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试判之起始与情状初探

唐代判文也是唐代文学的一部分,它是唐代吏部铨试的一种应试文体。由于它不仅有实用性的要求,而且有美的要求,好的判文必须是文理与辞采都具备,于是它也就同时具有了文学性。梳理唐代试判的发展状况,从文学的角度加以审视,认识其文学价值,以及它对后世考试文学的影响,也是唐代文学研究中应有之义,并且有着比较重要的文学史认识意义。     

论连续犯概念之废除——兼论同种数罪的并罚模式

从连续犯在各国、地区的立法与司法命运看，废除连续犯是大势所趋；从我国的立法看，承认连续犯没有法律依据；从刑法原理看，连续犯有悖于罪数标准、罪刑相适应、有罪必罚等原理；从诉讼效率看，连续犯并不能带来诉讼经济。所以，连续犯的概念应当予以废除，原属于连续犯的情形应按照同种数罪处罚。同种数罪的并罚，不应适用刑法第69条“折刑合并”的方式，而应当适用“合罪定刑”的方式。     

法学案例剖析——从个案反观盗窃与诈骗区别

本文从案例分析入手，探讨了区分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具体方法和标准。     

七月之痛——高招背后的诈骗阴影

敞开的大学校门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进入。在那扇神圣之门的门口。国家以高考的形式．对万千学子进行筛选。从1977年到2004年．“文革”后恢复的高考已经至少改变了两代人的命运。正是因为如此．每年六月和七月的考试、阅卷、招生便成了考生和家长的“关键时期”。为了让自已的孩子走进理想的大学．许多家长为了孩子而“病急乱投医”．进而落入骗子的圈套。有的考生家庭因此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不仅延误了考生的正常升学．甚至从此改变了孩子的人生。以高招的名义行骗。一直是这几年来高招背后的阴影。骗子是怎样行骗的?为什么他们总是和高考如影随形?揭开骗子的“面具”．我们不难发现．诈骗的背后还有一些问题值得关注和思考。     

小额诉讼中强制与合意之调适

我国现行小额诉讼程序存在着过度僵化适用的情形,主要表现在案件限额标准之上。强制性是小额诉讼程序最重要的特征之一,通过对小额诉讼强制性表征的分析,发现当前司法实践中已经逐步确认当事人合意选择适用小额诉讼制度。合意适用进入小额诉讼是完善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最佳路径,通过在小额诉讼中加入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平衡小额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扩大小额诉讼适用的范围。可以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运作模式,根据诉讼标的额的大小分别确定强制性适用、合意性适用和强制性不适用的层次空间。     

电信诈骗犯罪重点地区之海南省儋州市——诈骗赃款装满洋房的浴缸

正儋州市被列入全国第一批七个地域性职业电信诈骗犯罪重点地区之一,如何打击治理电信诈骗,如何进行"灾后重建"考验着这座年轻的地级市。儋州是海南省下辖的地级市之一,位于海南省西北部,濒临北部湾,距省会海口市126公里。2015年儋州全市常住人口89.40万人,陆地面积3394平方公里。辖区有16个镇,275个村(居)委会。同时,儋州市也是海南西部的经济、交通、通信和文化中心。作为刚刚升为地级市不久的儋州     

“多次违法行为”入罪之思考——以多次非法行医为视角

我国法律规定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的,应当以非法行医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此种将多次行政处罚后再实施违法的行为纳入刑事犯罪构成要件或者说作为罪量要素的定罪模式是合理的,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和刑法谦抑性原则。但为了防止刑事制裁范围的肆意扩大,应从违法主体、违法程序及违法次数上对"非法行医被二次行政处罚后再次非法行医"入罪进行一定的限制,以实现人权保障和惩罚犯罪的有机统一。     

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看逮捕概念之重构

2013年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新增了检察院对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须羁押进行必要性审查程序。这一新增程序使现行逮捕概念矛盾更显突出,现行逮捕概念既违反汉语词源本义,也引发了制度和理念冲突,更与国际惯例不能对接。逮捕应该是指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抓捕"行为以及顺延的"较短期间留置"状态,羁押则属于逮捕后且独立于逮捕的一种最为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     

审视与忧思——全球化背景下的母语生存情状勾勒

文化全球化时代,汉语被强势的英语排挤,从我们的身边渐行渐远,母语生存危机四伏：英语发烧,母语被冷落,中学生的汉语答题令人啼笑皆非,大学生的汉字书写让人惨不忍睹,报考研究生的优秀人才被英语分数拒之门外,网络语言和西方话语引领时尚风潮并大行其道,母语大滑坡颓势日趋明显。面对全球化,通过对中国母语的生存情状的勾勒,引发我们对母语危机有更高的警觉和对母语的生存发展有更深层次的思考。     

“风险社会”的发展处境与超越之途——从资本逻辑出发展开的思考

世界历史的进程伴随着资本逻辑的强势驱动,人类社会的繁荣发展与风险挑战共生于这一进程中。"风险社会"视野下,泛滥的消费主义和猖獗的工具理性激化了统治者与大自然、人与技术之间矛盾,使得人类似乎陷入发展的困境。从世界到中国,或许,尝试着超越资本逻辑、扬弃工业文明、探求科学发展之路才能引导我们走向新的文明。     

民族伦理翻耕与重构之筹划

民族伦理所呈现的地方性知识谱系是一个蕴涵多元参照点的开放结构,它为伦理精神的翻耕与重建予以资源储备上的贡献。翻耕是对民族伦理资源的深挖与对百家伦理见解的吞吐;而重建是基于对民族伦理病灶的镜见与对民族伦理的现代病根的祛除。研究认定民族伦理的内核依然可以新旧相续,对民族伦理的翻耕与重建的筹划需借力对民族伦理的全新解释,并以此全新解释而获致地方性道德知识谱系的维护与民族伦理创见的突破。     

无效合同性质之反思与重构

传统民法认为,无效合同当然无效、确定无效、自始无效,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主张合同无效。这种传统观点值得商榷:无效合同并非当然无效而是经宣告无效;只有合同利害关系人才能主张合同无效,法院或仲裁机关在裁决案件时也可依职权认定合同无效;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应当受到时效的限制,并可借鉴权利失效制度以限制之;无效合同并非全部自始无效,有些合同之无效不溯及成立之时;应尽量提供无效合同转化为有效合同的途径。     

禁毒法与我国戒毒体系之重构——风险预估与对策建议

新近通过的禁毒法重构了我国的戒毒体系,在完善我国戒毒体系的同时,构成这一新戒毒体系的三大戒毒措施--社区戒毒、自愿戒毒、强制隔离戒毒也均面临着较大的风险.化解风险的基本路径是社区戒毒的适用对象宜仅限于吸食新型毒品成瘾的人员;应当明确社区戒毒和强制隔离戒毒的适用具有相对自愿戒毒的优先性,并且建立自愿戒毒向强制隔离戒毒转化机制;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应当脱离公安和司法行政体系,归属卫生医疗体系,以使其尽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医疗机构.     

我国刑法应为职务防卫正名——从职务防卫的困境谈起

我国职务防卫面临法律适用层次低、适用性不强、法律性质不明确、防卫权不能正常行使等困境。刑法应科学地重构防卫制度体系,为职务防卫正名。职务防卫发动的法律依据、正当化事由与正当防卫基本相同,国内外刑事立法可鉴之先例,是我国刑法为职务防卫正名的可行性之基础。     

银团贷款制度之域内外比对与重构

银团贷款,亦称辛迪加贷款（syndicated loan）,是由获准经营贷款业务的一家或数家银行牵头,多家金融机构参加,采用同一贷款协议,向同一借款人提供融资的贷款方式。目前银团贷款已成为国际上最主要的项目融资方式。随着国内经营体制改革的深化,商业银行主动控制风险,降低资本占用,增加中间业务收入,改善收入结构的要求越来越强烈,银团贷款近年来业务量激增。但从内外部发展条件看,我国银团贷款未来发展面临一定挑战。本文介绍了国内外银团贷款市场发展状况,并通过分析国内外银团贷款制度的差异,提出了进一步深化银团合作,完善国内银团市场建设,促进我国银团贷款业务发展的建议。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之批判与重构

近年来,信用卡诈骗罪呈现多发态势,尤其是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虽然这只是个罪,但其影响已经超出个罪的范畴,且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社会性问题。在刑事审判实践中,通过对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主客观方面构成要件的解读,发现了这一个罪解读中存在的两个悖论。其主要原因是该罪的入罪门槛过低,刑罚权的干预范围过大,同时法律条文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要修订该法条,可以借鉴德国立法模式,将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行为从信用卡诈骗罪中剥离出来,独立成罪。     

略论刑事撤案制度之缺陷与重构

从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来看,刑事撤案制度存在公权力越位以及私权利救济缺位等缺陷,亟需加强对撤案行使过程中公权力的制约以及对私权利的救济。针对疑案,现阶段的中国刑事侦查阶段更加适宜构建符合客观标准的疑案撤销制度。度。     

“经济刑法”之概念与重构

为了营造良好经济环境、有效打击经济犯罪,明确"经济刑法"之概念尤为必要。"经济刑法"之概念是研究经济刑法的前提和最基本的问题。从该概念诞生起,中外学者对该概念界定不一,其涵摄范围难以确定。经济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是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和市场经济中的公共利益。为实现经济主体自由,经济刑法应遵行谦抑性原则。为充分实现市场经济中的公共利益,经济刑法应公平对待市场主体。从经济刑法的调整范围来看,应审慎确定经济犯罪的范畴,考虑经济犯罪的多变性与复杂性,并明确区分经济犯罪与财产犯罪。     

美国加州医疗损害赔偿法制改革之启示——从硅胶模隆胸手术诉讼中的经济租金展开

硅胶模隆胸手术中的经济租金表明必须对医疗损害赔偿进行适当限制,以保证医疗技术的持续发展和患者利益的有效实现。医疗损害赔偿法有赔偿、制止和惩罚三个功能,其必须对类似硅胶模隆胸手术的事件作出适时回应。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医疗损害赔偿改革法》在非财产损害赔偿金限额、定期赔偿金、排除间接来源规则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对我国医疗事故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