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面对国际救援46年

自从5月12日中国四川省发生强烈地震以来，陆续有数支国外救援队、医疗队出现在灾区实施救助。同时，来自全球各地的捐款、物资也正源源不断地涌入四川。如今，国际救灾活动在人们眼中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但几十年前，却并非如此。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从拒绝国际援助到逐步主动接受外援的数次经历，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开放历程。     

国际医疗援助中的行为规范探析

国际医疗援助是一个国际社会的系统工程,国际医疗援助的行为规范更应该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构成.为此,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人类共同承担的人道责任、联合国及相关国际组织应起组织协调和监督作用、各国政府在援助活动中应承担的主要职责和军队在援助中应发挥"主力军"作用等四个方面深入剖析.     

论灾害救援的国际法问题——以国际救援队的法律地位为中心

自然灾害发生后,只有在灾害发生国同意且发出请求的情况下,其他国家或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救援队伍及其人员方可入境实施救援,现行国际法尚未将＂保护的责任＂适用于自然灾害。在灾害国际救助领域,现行国际法已经涵盖国际灾害救援队伍及其人员入境、特权与豁免、索赔与诉讼等。我国需要借鉴国际法,建立国际灾害救援规则。     

论海洋环境保护——“对一切义务”的视角

对一切义务是指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义务。对海洋环境的保护符合人类基本道德价值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是一项对一切义务。各国应加强合作,履行海洋环境保护这一对一切义务,实现海洋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不履行这一对一切义务,应承担国家责任。     

刑事被害人获得社会援助权之论纲

刑事被害人的获得社会援助权是指被害人在遭受犯罪侵害后能够得到有关社会组织或成员的支援和帮助的一种法律权利.它是社会人道主义的法律化和制度化的表现,也是减轻被害人所受犯罪损害的现实需要.被害人获得社会援助权已纳入国际刑事人权保障的范畴,发达国家和地区较早地建立了完善的社会援助体系,为被害人实际享有获得社会援助权提供了现实保障.我国目前尚未从法律上确立刑事被害人的获得社会援助权,也缺乏援助被害人的社会工作体系,只是部分被害人获得了某些"边缘性的援助"或者司法经济救助.因此,立法上明确被害人的获得社会援助权,规范社会援助被害人的方式和内容,是被害人获得有效社会援助的制度保障.     

国际新形势下国家责任制度的新发展

国际责任是现代国际法上最重要的制度之一,有关国际责任的实践,在近代国际法形成之前就已出现了。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国际组织的不断发展、国家空间活动的不断增多、国际环境问题和国际恐怖袭击活动在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日益严峻,国际责任也被赋予更多的内涵。本文指出探讨国家责任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的新发展,对于强化国际法的约束力和威慑力,促使国际社会成员更加积极地履行国际义务,从而更好的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有深刻的意义。     

浅析国际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也能产生一定的损害性后果,在环境方面尤为显著.因此,国际法律责任孕育了一个新的分支——国际损害责任.此篇论文先从国际损害责任的形成和发展提出问题,进而阐释其内容与特征,相应地进行性质分析.在为读者解释当今国际法学界所推崇的主要学说的同时对其中笔者不同意之处一一进行驳斥.最后提出笔者的观点：行为国国际义务的不履行可以作为法理基础对国际损害责任进行相应的解释,其中的不履行包括了国际义务的不当履行和国际权利和权力的不当行使.     

论营业者保护顾客免受第三人侵害的义务

营业者保护顾客免受第三人侵害的义务是一种以作为方式保护他人的义务。由于营业场所与顾客安全的特殊关联性,营业者应当在合理范围内履行保护义务。这种义务的规范基础通常是法律规范,也可以是合同。其一般内容包括警示、防范、保护、救助等几个方面。营业者违反此种义务导致顾客被第三人侵害的,应承担赔偿责任。这种赔偿责任属一般过错侵权责任。构成侵权的营业者应对顾客承担直接和全部的赔偿责任,并在赔偿后有权对第三人追偿。     

给付行政中心理援助制度的构建——基于失独家庭的人文关怀

我国对失独家庭实施的“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系基于人文关怀理念而建立的行政救助制度.对失独家庭的救助,物质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抚慰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但我国的“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中却仅规定政府有给付扶助金的义务.基于生存权、公民公法上的受益权内涵的拓展,以及我国于5月1日施行的《精神卫生法》规定政府负有促进公众心理健康的义务,在行政救助中建立完整的、普适性的心理援助体系已成为法学界亟需解决的问题.由于心理援助与法律援助具有相似性,故应借鉴运行成熟的法律援助制度建立我国的心理援助制度,并注意心理援助制度的适用范围、启动方式、援助内容和当事人的信息保密等问题.     

行政不作为损害赔偿问题浅探

当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应当由其履行的义务,而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时,由谁来赔偿他们的损失呢?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看,《行政诉讼法》第11条虽然规定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或者不予答复的”;“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     

在国内武装冲突中履行“保护的责任”的规范依据及其适用

“保护的责任”要求主权国家保护其人民免遭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以及在其他各种情形下承担人权保护责任,当一国不能或不愿履行这一责任时,国际社会将有责任介入并采取相应的保护行动。在国内武装冲突中,容易发生对平民的生命财产以及民用设施的侵害,但是,主权国家应当怎样实施军事行动等行为才能符合人权保护责任的要求,对此,“保护的责任”本身并没有提供明确具体的标准和依据。为防止评估确认上的主观随意性,避免“保护的责任”被滥用成为干涉他国内政的工具,国际社会应当以国际人权法与国际人道法为基本依据,并主要通过对人道法规范在具体情势下的解释适用,来评估确认政府军事行动是否符合人权保护责任上的特定要求,以及是否构成不能或不愿履行“保护的责任”的严重情形,从而确定国际社会是否应当介入以及应采取的适当措施与方式。     

国际损害责任的性质和法理基础

国际损害责任问题，近年来一直是国际法委员会编纂的重点，同时也是国际法学界讨论的热点，尤其在其性质和法理依据方面争议较大。在性质方面，作者强调损害责任是国际法律责任的一部分，其与传统的国家责任的规则和内容相辅相成，不应视其为“合法行为的责任”；在法理依据方面，认为现今流行的以“危险责任”或“无过错责任”或“结果责任”或“严格责任”作为国际损害责任的法理依据的观点，只是表现了损害责任某方面的特点，并未阐明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仍然是行为国违反国际义务，具体来讲是违背了权利不得滥用和预防原则的义务     

国际海底区域内活动的“谨慎处理”义务

国家在勘探开发国际海底区域过程中应承担何种义务和责任是理论和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国际海洋法法庭海底争端分庭对此问题的咨询意见围绕着"谨慎处理"这一核心义务展开。"谨慎处理"义务要求国家须在其法律体系内采取一切必要和适当的措施,其内容还可以从国家承担的直接义务中进一步揭示出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应平等地承担"谨慎处理"义务和直接义务及其责任,但发达国家应在能力建设上援助发展中国家。     

先期违约规则：比较、借鉴与整合

先期违约包括拒绝履行和预期不能履行两大类。拒绝履行既可以通过口头或书面方式显示,也可以通过行为方式显示。拒绝履行的用语要确定,可被合理地理解为这种违约将会实际发生。拒绝履行的义务必须是合同的重要和基本性义务。在守约方接受拒绝履行之前,债务人可以撤回拒绝履行,并表明将继续履行合同义务,从而使守约方不得解除合同。债务人的主观意图不是拒绝履行的构成要件。债务人的言行构成先期违约时,守约方享有合同解除权和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守约方也可以敦促债务人撤回拒绝履行,或者置拒绝履行于不顾,等待履行期限的到来。守约方有合理理由怀疑债务人的履行能力时,有权要求债务人提供充分的担保,债务人若未提供担保则构成先期违约。     

多边环境条约对世界银行的约束力研究

虽然世界银行批准融资项目以不违反借款国所参加的多边环境条约为必要条件之一,但由于世界银行并非任何多边环境条约的缔约方,那么多边环境条约是否对世界银行具有约束力呢?根据国际法的一般原则,作为多边环境条约的第三方,世界银行不受其约束;世界银行贷款协定的法律适用条款的缺失,则表明多边环境条约不能自动对世界银行产生约束力。不过以保护国际环境为己任并获得国际社会广泛支持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维也纳保护臭氧层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对世界银行具有当然的约束力,即使借款国为公约非缔约方。世界银行也一直秉承其宗旨,履行其保护国际环境的国际义务,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支持发展中国家履行多边环境条约上的义务。     

海难人命救助的法律义务与现实困境之间矛盾的破解

在海上救助遇险人员历来是船长的义务,但现实中却经常出现船长等责任主体漠视海上人命的极端案例。海上人命救助人的义务过重,加之缺少有效激励与保障机制,使得人命救助人面临巨大的道德风险。根据国际法与国内法的规定,人命救助人面临着义务与权利不对等、救助人命的系统性规制缺位、缺少优先救助人命的强制性规定等多种不利因素。现行海难救助国际公约和英国海商法已经将海难救助客体作了扩大,美国“好撒玛利亚人法”对救助人的责任做出了限制,适用准合同理论确认了救助人报酬的取得依据,有效地保护了救助人的救助积极性。借鉴先进立法经验,结合海难救助的实际,有关国际法律和我国《海商法》应明确生命权属于海难救助的客体,承认独立的人命救助报酬并建立报酬支付制度体系,结合优先救助人命的强制性规定,以法律的系统性调整促进海难人命救助的发展。     

论国际人权法下国家的义务

国家是国际人权法中最主要的权利和义务主体。但是 ,国际人权法除规定了国家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之外 ,还包涵着另外一层非常重要的权利义务关系 ,即一国与“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一切个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在这一关系中 ,国家负有首要义务。国家在国际人权法下的义务可以总结为承认、尊重、保障和促进以及保护人权四个方面。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了对人权的国家保证。一个国家只有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 ,忠实、善意地履行所有这四方面的义务 ,国际人权法才能得到全面的实施、执行和遵守     

“保护的责任”与现代国际法律秩序

《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将“保护的责任”的范围限定于“保护人民免遭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的责任”,并明确国际社会提供保护的责任是国家保护的责任的补充。国际社会提供保护的前提是国家不能或怠于提供保护。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属于威胁人类安全的事项,因此,国际社会必须在联合国及其集体安全制度的框架范围内提供保护的责任。联合国框架下的“保护的责任”有利于防止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和保护人类的安全,但在相关国际实践中要防止以此为借口破坏不干涉内政原则与联合国现行的集体安全制度。     

论我国司法鉴定援助制度的构建

一、司法鉴定援助的缘由和价值援助,就是对弱势群体的救助。所谓弱势,就是低于一般水平或标准,比如智力的、文化的、行为能力的等等,不仅仅是经济的;所谓救助,也就是帮助、救济,同样,包括经济的、道义的,然而,就司法鉴定的援助方式,却更多的是法律意义上的帮助——证据支撑。与     

军队参加国际人道救援行动法律问题探析

军队赴境外参加国际人道救援是当前国际救灾行动的一大特征.但此类行动的开展面临着一系列法律问题:救援行动的启动只有征得受灾国同意才合乎国际法,人员与物资的入境须受受灾国规制,救援行动的实施则面临着人员安全无保障、法律地位不确定,以及可能因刑事犯罪、民事纠纷等被追究法律责任等风险.保障救援行动顺利开展,要求派遣国从国际、国内两个层面进行必要的法律准备,以排除法律障碍、最大限度地降低法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