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侦查权的司法控制

对刑事侦查权进行司法控制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维护司法公正必不可少的措施。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坚持“侦查中心主义”,重实体轻程序和缺乏正当程序的观念,侦查权严重缺乏中立的司法权的控制。由此导致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现象屡禁不止。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对侦查权的控制应该委托给中立的法官,而不是检察官,并建立相应的程序审判制度、程序性制裁措施和改变公、检、法三机关的线形结构。     

论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重构

面对权力型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关不仅应当享有普通侦查权,而且应当享有更有权威、更有约束力的特殊侦查权。但是,我国检察机关的特殊侦查权缺失,普通侦查权面临内部机构、外部纪检部门的双重分割,造成侦查权的双重缺失,这是反腐败不力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内部应当整合侦查机构,集中行使侦查权;在外部合理划分纪检机关与检察机关的职权,维护侦查权的权威性,是控制职务犯罪的现实选择。     

检察权配置的重点和方向——以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优化配置为视角

我国《宪法》将检察机关定位于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是法律监督权的重要内容。职务犯罪侦查权一直是法学家和检察实务工作者关注的焦点。随着我国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内在缺陷,从本质上影响和制约了侦查效能的充分发挥,对职务犯罪侦查权进行优化配置是新时期开展职务犯罪工作的当务之急。     

对职务犯罪侦查权行使主体的再思考——检察体制质疑观点之反驳

职务犯罪侦查权行使过程中虽然存在缺陷,但即使通过体制上整体剥离检察机关的方式,也无法消除侦查权"同体监督"的现象,反而会由此陷入监督的循环悖论。检察机关行使侦查权并非封建社会身份法之遗毒,以此为由要求将之划归公安机关行使,缺乏依据。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行政属性并不排斥监督属性,应考虑借助不是剥离而是限制职务犯罪侦查权滥用之途径实施检察改革。     

试论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权能属性——以检察体制改革为视角

近年来,关于检察权的性质及定位问题,日益成为法学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而职务犯罪侦查权作为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打击职务犯罪形势日益严峻与全社会反腐败意识的日益增强的大背景下,更是备受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职务犯罪已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和趋势,人们对检察机关迅速有效打击职务犯罪的需求也更加迫切,面对新的形势,我国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配置与运行确有进一步的优化与完善之必要,这也是目前推进检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定位和判断是否准确是关系到改革与调整能否成功的关键。本文试以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调整与改革为出发点,对其权利归属问题进行理性分析,以期对推进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健康有序发展有所借鉴和帮助。     

检察机关侦查权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职务犯罪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近年来检察自侦案件质量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对策建议:客观证据方面的对策建议、主观主体方面的对策建议。     

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研究

侦查权的配置是刑事诉讼法对刑事立案管辖的划分,关系到侦查机关的权限和分工,配置得好坏关系到刑法能否正确、全面的贯彻和实施。现行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方面存在问题,应将职务犯罪侦查权划归统一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机关应将所拥有侦查权也划归一个部门统一行使,达到有利于整合侦查资源,有利于提高侦查水平,体现职务犯罪侦查的完整性和统一性。     

侦查权与检察权、审判权关系解析

刑事诉讼中的国家权力主要表现为侦查权、检察权与审判权.从它们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各自的职能来看,三者之间既有密切的联系,同时各自又独立承担着特定职责,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从世界各国司法制度中国家权力的配置情况来看,在侦查权与审判权之间既有侦查权被审判权"借用"的现象,也存在审判权对侦查权的分割情况,同时审判权对侦查权还有监督功能.从侦查权与检察权的关系上看,世界主要国家普遍赋予检察权两项权能:一是刑事案件的公诉权;二是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权.侦查权与检察权的关系主要有四种表现形式:第一,检察权与侦查权分立;第二,检察权中包含全部侦查权;第三,检察权对侦查权具有宏观的指导作用;第四,检察权中只有对特定案件的侦查权.正确认识和把握三者之间的关系对合理配置侦查权,防止公权力之间混用、滥用现象十分必要.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配置与优化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具有独立性、专属性和法律监督性等特质。依其主体与客体不同,可对其权能进行配备与安排．并分为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横向配置与纵向配置。其职权配置应达到惩治腐败与保障人权的平衡,并最终实现机制、措施与保障体系的优化。     

刑事侦查权的司法介入

我国刑事权运行中存在侦查机关的自行决定权力过大，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制约简单肤浅、流于形式，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形无力虚，刑事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缺乏有效的权利救济手段和途径的情况，使刑事侦查权因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而明显失衡，从而导致刑事司法权威与公信力的缺失。根据我国的司法实践结合国际公约的要求，必须在刑事侦查阶段建立中立、公正而又及时的司法审查，由法官主持司法介入审查刑事侦查权力行使的合法性，以防止侦查中滥用强制性措施对犯罪嫌疑人造成伤害，避免侦查权的异化，依法制约和规范刑事侦查行为，完善司法审判权的设置运行。     

对职务犯罪侦查权优化配置的思考

侦查权的配置直接决定职务犯罪侦查的分工、权限和权能，关系到刑法有关打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立法目的能否顺利实现。我国现行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配置存在诸多问题，应赋予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技术侦查权，改变职务犯罪侦查权分散配置和行使的现状，继续加强侦查一体化机制建设，赋予检察机关在侦办职务犯罪案件时的拘留和逮捕的执行权，适度增加惩戒权。     

检察侦查权若干问题探讨

检察侦查权是检察权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其他法律监督方式的基础和保障,它符合我国宪政体制的应然选择,符合国际立法通例的权力配置;当然,它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如完善检察侦查权的外部监督机制,扩大机动侦查权,强化检察侦查措施,完善检察侦查权运作机制等。     

论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科学配置

职务犯罪侦查权一直是法学家和检察实务工作者关注的焦点。随着我国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需要,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内在缺陷,从本质上影响和制约了侦查效能的充分发挥,对职务犯罪侦查权进行优化配置是新时期开展职务犯罪工作的当务之急。     

论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配置

由于侦查权的属性乃是一种工具和手段,故在我国赋予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与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法律监督机关并不冲突。各个国家或地区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配置相去甚远,意图通过法律移植的方法将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从检察机关中剥离出去,改由公安机关、监察机关或另行成立的机构行使,很可能水土不服。并且从实践来看,我国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取得了明显成效。当前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的问题主要是独立性弱、侦查措施匮乏,对此可通过实行检察机关垂直领导体制、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建立强制证人作证制度等方法予以解决。     

职务犯罪侦查权之重构

为强化职务犯罪侦查权在反腐败机制中的支柱作用,学界与司法界将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结构调整与功能更新纳入了司法改革的范畴。自深圳设立职务犯罪侦查局后,关于职务犯罪侦查局的地位与作用,或者更深层次地说是关于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优化问题成为关注焦点。本文仅就职务侦查权的重构作一重点探讨。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强化和制约

本文以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强化和制约为主题,提出应扩大机动侦查权、增设技术侦查权、建立推定制度等以扩充职务犯罪侦查权内容,并通过探索侦查措施司法审查机制、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提高律师抗辩地位等措施加强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制约。     

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机制的实体分析

检察机关的职权配置是否科学合理,关系到检察机关能不能履行好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责。职务犯罪侦查权既是法律监督权的一部分,也是国家法定侦查权的一部分。本文主要从实体角度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机制进行重新分析,以求得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机制的完善。     

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优化配置——以刑事犯罪侦查权的优化配置比较研究为视角

研究职务侦查权的优化配置，对于整合叫贞查资源、增强侦查能力、提高侦查效益具有重要的理论杠实践意义。本文将侦查权进一步分为侦查启动权、侦查指挥权、侦查执行权、侦查监督权四个权限。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与刑事犯罪侦查权的优化配置做以比较，提出了优化配置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一些思路与设想。     

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合理性分析

关于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归属问题是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热点问题之一,这归结于职务犯罪侦查权自身的特殊性,使得学术界和司法界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归属探讨从未停止过,众多观点集中表现为将职务犯罪侦查权移交公安机关;独立于检察机关成立专门侦查机关;继续由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等,笔者赞同由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来分析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