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信任关系的秩序功能——读张康之教授《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

秩序的供给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在分析社会的秩序需求时,会发现政府信任关系与秩序模式之间的关联性。在《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一书中,张康之教授在历史的坐标中把人类以及政府的信任关系划分为习俗型、契约型和合作型,认为在习俗型信任关系的基础上所造就的是权力秩序,在契约型信任关系的基础上则造就出了法律秩序,正在成长中的合作型信任关系将成为合作秩序得以确立的基础。习俗型和契约型的政府信任关系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权力秩序、法律秩序反映在各自的社会治理过程中,是以社会隔离的方式去强化社会的异质性的,它们分别反映出了制度的理性危机和道德缺失。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将扬弃既往所有的外在秩序追求,为确立一种有机性的、内在于人的和谐秩序提供支持。     

利益团体与公共政策制定——读《制度、影响力与博弈——全国妇联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思索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能够有效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保证社会基本公平和公正的社会,其呈现的是一种和谐的利益秩序。而一种和谐的利益秩序,应该包括如下几个基本要素:公平、自由式的利益竞争秩序;理性、制度化的利益表达秩序;高效、民主式的利益综合秩序;合理、公正式的利益分配秩序。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从这些方面入手,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利益秩序。     

中国宪法变迁与宪政秩序的塑造研究

从制度变迁的视角 ,限定宪法变迁的界域。通过对中国宪法变迁的历史回顾 ,力图探求中国宪法变迁的历史特征及其成因 ;分析中国宪政秩序面临的历史挑战和机遇 ,从经济发展、市民社会、政治法律、文化意识四方面提出塑造中国宪政秩序的策略。     

土家族习惯法的现代价值——基于湖北红烈村土家族的调查

习惯法是土家族乡村社区秩序的主要制度来源，当土家族社区的社会基础发生变迁后习惯法秩序维系能力就会下降，如果国家法律不能及时维护秩序的稳定将会导致土家族乡村社区出现秩序混乱。在建设新农村的制度转型期，需要保持和继续发扬土家族习惯法的稳定秩序的价值，同时通过积极的行政行为和法律传播活动使习惯法与国家法律紧密衔接，实现乡村社会的稳定和谐。     

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宪法秩序——反思立宪主义的一个视角

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在宪法与宪政实践中表现为一种宪法秩序,它是宪法秩序的核心内容之一.近代以来的立宪主义片面化强调了限制政府权力以保障公民权利,忽略政府权力对公民权利的积极能动性以及二者相互关系的把握,进而难以形成一种理想的宪法秩序,现代宪法规范应注重二者双向关系,形成良性互动的宪法秩序,并通过构建具体制度加以保障.     

论宪政秩序与政治文明

宪政是政治秩序的法律化 ,宪政建设的目标是建立宪政秩序。宪政秩序是政治文明的基础。宪政秩序建设的基本内容以宪法的正当性为前提 ,以制度正义为基础 ,以宪法调控功能的发挥为保障。     

正义与秩序：法律理想目标的困惑——关于博登海默观点的思考

埃德加.博登海默认为法律是秩序与正义的综合体,但该观点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模糊性,正义与秩序二者本身就是从不同的角度考量事物,将正义的主观标准强加在秩序价值上并不能真正达致一种完整的和谐。从法律理想目标的新角度来考察,不管法律的基本价值是正义、自由还是秩序,这些内容最后都必然着眼于人类冲突的解决,只有解决人类冲突的法律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论法治建设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保障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宪法所确立的治国方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适应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法治既是和谐社会的内涵之一,法治建设又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在维护公平正义、促进和谐发展等方面,具有建立秩序的重要保障作用。     

司法目标与司法再解读

司法目标是司法的核心问题,决定司法在公共治理体系中的定位、影响诉讼模式和诉讼制度,引导法官解释和适用法律。司法目标是司法系统运行结果的积极价值表述,是人类价值演绎和司法功能的结合点。司法目标表述应当力图清晰。当前理论和实践中司法目标,要么定位不合理,要么表述不明确。应当将司法目标定位于维护自发的社会合作秩序。在这个目标之下,司法应当以社会习惯性禁止性规则作为解决纠纷的终极法律来源;当国家法规范反映当时社会流行社会习惯性禁止性规范时,司法应遵照执行,以避免在每一个案件重复发现、提炼和表达规则,提高审判效率,增强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公法案件的审判有双重性,首先是审查公法行为是否违反社会习惯性禁止性规范,维护社会自发秩序,其次是审查是否违反公法,维护政府组织秩序;法官要有国家法知识,但更要有从自发秩序中发现、提炼和表达社会习惯性禁止性规范的能力。     

自由与秩序:警察的产生、价值与制衡

警察与秩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秩序的产物。对警察而言,秩序是核心价值,自由是次要价值。有自由、有秩序是人类的理想模式,自由是秩序的自由,秩序是自由的秩序。历史证实,只有法治社会才能实现这种理想模式,因此法治型警察的职责是实现"有自由的秩序",警察应是自由与秩序的平衡者与保护者。为此,必须既授予警察足够的权力来维护好秩序,又要把警察权"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使自由与秩序的冲突减少到最小。     

大学学术秩序：追求有序的学术

大学学术应当追求一种和谐有序的秩序状态,即积极的大学学术秩序。大学学术秩序具有保障学术自由、协调学术利益关系两大基本功能。制度与秩序有着天然的联系,我们可以通过积极的法律制度、政治制度、行政制度、道德规范来保障积极的大学学术秩序,进而建立和谐有序的学术秩序。     

乡村社会法理秩序与礼治秩序的冲突与整合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礼治秩序”向“法治秩序”转变的过渡时期。当前，乡村社会的秩序建构在民主法治建设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分析了多元秩序的冲突及原因后，进而提出主张：要夯实基层民主的根基，要实现法理秩序与礼治秩序的良性互动，还要确立乡民的规则意识，夯实建构乡村法治秩序的基础，整合乡村社会秩序。     

论有秩序的自由——法的秩序与自由价值之均衡

以法律维护社会秩序，还是以法律维护公民权利和自由，历来是立法和执法的价值选择上的两难问题。秩序和自由所能达到的统一只能是一种动态的和谐统一。正是自由与秩序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运动才使得法律不断发展、演变，也才使得社会不断进步，并使社会从相对和谐到不和谐再到新的和谐。因此，中国法治建设的宗旨是生成自由与秩序动态平衡的法治，在这样的法治社会中，人们不仅能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中享受到生活的安宁，又能在自由的环境中享受到创造的快乐。     

生态文明视角下中国传统和谐法律文化的传承

生态问题是当今人类共同关心的世界性问题,环境的日益恶化迫使我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反思人类活动给自然带来的负面结果。中国传统的和谐法律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态伦理内涵。发现“和谐”法律思想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契合点,有助于我们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中营造自由的生态氛围,在认识自然、利用自然中树立可持续发展的公平价值理念,在爱护自然、保护自然中塑造人与自然的良性发展秩序,以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新的和谐发展。     

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与完善国际能源秩序

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外交战略思想,是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倡导的国际秩序观,有助于推动国际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全球能源安全充满了不和谐因素,公正合理的国际能源秩序迄今尚未建立,影响了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共同繁荣。中国应以和谐世界理念为指导,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建设和谐的国际能源秩序。     

新宪法秩序和宪法雄心的抑制

新的宪政体制的标志是新宪法秩序的形成。新宪法秩序不要求去关注“新政”时代的法院的判决。过去试图通过立法和司法判决来实现社会公正的努力在新宪法秩序中已不再重要。新宪法秩序的特点是通过加强个人责任和市场过程来实现社会公正。新宪法秩序反对命令型和控制型的经济规制模式 ,坚持放松规制的改革 ,更多发挥市场的作用。     

经济变迁中的宪法——兼论我国宪法经济条款的创制与修正

近30年来的经济变迁,不仅为我国宪法秩序的建构奠定了经济基础,同时也对现代化转型期的制度变革提出了挑战.自1982年宪法颁布以来,在反思问题与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先后进行了四次宪法修正,清晰界定了产权,确认了经济发展模式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就经济秩序与宪法秩序的建构而言,仍有不足之处有待弥补.     

缘水而起：一个彝族村社政治秩序与治水秩序的互动关系研究

水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源。对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来说,水也是研究基层村社政治秩序变迁的一项重要维度。文章以子君村这一彝族村社作为个案研究对象,从治水视角切入,通过分析子君人治水格局的变化,探讨并呈现其村社政治秩序与治水秩序从初创直至最终衰落转型的互动关系以及历史性变迁。在农业社会中,水是构成村社政治秩序的关键性要素,亦是推进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动力。随着城镇化的发展、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基于原有治水秩序所衍生的村社秩序也在随之发生改变。     

社会和谐秩序的本质与特征研究

重构能容纳新因素的安定有序的和谐秩序，是人们普遍的理性追求。弄清和谐秩序的内在本质，把握和谐秩序的基本特征，对于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现代创制秩序生成的政策路径

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瓦解了以习惯维持的自然秩序,转向对创制秩序的追求,法律和政策就是创制秩序建构的基本路径。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社会中的异质因素和不确定性都可以被纳入这种具有普遍性效果的规范之内,社会秩序得以实现。但是,创制秩序是依托于社会治理的中心-边缘结构的,在此结构之中,政策作为一种工具而存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为了方便于中心对边缘的管理,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也就是因此而来。当人类进入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后工业化历史阶段,政策制定者与政策对象之间的界限将逐渐消失,政策不再是工具性的存在,而是服务于行动者的合作行动的发生。在合作行动中,政策将逐步突破工具性的狭隘视野,成为道德的载体,合作秩序也将随之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