、价值与原因作为理论问题。为此,中国政治经济学应该把历史范畴而不是把理性选择作为首要的理论对象,建构能够分析中国的现代文明体系、思想体系、文化体系形成与发展逻辑的辩证方法。这就要求我们从主客体关系的角度,识别不同经济学理论对现代文明理性内涵的不同认识,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综合不同经济学理论对人自然属性经验实证的分析方法、对人社会属性逻辑演绎的分析方法,以及对人精神属性的历史分析方法,分析中国民众对主客体关系认识与实践的创造性,使得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逻辑能够把握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逻辑。     

解读苗族悠久的历史与文化

根据先秦典籍记载和考古发现,苗族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的东方夷人、伏羲与女娲。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在人类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外学界对苗族早期历史进行了诸多考证。可以说基本形成共识:苗族为中国最古人种之一,参与了中华民族早期文明的一系活动。     

关注

四次错失良机 温家宝总理在纪念中科院60周年时指出，中华民族近代四次错失科技革命的良机：第一次是当欧洲工业革命迅速发展的时候．我们正处于“康乾盛世”，从“天朝上国”的自尊，到发布“禁海令”，中国通往世界的大门被关上。第二次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洋务派发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运动，     

鸦片战争前后的汉奸问题初探

汉奸问题曾一度成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一个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从受外国侵略者驱使出卖祖国利益的不同行径看,鸦片战争前后的汉奸大致可分成五类即转卖鸦片者、接济逆夷者、煽惑百姓者、充作内应者、贿夷乞降者。清政府对汉奸的防范措施主要有加强对出海民船的管理;严格军队营门管理,实行暗号制度;加大暗查力度等。清政府对汉奸的处置措施主要有就地正法;递回原籍,责令地方官严加管束;“化奸为良”等。     

中国古代夷夏观的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夷夏观的两个命题“夷夏有别”和“夷夏一家”不是对立的。主张民族压迫、论证政权合理性、维护国家统一以及封建化是二者共同的政治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