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指承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到达的程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一款之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从而可以看出我国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就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且能够判处死刑。然而死刑案件由于其特殊性关系到犯罪嫌疑人的生于死,则应该确立更为严格科学的证明标准从而确保案件的公正和准确处理,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只是笼统的规定了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显然是有待完善的。     

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的困局与破解

在死刑案件中确立独立的高干普通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不具有合理性,也是不可行的.在证明标准相关领域内,当前可主要采取以下替代措施实现提高死刑案件证明标准欲达到的目的:提高并确立独立的量刑情节证明标准;增加合议庭人数,定罪时仍适用简单多数原则,适用死刑时适用全体一致原则;建立消极的法定证据制度;改变法官对死刑的心态.     

我国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的反思

严格死刑案件证明标准,把死刑案件办成“铁案”,随着近年来中国司法高层和政治决策层的不断强调,已日益为司法界所认同。要切实发挥证明标准对死刑适用的控制作用,司法者应根据“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精神实质,坚持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死刑判决的标准,在证据审查和证据采信环节严格把关,使证明标准真正成为防止错杀和减少死刑适用的一道防护堤。     

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及其在死刑案件中的适用

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对于这一证明标准不能机械适用，应当区分待证事实的性质。对于指控的犯罪成立或者罪重的事实，应当严格证明；对于程序法事实和无罪、罪轻事实，可以自由证明。尤其是在死刑案件中适用这一证明标准时，要格外慎重，严格把握量刑证据，从而达到少杀慎杀的目的。     

悖论状态中的死刑案件证明标准

实践中的死刑案件证明标准改革形成了现行法律、改革文本、裁判文书以及内部文件之间既和谐又冲突的悖论状态。改革者实用主义的改革策略导致死刑案件证明标准改革陷入困境,这一状况并没有因《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的出台而化解。以死刑案件证明标准改革为代表的诸多司法改革体现了古代礼法传统、现代政法传统以及西方移植法律三种传统的博弈。未来的改革不应仅仅着眼于化解悖论,更应当反思实用主义改革的弊端,实现三大法律传统的融会。     

死刑案件证明标准检讨--以高攀死刑案为范例

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没有对死刑案件和非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加以区分,因而没有反映出对死刑案件应有的慎重,且这一证明标准是仅就控方单方面的证明而言的,没有反映出辩方举证和辩解在证明活动中的地位和影响。非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为“排除合理怀疑”,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为“确定无疑”。     

浅析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刑事证明标准理论与司法实践的对比分析,提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科学表述方式,即现阶段我国应明确确立"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明标准,并且在死刑案件的审判实践中对被告人不利的事实和情节应采用这一标准最严格的级别"确定无疑",以保障人权,真正落实"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     

我国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的重新选择

基于死刑的严厉性与不可逆转性，各国在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的选择上至为严格。我国《刑事诉讼法》以“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证明标准，该标准系从正面肯定的角度围绕着控方入罪而展开，难以体现辩方行为在证明活动中的作用，不利于死刑错判的防止。为此．应当从反面否定角度来选择“排除一切可能性”作为死刑案件证明标准。在适用这一标准时，还应当正确对待“疑罪从轻”原则，并确认合议庭一致同意才能判处死刑的原则。     

死刑案件中证据审查与采信的反思

刑事诉讼中应确立“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也就是通过证据来证明犯罪构成的事实和量刑轻重的事实,并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为此,应确立证人、被害人、鉴定人出庭作证规则和排除传闻证据规则,并建立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些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对于防止死刑案件中的误判误杀,坚持“少杀慎杀”死刑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死刑案件证明标准之完善——新《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思考

文章论述了死刑案件的定罪和量刑的证明标准与普通刑事案件的异同,认为增加死刑案件的证据数量和种类的办法并不能提高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提出通过程序设置,如增加死刑案件合议庭的人数和对死刑案件进行审查的阶段可以达到提高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的效果.文章还认为死刑案件的证明应当摒弃法定证据的残余,采用严格遵守法律正当程序的途径提高死刑案件的质量.文章论证了死刑案件中不利于被告人和有利于被告人两种情况的证明应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定罪和判处死刑的证明标准应当采取最高标准,而有利于被告人的情节的证明标准可以采用优势证据标准或存在合理怀疑的标准.文章分析了“证据确实、充分”和“排除合理怀疑”的内涵,指出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不仅体现在对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等实体方面的要求,还应当包括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     

死刑案件证明标准与被告人口供的采信

一、基本案情 2003年10月17日上午,商城县公安局某乡派出所接群众报案,称乡工商所后田地里发现一女尸,经辩认被害人系该乡中学女生丁某。刑侦人员在排查过程中,发现附近村民赵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10月18日,传唤讯问时,赵供述了作案经过。     

提高死刑案件证明标准 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

@@ 死刑案件证明标准在我国从未有过独立的表现形式,而是和一般刑事案件共享着同一个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是,这种一元化的证明标准却因为一系列死刑案件的误判而面临着司法实践的巨大挑战.云南杜培武案、河北陈国清案、辽宁李化伟案等一系列死刑误判案件的发生促使人们开始反思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问题,并思考突破困局的可能途径.     

从证据视角看贿赂案件证明标准的阶段性与层次设计

贿赂案件查处困难重重,症结之一是证明标准,即证明标准要求过高追求客观真实性以及证明标准不区分阶段追求同一性。这本是一个普适的问题,所有案件都如此,但由于贿赂案件证据本身的特殊性,令该类案件更加难办。＂由于强调印证,在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一对一＂的案件是诉讼证明上难以突破的难题。尤其是贿赂这类难以获得印证性证据的案件。＂现实困境迫使我们必须审视现有证明标准。     

死刑案件证据标准把握及审查攻略

检察机关在审查死刑案件证据时,关键在于把准死刑案件的证据标准。所谓证据标准,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运用所收集的证据对案件事实以及待证事项进行证明时,判定某一证明结果是否采信的尺度及标准。[1]因此,进行证据审查的首要目的,就是确定刑事证据标准。一、死刑案件证据标准的法理分析     

试论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

与国外刑事证明标准相比，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存在过于理想化的“客观真实”，缺乏操作性等弊端。需要对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进行重构：即区分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对定罪程序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在量刑程序中对于控方主张判处死刑的情形应适用“排除一切怀疑”的证明标准。     

提高死刑案件质量要把好“五关”

死刑案件性命攸关,要进一步提高死刑案件质量,除在办案指导方面应准确把握"依法严格控制死刑"的刑事政策外,要严格把握证据标准和证明标准,研究法律适用,通过公诉引导侦查,建立和完善防错纠错机制。检察机关在办理死刑案件中严把"五关",就会不断提高死刑案件的质量和水平。     

论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是法官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根据相关证据判定指控事实成立与否的心证标准。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相比,其具有自己的特点,应该根据行政行为的多样性以及行政诉讼的独特性确定中国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     

论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是法官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根据相关证据判定指控事实成立与否的心证标准。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相比，其具有自己的特点，应该根据行政行为的多样性以及行政诉讼的独特性确定中国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     

检察机关对死刑案件技术性证据审查初探

关于技术性证据的概念和范围，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给予明确规定。笔者认为，所谓技术性证据，是指专门技术人员借助科学原理或者专业方法获得、收集的证据。在法定证据种类中，鉴定意见、现场勘查笔录可以列为技术性证据范畴①。本文拟从实践中审查技术性证据的具体方法为切入，分析制约审查的因素，探讨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