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能规制紧急状态吗？——美国行政权扩张与自由主义法学的病理

行政权在处理紧急议题时的比较优势和宪法上的法律路径使得行政权急遽扩张,但只有在二战后行政权才被自由主义法学视为宪法的威胁者。自由主义法学认为二战后的紧急状态被不断地伪造和利用,行政特权被滥用,这导致了非理性政治的泛滥。自由主义法学据此期望以宪法和法律规制紧急状态从而实现理性政治。但政治不仅仅是理性的活动,自由主义法学理论不足以解释政治的逻辑。     

注重问题及对策研究 切实搞好依法行政

一、合法性是实现依法行政的核心目标依法行政牵涉的面极广.内涵极其丰富复杂,但合法性却是实施依法行政的核心目标.根据我国国情和宪法精神,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在这种法律机制下,任何行政机关都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程序设立、改变或撤销.同样,任何行政机关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任何行政行为都有是否合法的问题.因此,合法性即行政执法行为问题势必被提到重要和突出的地位,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心.目前,我国行政执法中存很多问题,主要是:行政执法体系不健全;行政工作人员法律素质低,实际执行能力和守法自觉性差;重关系轻法律,人情主义代替法制管理;地方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严重.     

日本行政法的基本原理──法治主义论

法治主义亦称“行政合法性原理”或“法治行政原理”,一般而言,法治主义是指行政活动必须依法进行的规范原理或制度,它意味着行政权的活动必须根据法律、服从法律,其目的是“以法的合理性抑制行政（担当者）的恣意”,以保障国民的权利与自由。日本行政法学者认为,法治主义是行政法得以成立与发展的根本前提条件,也是日本行政法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理,从日本行政法的理论与实践来看,行政法的法治主义基本原理主要涉及行政与法的关系、法治主义的模式、法治主义的实证发展以及法治主义的主要内容等问题。一、行政与法的关系日本行政法…     

论对行政权的重新界定

行政权是行政的核心,是行政法学的中心范畴。行政权是指行政主体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管理行政事务,维护社会安全与秩序,提供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权力。行政权具有强制性、执行性、优益性、不可处分性等传统特征,但对其新的特征也应加以重视。行政权的本质是保障和促进公民权利的权力。     

立法权及其宪法规制

作为政体权力结构中的组成单元,立法权是对立法机关职权的一种概称;作为政体诸种功能之一,立法权是对创制具有法律功能的规范之权能的总称。与所有的公共权力一样,立法权作为一项主权性的由法律规定的权力,有必要接受宪法的规制,这种规制既是保护共和政体与发展民众福祉的内在要求,也是立宪主义的基本原则。     

私人参与警察任务执行的法理基础

治安承包现象引发的广泛社会争议是我国私人参与警察任务执行改革沉浮的真实写照。对宪法基本政策条款和民主国、法治国及社会国原则的解读显示,私人参与警察任务执行并不违反我国宪法文本规定和宪法基本原理。“国家和社会”条款在行政法律规范中频频出现以及行政法上辅助性原则、行政过程论的阐释表明,私人参与警察任务执行同样具备合法性基础。我国政法工作一以贯之的群众路线和警察任务的时代流变,彰显出私人参与警察任务执行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及现实基础。从改革时机选择、行政法制保障和后续政府规制上看,私人参与警察任务执行在我国依旧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行政法前沿课题。     

行政合法性原则在药品执法监督中的运用

行政合法性原则在《行政法学》中是指行政权的存在、行使必须依据法律,符合法律,不得与法律相抵触。其合法性不仅指行政权的存在、行使要合乎实体法,而且要合乎程序法。行政合法性原则一般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行政职权必须基于法律的授予才能存在;二、行政职权的行使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进行;三、行政程序必须合法。在行政人员的执法活动中无处不体现着该原则,同样,在药品的执法监督中也处处体现了行政合法性原则的运用。     

从规范程序到程序规范:面向行政的行政程序及其展开

由于受规范主义传统与控权理论以及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影响,行政程序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控制行政权的工具,导致程序的独立价值与功能长期被忽略而未得到应有的关注与重视。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着力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而需要积极发挥行政权功能的关键时期,这种试图以行政法和行政程序来控制行政权的理念与理论的根基已经动摇,行政法逐渐转向功能主义。行政法总则当中的行政程序制度设计,应以"求同"为路径和价值目标,既要能维持行政秩序,也要能保持行政活力,还要能回应社会需求。行政法总则中的行政程序来源于单行法,并超越和引领所有的单行法,是适用于包括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司法等行政权运行、行政行为实施、监督行政,乃至于制定行政程序规范等所有行政活动的总的程序规范。     

从规范程序到程序规范:面向行政的行政程序及其展开北大核心CSSCI

由于受规范主义传统与控权理论以及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影响,行政程序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控制行政权的工具,导致程序的独立价值与功能长期被忽略而未得到应有的关注与重视。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着力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而需要积极发挥行政权功能的关键时期,这种试图以行政法和行政程序来控制行政权的理念与理论的根基已经动摇,行政法逐渐转向功能主义。行政法总则当中的行政程序制度设计,应以“求同”为路径和价值目标,既要能维持行政秩序,也要能保持行政活力,还要能回应社会需求。行政法总则中的行政程序来源于单行法,并超越和引领所有的单行法,是适用于包括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司法等行政权运行、行政行为实施、监督行政,乃至于制定行政程序规范等所有行政活动的总的程序规范。     

法治政府建设的程序主义进路

中国当前的法治政府建设进路存在重内部机制、轻外部机制，重实体权限设定机制、轻程序规范机制，重事后救济和追责机制、轻过程规范机制的结构性缺陷，难以对在国家权力结构、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结构中都过于强大的行政权形成有效的规范制约。行政程序作为来自外部的、规范行政权行使过程的规范机制，具有防止行政权滥用的消极控权功能和助推行政权积极行使的公共意志形成功能，中国未来的法治政府建设重心应当转向行政程序机制的完善。当前的分散单行行政程序立法模式存在诸多问题，难以满足法治政府建设进路转型的需要，应当在总结地方法治政府建设程序主义进路探索经验的基础上，尽快从分散立法走向统一立法，尽早制定规范行政权的行政程序法典，确立并实现公民知情权、参与权的制度化，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条件下保障社会转型的顺利实现。     

行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刍议

行政权力是国家权力中最动态、最广泛的一种权力,与社会和公民切身利益具有最直接的联系。而任何有效的权力都有强制力的因素,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就会出现强制力的滥用,行政权力更是如此。行政权力具有正负双重效应,它既能够造福于社会,也隐含着腐败的可能性。历史经验证明,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必然导致滥用和腐败。法治的基本理念之一就是一切权力都需要制约和监督,法治发展的过程就是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的过程。因此,可以通过扩大司法权对行政权审查的范围、行政机关内部的相互制约、行政审批事项的削减等途径对行政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Emergencies,Executive Power,and the Uncertain Future of US Presidential Democracy

This article reexamines the question of how best to restrain executive power in a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text that seems to favor its dramatic expansion. Modern interventionist government amidst a dynamic social environment, where the executive faces a seemingly endless series of “crises” or “emergencies,” provides a heightened scope for executive discre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US‐style separation of powers, in which an independent president faces a potentially obstinate Congress, offers executives many incentives to exploit crises, real or otherwise. The works examined in this article confront,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success, the seemingly inexorable expansion of executive power within the US version of liberal democracy. We can only hope to deal with the many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tasks posed by the symbiotic nexus between executive‐centered and crisis‐oriented government by confronting some tough questions about US constitutional desig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radical institutional reform. Unfortunately, even those scholars who provide plausible accounts of the US system's fragilities seem hesitant to do so.     

议行合一原则应当彻底抛弃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议行合一“就是“议”和“行”组织的同一与职能合一。“议行合一”作为一个描述社会主义政权权力结构的概念与社会主义的现实不符,作为一种理想的权力结构模式更是有害。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议行合一”只有在不正常的时期才短暂地存在过,除了战争年代,它给人们带来的是灾难而不是福音。因此,“议行合一”的理论与原则应当彻底抛弃。     

论宪法能力

宪法能力意指作为一种规范的宪法在统摄政治资源、调控政治过程、规约政府行为以及导引社会价值等方面的资质及其影响力。宪法的涵摄力、规约力和导向力构成了宪法能力的三个核心要素;超验、经验和理念构成了宪法能力的三个基本渊源;制度正义导向力、法治政府型塑力和社会团结凝聚力分别构成了宪法本源性能力、本能性能力和本质性能力。面对其日益紧迫的时代使命,中国宪法的能力障碍也日益凸现,宪法能力建设也因此而成为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课题。     

政府执行力评估指标设定的多维思考

伴随着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我国政府正致力于提升政府执行力这项工作。因此,建立一个完善、合理的政策执行力评估指标体系,不仅能直观地反映出政府执行力的水平,使影响执行力的问题得到及时解决,也能够达到提高政府执行力的目的。本文从政府执行力的层次性、阶段性及影响因素等三个维度来探索其评估指标体系,以期为全面提高政府执行力奠定理论基础。     

论行政权的宪法规制

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是近代西方规控行政权的传统模式 ,具有机械性和消极性 ;行政权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则要求在控制行政权滥用的同时有效利用其提供公共产品 ,促进社会福利的功能 ;我国与西方现代化进程近乎反向的宪政建设要求在实现国家权力合理配置的同时 ,切实注重行政程序和公民诉权对行政权的规控。     

论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我国现行以法院为主导的非诉行政执行制度本身存在许多缺陷,其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应在明确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标准的基础上予以完善,即保留现行的法院应申请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形式,将执行裁断权和决定权交由法院行使,执行实施权则回归行政机关,同时,应建立和完善法院的非诉审查程序和行政机关执行法院裁定的程序,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确立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停止执行为原则,不停止执行为例外的体制。     

关于行政机关依职权立法问题

目前学界对职权立法涵义多有误解,对我国有无职权立法也存在明显的分歧。依笔者所见,职权立法应指法定的行政机关依据其制定行政法规或规章的职权,根据法律和其它上位法的规定精神,对其行政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制定执行性行政法规或规章。职权立法不同于授权立法。职权立法在法制建设中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可行     

Challenging Executive Dominance in European Democracy

Executive dominance in the contemporary EU is part of a wider migration of executive power towards types of decision making that eschew electoral accountability and popular democratic control. This democratic gap is fed by far‐going secrecy arrangements and practices exercised in a concerted fashion by the various executive actors at different levels of governance and resulting in the blacking out of crucial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s – even for parliaments. Beyond a deconstruction exercise on the nature and location of EU executive power and secretive working practice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hallenges facing parliaments in particular. It seeks to reconstruct a more pro‐active and networked role of parliaments – both national and European – as countervailing power. In this vision parliaments must assert themselves in a manner that is true to their role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that is not dictated by government at any level.     

法律控制行政权力的主体路径

法律控制行政权力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但现有研究成果往往局限于关注如何监督,忽略了应当监督谁、应当由谁来监督这些重要问题。基于我国行政权的特性及我国的现有国情,所有实际行使行政权力的主体都应当是法律规制的对象,即国家、执政党、行政机关、授权组织和公务法人;同时,现有监督主体如权力机关、特定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要遵循权责一致原则切实履行法定监督职责,社会监督主体亦应创造性地发挥监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