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与希望并存的中日关系

当前,中日关系进入了建交以来最为困难的时期。尽管经济关系仍相对平稳,政治和安全关系却问题丛生,出现了所谓“政冷经热”的现象。中日之间归根到底在于两大问题:一是历史问题,二是台湾问题。“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是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基本方针。两国和两国人民都需要坚持对话、平等协商,需要以积极而冷静的姿态增进了解、解决分歧、深化合作,使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从比较现实的途径来看,“减少相互误解”、“建立理性关系”、“创造共同利益和共同意识”是现阶段较为可行的行动准则。     

“战略互惠关系”的定位:中日比较的视角

中日两国虽已就构筑“战略互惠关系”达成共识,但到目前为止,两国对于“战略互惠关系”的定位并不完全一致.相比较而言,中国更强调“战略”,而日本更强调“互惠”.中国的政策基调仍然没有脱离“和平友好”,而日本的基调更倾向于“互利合作”.这种定位上的差异,正是造成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出现波折,造成人们对中日关系的预期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其背后体现了中日两国对于“战略”的认识差异.虽然加强在各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是发展战略互惠关系的主要途径,但如果脱离“和平友好”的长期目标,两国间的互信与合作也很难真正实现.中日应推进“战略互惠”,警惕“政冷经热”.     

中日关系：风雨兼程四十年

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来,两国关系虽不时经历风雨波折,但总体上还是不断向前发展,遍及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中日两千年交往的历史长河中,这40年是发展最快、成就最显著的40年。但是,随着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中日关系也正在经历历史性的转型过渡,各种矛盾和问题比较突出,政治互信不足,作为双方政治互信缺失在社会层面上的一种反映,两国国民友好感情不断下滑,这些问题值得双方高度重视。中日走和平、友好、合作之路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日关系的发展对两国各自的长远发展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中日关系保持健康稳定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我们要学习、传承老一辈政治家的战略思维和长远眼光,登高望远,求同存异,要努力增进政治互信,妥善处理敏感问题,维护两国关系大局稳定;要加强互利合作,扩大共同利益,实现两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要弘扬友好传统,扩大人文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互相理解和友好感情;要顺应时代潮流,加强两国在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合作,拓展两国关系的发展空间。可以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的明天一定更加美好。     

如何分析中日矛盾

无论中日关系是好是坏,都贯穿着矛盾。整个中日关系是矛盾与协调、斗争与合作并存的对立统一关系,是“中日矛盾”与“中日友好”的对立统一关系。发展滞后、甚至时而倒退的中日政治关系与两国、两国人民发展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共同利益和要求之间的矛盾是中日关系的基本矛盾。近几年来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成为中日之间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但是,主要矛盾并非是固定不变的,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能相互转化。与此同时,中日矛盾又与两国各自的国内矛盾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对中日矛盾需要严格区分非对抗性矛盾与对抗性矛盾,对不同质的矛盾以不同质的斗争形式来解决,注意避免不必要地激化矛盾而被极度希望将中日矛盾推向对抗性矛盾的日本右翼所利用。     

东亚格局与中日关系

本文所谓东亚格局,主要是指东亚地区中日美俄四大国所构成的地区大国关系的基本结构及其特征。中日关系与东亚格局相互交织、彼此影响。“9·11”事件后,东亚格局开始发生新变化。其特点之一是,在中日美俄四国关系中,中日关系处于最差状态,日本处境最为不利。这种局面几乎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出现。其前景值得关注。     

东亚经济合作何去何从?——从中美日经济实力消长谈起

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日经济实力对比关系继续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中国经济实力相对提升,美日经济实力相对下降.这一经济实力的结构性变化给东亚经济合作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中国在东亚经济影响力日益上升,使东亚经济的内部凝聚力大大提高,为东亚经济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内在驱动力,同时也有利于中国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作为在东亚地区具有重大战略利益的关切者,美日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可能带来的权力变革心存芥蒂,从而又加大了东亚经济合作的难度,增加了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东亚经济合作出现“亚太化”趋势,二是导致东亚经济合作的主导权错位和缺位.中国需要正确运用经济实力上升这一最大筹码,内外协调,顺势而为,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抓住机遇,变被动为主动.     

东亚共同体建设中的中日合作与冲突

中日是东亚大国,东亚共同体建设离不开中日的主动参与,而中日关系改善的最大希望又在于推动东亚地区合作。东亚共同体建设的进程、体制与前景,在根本上取决于中日合作的快慢与成败。以共建东亚共同体的意识构建中日关系的新基础,是中日关系走出历史阴影、携手走向未来的最佳选择。     

东盟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角色定位研究

冷战结束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在机制建设和具体经济成果方面成绩显著,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小国主导,大国积极参与。无论是在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还是在“10 1”、“10 3”发展机制中,东盟都发挥了主导作用。这是因为东盟针对东亚的战略格局而采取灵活的平衡大国战略;中日对东盟的“身份界定”基本一致;东盟倡导的合作机制为东盟的角色提供了制度保障。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东盟的主导角色符合东亚地区独特的环境,并将呈现出较强的生命力,“小国领导大国”的奇特局面,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会继续。     

东亚合作与中日关系的互动:困局与对策

当前东亚合作与中日关系的互动显现出恶性循环之势,其主要表现一是区域合作与双边关系的乖离,一为经济互利与政治对立的悖论。这一态势的原因和背景颇为复杂,一是中美日实力对比关系的急剧变化,二是中国崛起带来的利益分享与权力转移,三是日本衰落显现的长期萧条与政治右倾,四是美国重返亚太导致的经济分化与安全控制。为扭转东亚合作与中日关系互动的困局,中国应努力实现四大层面的良性互动:一是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的良性互动,二是国家权益与地区责任的良性互动,三是周边外交与对日关系的良性互动,四是地区架构与对美战略的良性互动。     

东亚区域合作的制约性因素分析

要实现东亚区域合作,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解决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存在的现实难题,当务之急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美国因素,即美国对东亚区域合作的态度与东亚对美国在区域合作中态度的看法;二是领导权,即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推进东亚区域合作;三是互信原则的确立,东亚各国必须建立互信关系,尤其是东亚地区大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四是“低级政治与高级政治并行发展”,经济合作与政治安全合作同步进行。     

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日外交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建立和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放在对外政策的重要地位。他分析了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阻力与可行性,认为:中国地缘政治的重点在东方--日本;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美国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的敌人;日本属于“中间地带”,是联合反霸的对象。提出了对日外交策略:新中国建立以后,和平是中日关系的主流;严厉谴责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同时主张宽容今天的日本;以宽松的民间外交打破中日外交的僵局;面向未来建立正常的中日关系。在毛泽东对日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日于1972年恢复了友好的邦交关系。     

关于麻生内阁执政期内中日关系发展分析

麻生内阁执政期内在中日关系上延续了友好发展态势：政治上高层互访不断、各级政府交流频繁；经济互惠关系继续发展、众多领域合作加强；社会各界联系增多、国民相互了解加深。中日关系发展良好的原因有：中日两国的重要性超出人们的想象，重视中国市场成为日本朝野各界的共识，抵御7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需要中日加强合作。中日关系还存在着不确定性和一些问题，例如：钓鱼岛问题、历史认识问题、抹黑中国食品问题、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等。尽管中日关系中存在不少问题，但友好发展是主流，未来前景是光明的。     

日本近期调整对台政策的原因和意图

９０年代以来，日台关系逐渐升级，究其实质，既有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又有其历史以及经济方面的原因。日本亲台的真正意图是，利用“台湾牌”牵制中国；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企图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防止台湾在经济方面脱离日本；继续为李登辉保驾护航；强化日美安保体制的需要。日本对台关系的发展趋势，将会影响到中日关系的发展     

"东亚共同体"的构建与中国的作用

“东亚共同体”的构建,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安全合作作为基础,其作为东亚合作的长期目标,已由个别意向或政策建议成为各国领导人的共识。然而,在地区意识淡薄、政治互信不足、经济对外依赖的条件下,各方必须超越旧有思维,寻求构建共同的地区意识及价值认同,加强组织建设,避免成员“泛化”,以“10 3”为主渠道推进共同体进程。中国作为东亚的重要成员,应是一个积极的推动者、协调者和建设者,中国应理性处理中日关系,认真反思自身发展,稳步、有效地促进东亚共同体建设。     

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

展望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 ,一是中日友好的原则将维持 ,因为中日友好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二是矛盾与合作并存将是两国关系的基本特点 ,中日之间相互交往和相互作用的方式将继续发生变化 ,新的方式将在长期相互“磨合”中逐渐形成 ,直至相对稳定。三是两国关系的发展将受众多国际因素的制约 ,主要有 :中美日之间的相互关系、东盟的崛起和朝鲜半岛局势等 ;亚太多边合作的发展将使中日关系从封闭型体系走向开放型体系。     

通向东亚共同体之路：合作与创新——新形势下的综合性战略思考

未来10年至20年，东亚共同体建设可考虑推动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机制升级，努力把“10＋3”建成“东亚核心共同体”。中日韩在加强合作的同时，可与东盟的经济、政治安全、社会文化等三大共同体相呼应，以“10＋3”为框架共同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东亚经济共同体”、“可持续安全的东亚安全共同体”和“和谐友爱的东亚社会文化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要妥善处理中日韩之间的关系、中日韩与东盟的关系、“10＋3”与“东亚峰会”之间的关系、美国与东亚共同体的关系，以及东亚共同体建设与借鉴欧洲经验的关系等五大关系问题。     

建设东亚共同体的十大关键因素

东亚各国应形成“加强东亚合作是大势所趋”的恳切共识。中日应坚持“多边或地区高于双边”的外交原则,不把双边的分歧带入多边或地区的对话中。中日应支持中小国家在推动地区合作中发挥“牵头作用”,应认识到“一国主导型”的东亚合作模式是行不通的。中日韩应借鉴欧洲联合首先从“煤钢共同体”出发的经验,为建立东北亚能源环境共同体而努力。日本应注意使《日美安保条约》不具有任何直接、间接针对中国的成分。中日等国需要推动各自国内的体制与结构改革以适应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要求。应坚持“以人为本”,大力发展东亚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人员交往,真正把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到东亚各国的政治日程上来。     

浅析冷战后美国东亚大国战略嬗变下的中日关系

冷战后美国成为东亚大国力量结构中的关键角色,在美、中、日三角关系中起着重要的平衡作用。冷战后美国东亚大国战略的核心是如何平衡与中日两国的关系,其战略的嬗变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影响、制约中日关系的外部因素。美国东亚大国战略由均势战略转向优势战略不仅破坏了地区力量均势,而且进一步加剧了中日两国间在安全、历史等问题上的分歧。中日关系的趋冷将对东亚的安全、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试析冷战后日本的大湄公河次区域政策及其影响

冷战后，日本推出了东亚合作战略，希望在东亚地区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作为这一战略的重要一环，日本出台了GMS政策并积极参与GMS经济合作，并且已成为次区域最大的援助国和投资国。日本的参与对GMS五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对GMS五国的外交政策的选择也产生了影响，也对中国与GMS五国的合作形成挑战。中日两国在次区域的竞争态势难以避免，但也有合作的可能性。中日两国应加强对话、协调与合作，真正实现中日与GMS五国三方的“共赢”。     

九十年代中期中日关系辨析

九十年代中期中日关系辨析香港城市大学郑宇硕在９０年代的前半段，中日两国都要为后冷战时期国际格局的重大转变而调整其外交政策。过去亚太地区的安定繁荣，使中日两国得享令人满意的经济增长。到了９０年代，这两个东亚大国都要检讨其过去的外交政策。本文希望从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