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监管工具之新探——以信息监管工具为分析视角

食品安全风险最佳监管工具之选择需要以科学的监管目标——纠正食品安全风险的市场失灵、实现风险水平的社会最佳程度——的设计作为逻辑起点。目前,我国之所以频频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就在于通过市场来消解食品安全风险的机制处于失灵状态、食品安全风险制造者有效防御食品安全风险措施的信息系统赤字以及食品安全风险承受者对食品安全风险的信息系统赤字。在纠正上述两种信息系统赤字方面,温和自由式监管工具和温和家长制式监管工具更具优势。为实现食品安全风险最佳监管工具的法制化,应通过行政法制的创新,建立以核心制度为主体的信息监管工具法律制度框架。     

新形势下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管控的难点与对策

近年来,随着客户服务意识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日益提高,加之社会公众、媒体对银行业的关注度增加,商业银行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因此,如何有效处置声誉风险事件,成为目前商业银行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结合工作实践和声誉风险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浅谈声誉风险管控的难点与对策.     

浅谈口腔专科机构种植技术开展现状和监管难点分析

近年来,口腔种植技术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处于蓬勃发展的上升阶段,此项技术服务需求市场增长率每年超过20%。2013年国家卫计委正式发布《口腔种植技术管理规范》为监管部门提供了监管参考依据。本文通过对西城区口腔诊所种植技术开展现状的摸底调查,以及对监管难点的分析,将对进一步规范口腔种植技术临床应用行为,加强口腔种植技术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保障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监管制度研究

本文立足于中国金融市场特有的制度背景,在借鉴国际金融业发展与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管理的基础上,从内部风险管理和外部风险监管的视角出发,以期为中国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监管制度构建提供理论支持。     

现代商业银行集团客户信用风险的识别与防范研究

商业银行集团客户是指企业集团法人客户。当前,集团客户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但由于部分集团客户存在成员企业关联关系复杂、集团财务数据不易核实、关联交易、资金链难以监控等问题,一旦出现风险,不仅会给商业银行形成大额不良信贷,甚至可能引发一系列贷款客户出现风险的连锁效应。特别是在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国内企业陷入资金紧张的大背景下,银行加强集团客户风险管理是非常必要的。     

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后客户风险的法律分析

对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后客户的风险程度如何,主要取决于外资银行的经营策略和我国的法律体系,以及我国法律与相关国家法律,我国法院与相关国家法院,我国监管机关与相关国家监管机关的协调配合。从法律的角度看,外资法人银行基本上没有特殊的法律风险,而外资非法人银行则要面临特殊的法律风险,并且许多风险还要根据具体情况才能最终确定。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中的风险信息公开规制

民以食为天,自古以来,食品安全都是关乎民众根本利益、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本文主要针对食品安全监管的现状,指出了风险信息公开的的必要性及制度运行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尝试提出行政自我控制的具体措施。的合理利用风险信息公开这把双刃剑来降低风险,保障相关合法权益。     

我国股权众筹平台的法律风险及对策

股权众筹作为互联网金融最具发展前景的创新模式之一,对解决目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的初创企业融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股权众筹目前在我国面临着诸多的法律风险,而股权众筹平台由于其自身地位产生的法律风险也最多.本文认为建立相应的监管制度是解决股权众筹平台法律风险的最佳途径.     

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存在的难点及对策

政府绩效评估的兴起是当今时代全球化、民主化发展趋势的产物。它以服务质量和社会公众需求的满足为第一评价标准,它以加强与改善政府公共责任、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为评估目的。在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中,要逐步解决“要不要评估”、“评估什么”、“谁来评估”、“怎样评估”等几方面的问题。     

论政府对投资银行的风险监管

本轮金融危机中,投资银行业务过度创新而政府监管乏力,风险累积祸及世界.政府对投资银行的风险监管问题引起业界的高度关注.通过分析政府对投资银行监管的理论基础,探讨对投行监管的必要性及监管的目标.在分析政府对投资银行监管方面暴露的问题之后,提出政府应该为投资银行创设良好的运行环境,创建良好的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制度,特别是把好市场准人和退出关口及针对投资银行的业务链条设计风险监管制度,防止出现监管"真空",并且加强监管过程中的国际合作.     

论我国商业银行的破产及其法律对策

商业银行是市场主体,和其他市场主体一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风险和收益并存,经营管理不善导致破产将不可避免。然而我国商业银行破产的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使我国商业银行破产缺乏可操作性,所以应从建立破产预防、存款保险、信息披露制度和完善域外破产制度的效力及健全破产责任等方面构建我国的商业银行破产法律制度。     

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的兴起及其督促机制的完善

伴随着商业银行社会责任运动的全球兴起,我国商业银行践行社会责任的问题也引起政府相关部门、行业组织以及社会大众的关注。在这种情势下,国内银行纷纷采取行动回应这个问题。不过,从实践来看,在这场已略显“喧嚣”的国内商业银行社会责任运动中,“督促机制”所存在的缺陷始终制约着运动的实际效果。为此,建立“硬法”与“软法”并施、外部督促力量与内控督促制度相结合的“督促机制”是提升国内商业银行践行社会责任之效果的重要方面。     

中小企业集合信托信用风险监管机制研究

中小企业集合信托是信托业社会责任背景下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金融创新。然而,中小企业作为融资主体本身具有较高的信用风险,集合融资模式进一步加剧了整个信托计划的风险。加强监管是控制中小企业集合信托信用风险的必然要求。设立与管理监管制度共同构成了中小企业集合信托信用风险的监管机制。在现行法制环境下,上述制度尚存在诸多缺陷,构建完善的设立与管理监管制度是本文研究的题中之义。     

公诉转自诉的法律困惑与完善构想

公诉转自诉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的一项起诉制度,因立法缺陷导致司法实践中困惑迭出.积极借鉴有关国家的立法和制度模式,在完善现行法律的基础上,采取扩大起诉主体、统一案件适用范围、为自诉人举证提供支持、设置自诉权行使的调控机制等方法与途径,来构建既有利于被害人诉权的实现,又能对公诉权形成有效制约的现代诉讼机制.     

经济犯罪证据的查证难点及对策研究

经济犯罪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公私财物的侵害甚为严重,历来是刑事“严打”惩治的重点。但由于经济犯罪与传统普通刑事犯罪有着很大的区别,如何做到对经济犯罪的“狠、稳、准”地打击,研究经济犯罪的证据特性,分析其查证的难点所在,继而提出对策思考,无疑是具有现实的司法指导价值的。     

基于资本特征的银行公司治理分析

银行的资本特征决定了资本利益相关者的存在.因此,银行公司治理的目标不仅要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还要关注债权人、外部市场、监管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银行资本结构的特殊性、资本与资产风险的匹配、严格的资本监管和多重的资本约束关系等对银行公司治理机制产生重要影响.建立健全的银行公司治理机制,应以内部治理机制为核心,既要加强董事会和经营层的决策和监督机制,更要重视完善内部风险管理和激励约束机制,并要使资本监管在银行公司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监所检察监督的问题与对策探析

近年来,各级检察机关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监所检察工作的决定》,加大了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的监督力度,监管执法的能力和水平明显提升,侵害在押人员合法权益的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但是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违法变更刑罚执行等问题尚未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彻底解决,监所检察仍然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中的薄弱环节。这些不足和问题,反映了当前监所检察运行在监督理念、基础保障、监督方式等方面还有待加强和改进。因此,坚持"三个维护"的监所检察指导思想,加强监所检察建设,促进工作机制和监督方式创新,应是我们完善监所检察监督必须认真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论我国《信托法》的法律适用困难

我国<信托法>仍然沿袭了大陆法国家对信托制度的移植路径,即信托基于合同设定,因此受益人的财产权利不明确,受益人无法在权利受损时获得有效救济.2004年发生的金新信托"乳品信托计划"纠纷更是凸显出<信托法>的法律适用困难,"信托财产"和"财产权"的含糊表述无法明确界定信托相关人的责任以及信托财产的具体损失;法官裁量权的不足使得信托制度的衡平和灵活的特点难以得到实现.     

《民事诉讼法》修订与民事检察监督之回应

对于这次《民事诉讼法》的修订,民事检察监督工作应当在六个方面作出回应:一是有关民事检察监督与审判独立的争论应当告一段落,检察机关应当谨慎认真地履行好民事检察监督职责;二是民事检察监督应当从重实体轻程序转向实体和程序并重;三是民检办案人员和法官在法律思维上应当消除分歧,尽量趋同或者趋近;四是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工作也要进一步体现效率价值;五是在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政策指导下,努力在抗诉案件受理以及审查阶段促进当事人和解,以化解纠纷;六是在检察监督的范围、方式和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方面,继续进行探索。     

金融衍生工具的法律风险及其监管的国际比较

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的核心成果,金融衍生交易比其他商业交易活动面临更大的法律风险。金融衍生工具的法律风险包括品种风险、对手风险、交易风险和处置风险。各国的经济文化背景、立法背景的不同,导致各国金融衍生工具法律风险的表现各异,监管方法也有所区别。与美国主要对品种风险的进行监管的思路不同,英国侧重在对手风险的监管。国际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风险则主要通过国际机构的国际主协议来加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