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中央政治研究室(上篇)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北京沙滩大院与中宣部、红旗杂志社在同一座大楼办公的,还有中央政治研究室（以下简称政研室）。因它不像中宣部那样是中央的一个职能部门,要领导全国各地的宣传部门和宣传工作;也不像红旗杂志社那样,每半月要出版一期党刊,所以在社会上鲜为人知。政研室是中央的一块理论阵地,是与中宣部、红旗杂志社平级的直属中央领导的一个单位。为不使这个机构的历史湮没无闻,这里仅就笔者所知,作些介绍。     

陈伯达为什么投靠林彪

人们对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投靠林彪,很不理解,其实,这是有原因的。陈伯达在中央文革中陷入了孤立状态中央文革成立不久,陈伯达就陷入了孤立状态。这是为什么?首先是陈伯达拉进中央文革的那几个人,也都是有点政治野心的人物,他们早就看出来江青不光身份特殊(毛泽东的夫人),地位特殊(实际主政的中央文革副组长),而且看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能够呼     

我所知道的中央政治研究室（下篇）

起草九大报告时，陈伯达不愿和张春桥、姚文元合作，毛泽东对他已不信任 1969年的第一季度，新恢复的政研室需要开展一些工作，因研究院的人员分配尚未进行，故陈伯达通过宣传队和夺权总部勤务组先抽调一些人去政研室帮助工作。     

我所知道的几位地委书记

光阴荏苒，“文化大革命”已过去多年。然而往事历历，心中常戚戚。我1966年前后，在江苏镇？江地委做副秘书长。几位地委正、副书记的经历，至今仍如在眼前。     

我所知道的京剧改革

一 江青在北京搞所谓的京剧改革调查研究,以京剧革命的"旗手"自居,把"女皇"的淫威发挥得淋漓尽致.李琪就是在这种复杂微妙的情况下坚持工作的.     

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浮与沉（三）

五、林彪拉陈伯达,陈伯达也主动投靠林彪,陈伯达终于成了林彪集团中的重要人物 在"九大"上,陈伯达仍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保住了原来的地位.他松了一口气.但他自己清楚,他在中央政治局中是孤立的,他的地位是动摇的.     

我所知道的彭真

特别随和的人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就知道彭真是晋察冀边区的领导。 解放后，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后来兼任市长。我一进城就在市人委郊区工作委员会做人事工作。1951年初，郊委领导没有时间，派我到市里开会，到那里后才知是张友渔副市长主持的欢送市长聂荣臻的会议。聂荣臻在会上说：市长由市委书记彭真兼任，大家同心协力，今后在彭真同志领导下，北京工作会做得更好。     

我所知道的陈毅

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中央决定让陈毅参加外交部党组会议,为接手外交工作作准备。1956年秋,在印度大使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陈毅晕倒了,经检查有心脏病,休养了一年多。1958年2月,才正式出任外交部部长。1960年1月,我出任驻几内亚大使,因此这段时间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只有两年。1964年我回到国内,在西亚非洲司任司长,又亲眼看着他并且伴随着他度过了"文革"前期的困难时光。     

谭政1960年挨整内情

20世纪60年代,随着“左”倾思想在党内的日益蔓延,军队受到的冲击不可避免。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左”倾思想的“高潮”,那么,在“高潮”到来之前,军内高层已经掀起过三次“浪潮”了。     

全国最大的五七干校始末

“五七”干校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产物。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全国各地举办了1600余所“五七”干校,用来安置下放劳动的几百万千部与知识分子。近年来,关于“五七”干校国内已出版了不少当事人的回忆录和一些研究性的论著,其中涉及柳河干校、咸宁干校、沙洋干校的文章最多.     

我所知道的周恩来办公室主任童小鹏

因为个子小,“大鹏”变“小鹏” 童小鹏是福建省长汀县童坊乡（现童坊镇）人。因为他在童家是“大”字辈,父亲童继尧就给他取名叫童大鹏,意思是希望他这个儿子长大后能大鹏展翅,翱翔宇宙。     

我所知道的李雪峰在九届二中全会上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自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召开。在这次全会上,雪峰同志作为华北组的组长、主要召集人,因为签发了华北组8月24日下午大组讨论情况的二号简报,被指责为“抢先”抛出“六号”反革命简报”。1970年底,中央召开的华北会议上,主要因这项罪名,被说成“紧跟陈伯达反党”;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又被打成“林、陈反党集团”的“大将”,进而被“永远开除党籍”,解往安徽,关押长达九年之久。我作为九届、十届候补中委,参加了这次中央全会,被编在华北组,经历了各组大讨论,了解讨论发言的情况,目睹了雪峰同志主持讨论的情形。负…     

试论20世纪60年代初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思路

20世纪60年代初,邓小平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注重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形成了一些新的思路。这些新的思路成为邓小平理论的前奏和先声。     

陈伯达对人民日报社的一次荒唐视察

“文革”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一场劫难，也使生活在“文革”台风眼中的一些人从精神到作风都扭曲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就是这样一个人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进入“文革”年代，他“疯狂了”，情绪忽起忽落，言语有时难以控制，荒唐至极。他忽而红得发紫，在陶铸被打倒以后，     

我所知道的“文革”中的几件事

关于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的事 在1965年9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考虑到战备形势，彭德怀等人不宜留在首都，并提议把他们挂职下放，分配到外地去。为此，毛泽东和彭德怀亲自谈了话。接着，彭德怀被分配到三线任副总指挥。     

我所了解的李雪峰

“活到老，学到老”的楷模 我在雪峰同志身边工作了15年。从1956年底在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起，随后又跟着他到中共中央华北局，“文化大革命”期间，再跟着到中共北京市委，到天津市，到河北省。其中有8年是做他的秘书。1971年初华北会议结束后，不当秘书了，但此后的23年间，包括在他处境最困难的8年里，也通过家人的渠道，保持了一些联系。雪峰同志于1979年回京后，在没有配秘书的10年间，首先是要写申诉材料，于是把我从石家庄叫来，写出了到京后的第一份申诉（李先念同志批了这份申诉）。     

生产上赛农民 学术上胜教授——我心目中的刘瑞龙同志

刘瑞龙同志是我家两代人的领导,也是我最敬重、最钦佩的一位领导.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担任红十四军军长时,我舅父纵翰民是红十五军师长.两军一在苏中,一在苏北,经常联合作战.抗战时期在豫皖苏边区,他是边区领导,我舅父是区党委民运部长,我父亲和叔父也都是他的部下.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华东局成立后,他是局党委委员、农委主任,我是华东局政治研究室最小的干部.我们俩地位虽有高低悬殊,但是由于刘瑞龙同志平易近人,我与他的接触还是很多的.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地区自由市场的第二次开放

中国成立后．北京市自由市场经历了三次封闭与三次开放。20世纪50年代．北京的自由市场经历了第一次开放与封闭。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jE京的自由市经历了第二次开放与封闭。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自由市场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1978年底至1979年初．北京的自由市场第三次开放。自由市场经历了几起几落．封闭与开放之间,对北京市民的生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因而．关于自由市场问题的实践与探索．值得后人总结与思考。     

邓小平推动冤假错案的平反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从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到各级领导干部都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再往前推,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起,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错误逐渐支配了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17%,有75%的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受到各种形式伤害和株连的人数高达1亿人.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为推动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辽宁在支援“三线”建设中的贡献

调整一线,建设三线,改善工业布局,加强国防,进行备战,是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在20世纪60年代一项富有远见的重大战略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