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产品供求错位问题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

县级政府责令乡镇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时,县乡两级政府之间构成了委托代理关系。依据状态空间模型化方法,乡镇政府切实按照县级政府的指令提供公共产品有两个条件的限制。结合我国实际,本文认为在现阶段这两个条件是不满足的,从而在理论上解释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求错位的原因。应用张维迎的变压器理论,本文发现农村公共产品"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过低也有力解释了农村公共产品供求错位问题。因此,从满足乡镇政府按照县级政府指令运作的两个条件,以及增强农村公共产品"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四方面入手,本文提出了扭转农村公共产品供求错位局面的政策建议。     

公共产品和垄断产品的关系刍议

或出于政府职能,或由于投入成本太高,无利可图,私人企业不愿意提供公共产品只能由政府提供。久而久之,人们便认为公共产品必然由政府提供,形成公共产品的天然垄断性。是因为这种天然垄断性,使得公共产品与垄断产品易混为一谈。深入理解公共产品和垄断涵义,需要从二者的供给者、需求者、产品范围和供给方式四个方面加以区分。     

试论公共产品的市场供给方式

传统理论认为,公共产品是不能通过市场有效提供的,但随着社会技术的发展和制度的创新与完善,越来越多的私人力量介入公共产品领域。本文分析了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其方式,探讨了公共产品的市场供给对政府治理结构的影响。     

公共经济学视野下的治安服务多元化

社会治安是一种既包含纯公共产品又包含准公共产品的混合型公共产品,现实中存在着公共治安服务不足以及公共治安供给的单一性与治安服务需求多样性的矛盾。治安服务主要由政府提供,但也不排斥非政府的供给。为了弥补公共治安服务的不足、满足群众的治安服务需求和实现社会治安产品供给的高效率,可以灵活采取政府、社会、市场多种主体相互合作、共同参与的方式。     

论准公共产品非政府供给的可行性与途径——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例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福利型政府的危机日趋凸现,政府充当保姆提供公共产品的模式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唯一提供者的合理性受到置疑。本文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例,结合广州市东山区华乐街在提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过程中出现的情况,从提高公共产品效率的有效途径出发,论述社会准公共产品非政府供给的可行性和提供方式。     

经营城市中公共产品性质及供给方式的转变

城市的兴起和演进促成了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在城市的聚集 ,为了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 ,经营城市的思想应运而生了。经营城市的关键是要做好公共产品的供给。当代 ,人们对公共产品性质认识发生了根本变化 ,人们打破了公共产品供给只能由政府提供的观念 ,引入民间力量于公共产品供给中 ,使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带来了城市管理方式的革命性变化     

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性选择、障碍及其对策——基于政府"经济人"特征的分析

公共产品是由市场还是政府来提供,依赖于制度选择。公共产品无论由市场提供还是由政府提供,都应充分考虑“经济人”特征。尽管“经济人”并非政府的主要特征,但经济转型期制度的不完善,扩大了政府“经济人”的效应,从而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形成了障碍。面对公共产品需求的增加,必须针对政府“经济人”的特点,进行制度创新,以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     

地方政府为什么要购买公共服务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是政府为社会大众提供公共产品的一种新途径。这种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创新能够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实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最优化,推动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     

从建设到治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优化的基本逻辑

以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方式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及服务,是我国政府履行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基本路径。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架构运行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建设促供给"的逻辑,导致公共文化服务实践存在政府"划桨"行为过多、非政府主体力量过弱、重硬件轻软件等缺陷。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目标的提出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优化创新提供了契机。对此,应将治理逻辑嵌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强调多元主体合作与共治,探索多渠道互补的供给路径,强化需求表达与回应、服务规划与配置、服务质量评价等配套机制建设。     

公共行政的主体与客体

公共行政的主体是以国家行政机关为主的公共管理组织。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不属于公共行政的主体。公共管理组织除国家行政机关外,还有依法成立的、具有一定行政权的独立行政机构和法定组织。国家行政机关是依法成立的公共行政机关,由不同的层级组成,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政府的不同层级构成不同的公共行政的主体,发挥不同的政府作用。一般而言,中央政府负责全国性公共产品的提供,如国防、外交、货币、银行、全国铁路、国道等全国性的公共事务;地方政府则负责地方性公共产品的提供,如地方铁道公路、地方基础设施、地方医疗与教育等地…     

科学定位 优化环境 构建多元供给体系——论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建设

当前新农村建设中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建设是一个基础工程,搞好基础工程重要的是要构建多元供给主体、科学定位每一供给主体和优化供给主体环境。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优化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是否健全,直接关系到社会全面进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与民生关系紧密的供给体制机制得到优化。不过在供给机制方面仍存在一定的缺陷,这对我国农业、农村以及农民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从农村群众利益出发,加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力度,让大家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对于提升政府公信力、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必须不断推进机制创新,优化新形势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     

农村财税体制与公共服务问题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两次财政体制改革都不利于农村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财税体制改革也对乡镇政权性质产生了一定影响。由于财富分配中的结构性失衡、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公共品供给领域的误区等体制性问题的存在,导致农村主要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改革必须从调整乡村治理结构、提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作用与功能以及提高农民主体地位与参与程度等方面着手。     

高校共青团扩大有效覆盖面的途径研究——一种公共产品供给理论的视角

高校共青团作为中国共青团的一条重要战线,在整个共青团系统中具有基础性的战略地位。新形势下,高校共青团的组织环境发生变化,传统的"建制覆盖"和"嵌入覆盖"方式面临挑战,团组织需要在"覆盖主体的有效建设"、"覆盖内容的有效供给"、"覆盖主客体间的有效互动"三个方面实现创新和突破。从公共产品供给的视角出发,这三个创新和突破可转化为高校共青团公共产品的生产流程优化、供应方式创新和产品质量保障等问题。     

公共物品多中心供给模式探究

公共物品的复杂性向单中心供给模式提出了挑战;公共物品多中心供给模式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中心内含着参与主体相互独立、地位平等、自愿参与一系列同时发生的博弈,达到非均衡平衡状态的性质;多中心的特性满足了公共物品供给复杂性的要求,多中心供给模式是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最好选择。     

优化广西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思考

广西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的供给与农民日益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仍有较大差距,确保优质高效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成了当前农村文化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造成广西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不佳的主要原因是公共文化设施不足、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以及缺乏农民组织作为文化建设的依托载体。优化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要建立起政府供给、市场供给与社会供给优势互补的复合供给模式。     

论我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及其治理

在世界范围内 ,建立在韦伯官僚制度下的传统公共行政出现了合法性危机。我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表现为以官僚体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府行政效率低下、行政行为成本高而透明度低、公共行政目标缺少战略思维、公共行政产出无标准、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产生这些危机的根源主要由于公共行政思想在本土化、行政体制的形成和改革过程中的偏差而引发的。治理我国公共行政的危机主要包括完善官僚体制、推进政府“合法化”和推行“法治之治”等路径     

从公共安全服务的消费生产者看我国社区警务模式的完善

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问题一直以来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重点。有关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生产者、供给者和消费者的角色分离理论以及协作生产概念为现实中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尝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导和支持。社区警务不仅仅是一种新的“警务思潮”和“警务改革探索模式”，更是一种新的公共安全服务供给模式，社区警务兼有邻里协会的志愿服务、社区居民的自我服务、社区保安的合同承包以及社区警察的政府服务等多种制度并存的性质。完善社区警务应立足于我国实际，坚持政府主导，加强理论研究，从改善警民关系入手，进一步扩大对一线民警的授权和深入开展文明创建活动。     

农村社会协同治理:实践模式与理论构想——以衢州“三民工程”为例

在我国社会管理走向多元主体治理模式的背景下,实现社会管理各系统的协同已成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衢州市"三民"工程的时间也证明协同治理是实现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有效手段。现阶段构建农村社会协同治理模式应注意以下几点:必须动态分析民情,把握农村公共需求;必须沟通协商,维护农村公共利益;必须全程服务,提供农村公共产品。     

构建新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

市场经济的深化、农业的弱质性特征、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要求、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都需要有效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但是,我国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诸多问题,不能满足农村发展的需要。因此,要构建具有投入稳定、责任明确、决策科学、组织合理、监督有力、运行顺畅、供给有效等特征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