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地方路径：基于“资源-压力”模型

在中央的顶层部署和努力推动下，各地政府纷纷推动治理方式的数字化转型。然而，就其数字化转型方式和治理成效而言，各地政府存在着明显的地方性差异。本文以31个省的政府数字化转型方式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混合方法集合理论，基于“资源-压力”分析模型，实证探索影响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因素和机制。本文研究发现，对于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基础资源是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社会创新资源和社会压力能够有效带动数字化转型。以“资源”和“压力”为轴建立类型学分析矩阵，由此产生双向驱动型、资源依赖型、社会压力拉动、创新资源刺激型四种转型类型。总体而言，我国地方政府的数字化转型是资源和压力相互依赖作用的结果，资源是塑造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基本前提，但压力也在调适着资源对于转型程度的影响。     

政务数字化转型效果因何不同：基于上海“一网通办”的定性比较分析

基于新公共治理“政府-公民”行动者的框架,从政府数字行政能力、公民合供行为两个维度出发,选择上海16个区为研究样本,将fsQCA和多时段QCA策略相结合,探讨了“一网通办”在创建、攻坚、提升三个阶段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效果为何存在差异。研究发现：在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中,“个体-组织-系统”不同层次上的数字行政能力很重要,但并不是解释高效果的唯一条件,还必须考虑公民作为治理行动者的合供行为;多个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四种提高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效果的方式——领导主导模式、技术主导模式、协同主导模式、合供主导模式;从“创建-攻坚-提升”三个阶段的组态结果来看,整体呈现出“数字领导能力主导下的强技术建设或弱公民合供→数字协同推进能力主导下的强公民合供”的路径演化特征。研究结论丰富了新公共治理行动者框架的解释情景,且对深入理解不同阶段推进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的路径选择有启示意义。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中的互动式治理：行政、市场和社群机制的互补嵌入性

数字化转型是一项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系统工程,具有涉及面广、协调需求大、技术密集等特征,传统的行政治理已经无法满足面临着来自资金、技术、人才等多方面的挑战。研究围绕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如何推动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的互动协同与互补嵌入这一问题,对杭州城市大脑的案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杭州城市大脑通过关系型契约主导的准市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和民主网络等模式,在提高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三部门之间的高效协同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未来,通过政府职能转型和施政方式转型,进一步对治理的体制机制、组织架构、方式流程、手段工具进行全方位系统性重塑,形成利益耦合的元治理体系,进而向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逐渐靠近,成为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理论和实践探索的题中之义。     

云长制：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组织领导机制研究

政府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在起步阶段尤其需要有效的组织领导作为内驱动力。理论上,行政权力在纵向层级整合力度的强弱与横向功能协调程度的高低不同,组成了不同的领导结构,由此也形成了松散治理、权威治理、合作治理、协同治理等四种基本的治理类型。实践中,渝、桂、黔三地正在推行的云长制,作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创新领导机制,塑造出了权威治理模式,其以超强的纵向整合使得数字政府建设避免陷入松散治理的境地。随着政府数字化转型向纵深发展,权威治理模式在横向多主体功能协调方面的缺陷开始显现。因此,立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应秉持整体性政府理念,通过纵向提级推进全国协同并通过横向联结推进多元协同,强化云长制在横向沟通和协调的程度,建立协同治理模式,为数字政府建设持续提供组织保障和推动力量。     

政府数字化转型驱动下优化营商环境研究——以东莞市为例

探讨政府数字化转型驱动下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使用单案例研究方法,以东莞市优化营商环境为例,总结了东莞市优化营商环境的主要措施以及面临的挑战。研究发现,东莞市优化营商环境主要围绕企业生命周期展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受到来自组织、流程、技术层面的挑战。政府数字化转型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驱动力,强化组织间的协同整合、优化业务流程、推进政府数字化运作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有效路径。     

数字政府发展的理论框架与评估体系研究——基于31个省级行政单位和101个大中城市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数字化演进,全球进入政府数字化转型时代。然而,数字政府理论建构却滞后于数字政府实践发展。现有研究从不同视角探讨了数字政府的概念和形态,但仍缺乏系统理论框架以界定数字政府的内涵和外延、理解数字政府的构成要素和治理模式,更鲜有研究对我国数字政府发展水平进行系统性实证评估。本文从政府数字化转型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关系入手,从组织机构、制度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效果四个维度构建了数字政府发展的OPCE理论框架,原创性提出了数字政府发展的评估指标体系,并综合利用定量、定性和大数据等方法评估了我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101个大中城市数字政府的发展水平,进而探析了治理规模、经济发展、信息化程度、政府规模等因素对数字政府发展的影响机理,验证了评估体系的合理性。     

动态能力视角下城市数字化转型的理论逻辑与组态路径——基于全国重点城市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城市数字化转型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引起学界广泛重视,但鲜有研究关注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与差异化路径。借鉴动态能力理论,从技术、组织、管理三个维度建构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分析框架,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对全国重点城市的数字化转型实践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数据是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基础,由此形成了“基于数据的制度驱动型”和“基于数据的创新赋能型”两种高水平城市数字化转型路径;非高水平的城市数字化转型路径则包括“财政与数据限制型”和“财政与体制约束型”两种。结论有助于厘清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与约束条件,为理解差异化的城市数字化转型路径与因地制宜地实施城市数字化转型战略提供了思路。     

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数字中国整体布局视域下的政府数字化转型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从新的历史起点和战略高度对数字中国建设进行了谋篇布局,明确提出了要“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为新时期政府数字化转型明确了功能定位和原则方向。对此,需要从三方面予以理解：首先,“数字政务”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在已有政策文件和实践共识基础上,将“数字政府”中的“政府”聚焦到“政务”,同时将“数字化”扩展到各类党政机关当中。它不是对“数字政府”的替代或迭代,而是为了让政府数字化转型更好地推进并融入数字中国整体布局规划中。其次,高效协同是数字政务的核心发展目标与原则,它要求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数字政务统筹机制、夯实数据共享与平台设施、提高干部数字素养。最后,“五位一体”是数字政务发挥作用的功能格局,它要求数字政务在实现自身高效协同的同时还要强化对其他领域数字化转型的赋能与引领。需要注意的是,数字中国建设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在不同领域政府的角色功能应有所差异。     

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提升的经验、挑战和路径选择——基于“川渝通办”的实践考察

<正>在数字中国战略推进下，政府、社会、各行各业都将加速数字化升级，通过数字化技术思维进行改造和转型。随着“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各地探索的“一网一门一次”“最多跑一次”“一网通办”“省内通办”等数字政府建设范例，为提高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提升积累了宝贵经验。2022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到2035年，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数字政府基本建成，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新形势下提升数字治理能力的有效路径

数字技术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治理方式,推动了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但同时也带来一些信息安全隐患。针对数字化发展问题,可以强化各级政府对数字治理的认知,打造多元共治的协同治理格局,完善数据安全法律法规,提高数据安全治理能力,从而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技术驱动与科层统合：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交互机制

本文将“一网统管”建设作为考察时下中国技术与制度，更具体说是数字技术与科层制度关系的一个切口。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城市治理变革，我国各大城市都在全面探索数字化转型这一技术治理导向的城市治理创新之路。与此同时，城市管理体制发展正在经历“重心下移”的势态。在此双重逻辑下，各行政层级如何回应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需求？案例研究表明：在中国当前数字化转型阶段，技术与治理不是单向赋能或决定的，而是交互的。本文提炼出交互型平台治理的四大机制：虚实互映、感行合一、双轨合力、人机融合。为了解决政府科层组织僵化低效、条块分割等带来的超大城市治理难题，上海市提出以技术与制度双轮驱动的创新方式来将数字技术融入到科层组织之中，寓技术于组织，试图推进技术与制度的交互影响与变革，从而实现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革命性再造。     

城市数字治理中的信息异化与意识形态风险防控

在信息技术飞速迭代、社会治理日益复杂化、信息立法和伦理约束滞后、政府与社会沟通机制不畅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我国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集中表现为信息过载、信息污染、信息失控、信息鸿沟的“信息异化”问题，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空间、主导地位、政治权威与统合效用等造成了不容忽视的破坏性影响。为此，需要基于系统性思维重视社会信息生产、传播、加工、利用的各个环节，通过提升信息生产质量和供给能力，增强信息异化预警和管控能力，建立对信息传播的制度监管和伦理规约，以及改进政府信息沟通和舆论回应能力，全面优化城市信息环境，有效化解作为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副产品的“信息异化”所引发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边界重塑：数字赋能政府部门协同的内在机理

随着数字技术的兴起与发展,以“一网协同”为重点的数字化建设为提升政府部门协作水平提供了可行途径。以“数字化建设缘何可以提升政府部门协同水平”为研究基点,基于组织边界理论,考察G省政府部门的协同困境及“一网协同”数字化建设发现,数字赋能政府部门协同的本质是利用数字技术重塑政府部门的主体结构、互动关系、行动空间、制度权责与业务流程边界,使各部门能根据业务开展情况在数字空间中及时有效地进行信息互动,实现决策协同、管理协同、绩效协同和行动协同。在推进技术发展与组织变革理论讨论的同时,也从技术发展、制度创新及组织建设三个方面为推进政府部门数字化建设、提升组织业务协同水平提供有益参考。     

着力构建协同高效的数字政府运行与治理机制

<正>政府数字化转型是全面应对信息化发展、数字化变革对政府运行、管理和服务新要求的关键任务,也是政府管理创新和引领经济社会数字化发展新方位的重要举措。数字政府总体框架源于对业已实践的办公自动化、政府上网、电子政务、电子政府、在线公共服务的改进,核心理念是适应数字时代变革趋势对政府职能及其运行体制机制进行优化完善,实施数字化、网络化再造,突出公众需求导向,推进协同治理和社会包容。构建数字政府的整体运行与治理体制机制需要从信息系统、     

中国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测度、成因及治理对策

中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已成为金融业的重要任务。本文以2010-2021年中国商业银行为样本，选取规模、资源配置和基础设施三个维度对银行服务实体经济进行了定义和测度，并分析了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研究得出，中国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从2010年到2021年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有力支持从2018年开始尤为突出。银行业集中度和成本管控能力是影响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进一步研究发现，银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改善能够抑制银行的破产风险，银行数字化转型和金融创新扭转了银行竞争对服务实体经济的削弱作用，能够促进银行的良性竞争。据此，应在把控银行准入节奏的基础上推进银行数字化转型和金融创新，持续增强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     

资源经济转型发展中物流服务业协同发展评价研究——以山西省为例

物流服务业越来越成为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而二者之间的协同发展程度则为转型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本文以山西省为例对二者的协同发展进行评价研究。通过分析资源经济转型发展与物流服务业的协同发展必要性,建立协同度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因子分析和层次分析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法对二者的协同度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物流业增加值对资源经济转型的协同度影响程度最大。     

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创新扩散中的跟进应对与竞争策略——基于黔、鄂、渝、辽四地政务服务改革的探索性分析

数字化转型是当前地方政府治理变革的重要赛道。已有研究大多关注数字化转型先行省份的改革经验与创新扩散,忽略了非对等结构下“跟进型”地方政府政策转移、技术吸纳、创新竞争的策略行动。基于府际关系和政策创新扩散理论,构建包含“府际竞争度”和“创新行动力”两个维度的分析框架,将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跟进策略划分为“竞争-扩充式”跟进、“学习-在地化”跟进、“吸纳-协调式”跟进和“观望-被动式”跟进四种模式。在此基础上,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考察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不同实践样态。对比发现,贵州、湖北、重庆、辽宁四地政务服务改革的扩散跟进在范围、路径和结果上存在差异。“压力驱动-对标竞争-创新示范”是地方政府创新跟进的一般逻辑,也反映了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和“为创新而竞争”的双向竞争格局。     

数字法治政府下“放管服”改革的关联逻辑与未来进路

我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迫切要求加快推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它既体现为对法治政府的数字化发展,又彰显出对数字政府的法治化规制,核心要义在于实现数字技术和依法行政的深度融合。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与“放管服”改革的同频共振,是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利用数字技术更好实践政府职能、以良法善治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放管服”改革的运作过程主要依循权责适配、审管协同、服务共创和制度共进的逻辑,以兼顾效率与公平原则,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未来应着力于战略定位、组织建设、数据融通、数字法治能力培养、法律法规完善等方面予以推进和施行。     

就业资本与大学生创业

从“双重嵌入”理论视角看，加强高校创业教育不仅要求大学生们积累就业资本，而且要求他们学会创业，通过创业教育实现就业资本积累。通过对不同阶段大学生就业数据资料比较分析和部分高校大学生创业状况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就业制度的转型、就业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和大学生创业所形成的能力对就业选择的作用在不断加大，大学生创业的过程实质上是就业资本的积累过程。大学生创业与就业问题同时需要政府、社会与高校协同来解决。     

场景创新：机关事务数字化转型升级思路探析

<正>机关事务行业必须勇当政府数字化、智能化改革的先行者，大力推进数字场景应用创新，推动数字化转型升级，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中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贯彻网络强国战略，把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推动政府数字化、智能化运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