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反垄断的中国抉择：强化反垄断法抑或引入行业规制？

自中央在平台经济领域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以来，我国的执法部门与立法部门一直以强化反垄断法的路径予以回应。但欧盟2022年10月12日颁布的《数字市场法》为平台反垄断提供了行业规制的新路径。此刻我国面临着是否要在平台经济领域引入行业规制的重大抉择。反垄断法擅长处理策略性市场失灵，行业规制适宜解决结构性市场失灵。我国平台经济的发展现状表明该领域缺乏稳定的结构性市场失灵，平台多以策略性市场进入障碍来促成垄断。鉴此，近期不宜在平台经济领域中立即引入行业规制，但可继续强化反垄断法来实现平台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市场规制法实施障碍探析

笔者从法经济学的视角对市场规制法的实施障碍进行分析,并提出了提高我国市场规制法的实效提出几点建议。首先要完善市场规制法律体系,提高主体执法能力,并强化责任追究机制;其次要科学的设定的其诉讼成本,通过加大执法资源投入等方式提高违法成本、降低违法收益,减少市场规制法实施的经济性障碍;最后要注重法律与本土资源的结合,为市场规制法的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行政垄断规制悖论解析——兼谈行政权与经济调节权分际

行政垄断被归结为“行政权的滥用”,这给反垄断法规制带来理论上的困难:作为经济法的反垄断法何以能够监控行政权的行使?本文认为:行政垄断在本质上属于滥用经济调节权的结果,是政府调控、规制经济的副产品;反垄断法可以“揭开行政权的面纱”,对行政垄断进行复合调整;在建构竞争秩序的过程中为防止公权力的滥用或者公权力作用的相互抵消,应该协调行政法、经济法在法学理论与制度上的冲突,对行政权、经济调节权作出一体化规制。     

论法律保留原则在行政法上的适用

法律保留是一项积极意义上的依法行政原则,是通过对公权力的规制以此来来保护私权利。近年来,随着社会上出现的一些公权力与私权利相冲突的影响较大的事件,也使得合理规制公权力的呼声越来越大。因此,合理、适度的适用法律保留原则,既是对于完善行政立法,依法行政的促进,也是为了更好的推进我国法治建设的完善。本文将着重介绍我国行政法上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状况,分析其存在的不足,并就完善该原则的适用提出若干建议。     

政府采购国际规制之内在逻辑规律及我国的因应

政府采购国际规制是国际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其自身演进存在着内在逻辑规律;其规制内容始终受制于贸易自由化要求下的贸易壁垒规制要求;其规制规律对完善我国政府采购法的适用范围、采购方式、采购程序、救济制度等都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我国区际继承法律适用之比较——同一制抑或区别制

我国区际继承法律制度存在诸多差异,在法律适用方面亦然,其中最主要的冲突是关于同一制和区别制的采用,这为解决我国区际继承纠纷带来了障碍。通过比较四个法域有关继承法律适用的规定,为协调我国区际继承法律冲突,四地应签订协议,对于区际继承法律适用采取同一制。     

美、日技术性贸易壁垒国内法规制的特点及其启示

表现为主要贸易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日本)国内法规制形式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是当今国际贸易自由化最严重的障碍,我国又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美国和日本技术性贸易壁垒国内法规制在规制体制、规制手段、规制目标以及规制战略上均各具特色,形成了严密、系统且极具实效的国内法规制网络。相比较而言,我国现行规制从宏观定位、体系架构到具体规制手段、内容方面都存在着一些认识误区和实质性缺陷,亟待修正。与此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当对在技术性贸易壁垒领域内与发达国家之间对抗的长期性和艰难性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并及早采取应对策略。     

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立法规制探析

在我国行政垄断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其本质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政府机关或其授权的单位)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和排除公平竞争,是国家公权力对经济生活的不当介入和干预。它的存在严重限制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本文结合反垄断法的定义及法益目标探究行政垄断的具体立法规制问题。     

市场规制中的执法权冲突及其解决路径

清晰的执法权配置是提高市场规制质量的首要条件。在我国竞争法实施过程中,频繁发生的执法权冲突现象严重影响着市场规制的质量。如何解决执法权冲突,是一个兼具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从程序主义视角,国务院相关部委和最高人民法院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中突,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其授权立法机构才是最合适的裁决者。从实体主义视角,构建公权力的横向配置理论才是解决执法权冲突的根本。该理论认为,执法权应当配置给能以最低的管理成本完成管理目标的主体。影响管理成本的核心要素包括规制机构的重置成本、信息获取成本、管制俘获和多元执法机构的协调成本,这些要素所组成的成本衡量体系是配置执法权的一个基本分析框架。     

数字贸易治理及其规制路径

数字贸易治理存在着两类主流规制路径:数据规制与贸易规制.前者围绕跨境数据流动而展开,具有多元性和灵活性;后者以推进贸易自由化为目标,具有主权性和互惠性.理论上,数据规制和贸易规制均可被用来协调各国在数字贸易治理方面的冲突,但哪一类规制路径更适于调整数字贸易问题,以及如何在国际层面更好地协调各国规制措施,将影响到各国进行国际合作的成效和前景.当前,国家间订立一个综合性的数据条约不具可行性,而通过贸易协定全面纳入数字贸易治理条款有使数字经济脱嵌于国内社会关系的危险,以WTO体制为代表的有限全球化策略仍是最佳替代方案.     

自然法、万民法、世界法——西方法律全球化观念的历史渊源探寻

西方的法律大同观念由来已久 ,它经历了自然法、万民法、世界法、法律全球化几个发展阶段。而在这些不同阶段 ,西方人对法律大同的具体理解是有差异的 ,这些概念记载了其中的异趣 ,也反映了他们在这个问题认识上的曲折过程。研究这些概念 ,探索法律全球化观念的思想渊源 ,这于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其涵义 ,显然是不无意义的     

刑事诉讼法典框架结构比较研究

主要成文法国家或地区刑事诉讼法典的宏观框架、微观结构各不相同。比较主要成文法国家和地区刑事诉讼法典的框架结构,分析影响刑事诉讼法典框架结构的一些因素,有助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框架结构的确立。     

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刑事再审程序之比较研究

近年来 ,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已越来越受到诉讼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关注。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诉讼制度势必会促进我国诉讼制度的完善。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法主要借鉴了德、日诉讼制度 ,同时也吸收了美国诉讼制度的内容。为此 ,在探讨我国刑事再审制度改革的今天 ,借鉴台湾地区的刑事再审制度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行刑法体系下遗弃罪内涵的重新建构

遗弃罪是传统型的犯罪,随着社会观念与人际关系的变迁,如果将遗弃罪的行为对象仅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并不利于对公民人身法益的保护.遗弃罪在刑法体系中位置的变化为重新建构遗弃罪的内涵提供了契机.正确理解刑法上的"扶养义务"是合理确定遗弃罪行为对象外延的关键."紧密生活共同体"是认定遗弃罪中"扶养义务"的现实基础."扶养义务"的来源受事实上扶养关系的制约.义务的扶养性、义务程度的紧迫性是遗弃罪与以遗弃方式实施的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的主要区别.     

论比例原则在经济法中的适用

被誉为“公法皇冠”的比例原则在经济法中的适用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比例原则的“相对普适性”为其在经济法中的适用提供了法理基础,引入比例原则不仅可以回应经济法现代性的内在诉求,还是贯彻经济法理念和基本原则的必然要求。比例原则在经济法中的适用范围涵盖“权力—权利”和“权利—权利”二元法律关系结构,但是,特殊紧急状态和合意行为应排除比例原则的适用。囿于比例原则的抽象性,有必要构建其在经济法中的类型化适用路径:以法律关系结构为划分依据,通过“目的正当性—适当性—必要性—均衡性”的差异化认定标准,塑造“宽松”和“相对严格”的审查基准模型。     

英国区际民事管辖权冲突的协调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

基于区际民事管辖权冲突特点的相似性,英国解决区际民事管辖权冲突的模式对我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可以直接适用条约解决区际民事管辖权冲突,但应考虑我国各法域的条约适用方式,也可将条约内容转化为双边安排,分阶段逐步制订统一立法,并可考虑设置协调机构。     

中国物权法草案的修改意见:总体结构与制定目的

在中国民法典制定进程中,单行法模式也是一种较为现实的选择。全国人大常委会2004年10月15日委员长会议审议稿《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采五编制结构,虽不失严谨,但也是作茧自缚。物权法在总体设计上应该采取较为松散的结构模式。一种可供选择的总体结构包括12章和附则,依次为:通则,所有权,关于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江海湖泊等自然资源的使用,地役权,居住权,典权,抵押权,质权,留置权,让与担保,优先权,占有,以及施行法。作为一部单行法,物权法在第1条中规定立法目的是有必要的。草案第1条规定基本上体现了物权法的价值取向,但也有失宽泛。建议将该条修改为:“为了保护物权权利人的民事权益,明确物的归属,充分发挥物的效用,制定本法。”     

论法经济学分析范式的一般结构——作为一种研究方式的考察和理解

本文阐述法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概念及其方法论意义,分析法经济学分析范式的存在形态和本体论意义上的结构,并概括了其一般体系和基本类型。本文的分析表明:法经济学分析范式的一般结构决定了法经济学现有理论的整个知识框架,并在逻辑上构成了法经济学全部历史发展的理论实质。     

野生动物侵权法律探讨

近年来,伴随着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实施以及自然保护区的设立,野生动物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根本的改善,但同时野生动物致人人身、财产损害问题也日益突显。从1997年的“思茅亚洲象”毁坏农田案到2005年上海野生动物园狮子吃人案、从东北黑熊伤人毁财案到华南虎吃牛案,野生动物致害案件屡屡不断。本文试图在这一法律空白领域“垦荒,”对野生动物侵权引发的一系列法律问题,如野生动物内涵的界定、赔偿的理论基础、抗辩事由、举证责任、赔偿的义务机关等法律问题作以探究。     

中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研究

法律解释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整体中具有辐射性和跨越性的重要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法律解释权 ,解释法律应当遵循五道程序 ,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就司法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 ,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现行法律解释的制度框架。这一制度框架中 ,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制度在法律意义上是成立的 ,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是否合法则存在疑问。现今绝大多数国家一般都以司法机关为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中国实际采行的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司法机关都解释法律的二元化体制 ,前者是法律上的首要法律解释主体 ,后者则是实践中最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几十年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法律解释为数非常有限 ,倒是法律上处于其次地位的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为数甚多。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和主要的法律解释权 ,在逻辑上是成立的。然而逻辑上成立未必能完全解决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会期不足因而不能随时根据需要解释法律 ,它并不具体应用法律因而难以适时就法律应用特别是法律适用做出法律解释。转变这种状况 ,单用所谓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分类方法是不敷需要的。在法治发达的环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