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素养、政府保护性功能与城市社区自治

住房商品化后,公民政治参与诉求随房产权益的出现而增加。学界认为商品房业主维权有利于公民性的增长和公民社会的形成,是社区自治水平提高的表现,只是目前我国基层政府对城市社区自治干预过多,居委会和物业公司也会阻挠业主委员会的成立,使社区自治面临困境。但值得注意的是,通过维权冲突的方式得出公民性的成长或公民社会的形成的结论有待商榷,因为那只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状态,并且冲突本身就有利于群体凝聚力的增加。因此,社区自治不能忽视常态下群体内部冲突,城市居民能否理性化解社区矛盾与冲突才是社区自治能否成功的关键。本文通过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表明,城市社区自治主要依赖于公民素养,其次是政府的保护性功能。公民素养是社区自治的灵魂,政府保护性功能是社区自治的基础,规范的住房市场秩序即物业公司与业主利益的合理界定是社区自治的物质基础,三者相互配合才能形成社区良序。无论如何,社区自治仅靠道德无法持久,只有依赖公民提高素养,依靠政府的保护性功能惩戒违规者,依赖社会道德规范形成舆论压力,明确与物业公司的权益分配,才能达到良好的城市社区自治。     

社区自治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中国当前的社区自治存在着结构性困境 ,主要表现为制度供给不足 ,行政化倾向严重和居民社区参与意识孱弱。制度建设 ,自治组织建设与重塑 ,社区教育、培养公民的社区意识 ,是完善社区自治 ,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举措。     

培育社区居民参与意识的意义及对策

培育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具有降低社区治理成本、促进社区民主与自治、有利于推动社区治理机制改革等重要意义.通过拓展社区居民参与空间、建立制度化的参与机制、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培育和扶持社区组织、对社区居民进行公民意识教育等方式和途径来培育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     

社区自治：我国社区治理的发展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区治理主要经历了行政型、合作型两种模式。实现社区自治是我国社区治理的发展目标,但目前条件尚未成熟。要实现社区自治的目标,必须从加强社区治理的法律建设、积极促进第三部门发展、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积极培育公民的参与意识和社区理念等方面努力。     

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现状与思考

社区居民长期而持续的社区参与，是社区建设和公民社会发育的根本力量和本质要求。针对目前社区参与不足的现状，应通过宣传教育消除居民社区淡漠感；正确行使政府职能，发挥政府和社会各自优势；大力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加强社区参与的制度建设。     

提升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自治的动力研究

居民自治是有效实施社区治理的基础。分析1794例样本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发现,影响居民社区自治参与动力的最重要因素是自治实际控制感,然后依次为社区社会资本、人格倾向、自治态度、自治认知。有效提升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社区自治动力的途径主要包括:提升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政治效能感;实现经济和政治健康发展,夯实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基础动力;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提升社区社会资本存量;借助家庭、学校和职场实践三方合力,塑造良好人格品质;实施积极的社会说服,弘扬社区自治精神。     

业主自治与推动基层民主建设——从私法自治到公共参与的路径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城市社区不断完善,逐渐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战略性空间。业主自治作为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新型民主的增长点。业主自治以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为基础,以业主委员会为中心,代表社区居民共同利益,培养公民的民主自治精神,是从私法自治连接到公共事务参与的桥梁。作为基层民主的＂摇篮和训练场＂,必将成为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新的重要推动力量。     

转型期城市社区自治的困境研究及模式定位

城市社区自治是为应对城市传统治理体制失效而进行的制度变迁,其治理成本较低,且更能满足社区的内在要求。实现社区自治的关键在于社区居民的有效参与。通过对杭州市拱墅区社区自治状况的个案调查,本文认为,在社会转型期城市社区自治的困境在于社区自治组织的"准行政化"及政府在社区中的角色越位和缺位致使社区参与严重不足。克服参与不足不仅要理顺政府与社区的关系,重新建构政府与社区组织的平等、合作自治模式,还要通过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强化自治意识,转变管理职能,改进管理方式,发展社区组织,大力培育和提升社区的自治能力,推进社区实现民主自治。     

日本社区治理及其启示

日本的社区经历了统治、管理和治理三个阶段。其中，社区治理以准自治、服务、责任、理性为基本原则。它在政府的主导下，依赖于社区居民、町内会以及社区民间组织的参与。当前。日本社区治理表现出了社区治理民主化、社区治理市场化、社区治理组织化、社区权力多元化的特征。对日本社区治理的考察为中国社区治理的发展提供了经验。那就是，中国社区治理发展要求发展成熟的公民社会、转变政府角色：和培养现代公民。     

公民参与视角下的城市社区治理

城市社区治理是城市治理的基础,城市社区治理绩效决定着城市治理的效果。社区居民从"单位人"到"社会人",不仅意味着居民生活方式的变迁,更意味着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调整。公民参与是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的源动力,完善公民参与,将有利于改进城市社区治理绩效、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和提升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未来应该通过完善公民参与的制度保障、完善公民参与的渠道、培育公民参与意识、提升公民参与的能力、发挥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等途径,促进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实现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的改进。     

城市社区居委会选举居民参与实效的调查思考

在城市社区居委会直接选举中,居民参与的参选率统计高而实际低,且多为动员式参与。这与选举与居民利益关联度低、居委会自治权虚置、户籍歧视等原因有关。对此,有必要建立居民维权性参与模式,完善社区服务,落实居委会自治权,从登记选民向选民登记转变,并且消除选民身份歧视,普及参选资格,从而推进居居参与的深度、广度及实效。     

受教育作为宪法中公民基本义务的理论探讨

在现代社会，受教育已经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在宪法中进行了规定，公民教育内含的意识形态选择和国家认同在公民个体来看并不是实现公民个体自由发展的最好方式，因而宪法规定的受教育只能是最低限度的教育，在内容选择上意识形态控制的色彩不能太过浓厚，在保持最低限度的国家认同感时，将公民个体与国家作为彼此相关的共同体看待，公民应当保持自身的部分独立性，国家应尊重公民的自主精神。     

当前我国农民公民意识与村民民主自治发展研究

我国村民民主自治发展中诸多问题的解决,可以从农村的公民意识与村民民主自治的辩证关系去思考。培养农民的公民意识以促进村民民主自治基本途径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便农民公民意识培养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逐步完善,为农民公民意识培育提供政治和制度保障;农村风俗习惯的革新,培养新的乡村精神,以便为农民公民意识培养提供精神动力;发展农村各种教育,为农民公民意识培养提供文化素养基础。在此基础上,促进村民民主自治发展研究。     

当代中国农民与政治权利

建国以来,中国农民经历了政治公民、半政治半社会公民和社会公民三个阶段。当代中国农民的平等权、自由权、人身权、参政权、自治权等政治权利的保障和实现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旧体制的制约。农民的维权活动从日常抵抗上升到以法抗争,给农民以宪法关怀是解决农民问题、保持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     

社区自治与社区警务拓展

社区自治是社区建设的导向,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最直接体现。社区自治的深化发展,既为社区警务的推行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社区警务的拓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公安机关必须顺应社区自治的发展,不断拓展社区警务。     

治理理论视域中的社区自治

目前,我国城市社区的地位和重要性日益突显,社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社区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将不断增强。在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中,必须加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而要加强社区建设,必须进一步深化社区自治。社区自治是治理理念在社区领域的实践,达到治理的境域可以说是我国城市社区自治的发展方向,二者在范围上相互衔接,在目标上指向一致。     

浅析社区警务绩效评估中的公民参与问题

自2002年3月社区警务在全国派出所工作会议上被提上日程以来，我国社区警务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随着社区警务理论研究与实践的不断深入，以往的绩效评估模式已经远不能衡量社区民警的真实工作成绩。要尽快形成与警民共建理念相适应的社区警务绩效评估模式，就需要把公众引入到社区警务的绩效评估中来，以此来规范社区警务的管理，将社区警务的绩效评估工作纳入到科学化、民主化的轨道上来。     

社区参与:对社区居民与居委会互动关系的透视

居民与居委会的互动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基层社区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社区参与积极性高、参与形式多样化的社区,社区居民和居委会的互动关系体现为一种互惠合作的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居委会通过对社区参与的引导和控制,实现了社区控制和社区服务的双重目的;另一方面,居民通过内容丰富的社区参与增强了自身的自主性,扩大了社区的自治空间。     

双轨动员:项目制社区自治的实践逻辑及其影响——对上海市P街道社会服务项目化运作模式的考察

项目制社区自治旨在以组织、关系和激励结构的变革,形成基层社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轨动员治理,化解科层体制与基层自治的张力,实现共生式发展。围绕项目制展开的社区自治通过自治金的嵌入、自治团队的协作和自治机制的设计等治理要求,诱发了基层社区治理体系的重构并产生了强大的溢出效应。项目制自下而上的“反向发包”特征,不仅释放了基层社区的活力,还促成基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成为基层治理精准化、精细化服务的破题之钥,对基层治理具有持续性及不断增长的影响力。项目制的社区自治,将成为贯通基层社区与党、政府和社会的一种新双轨动员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