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初任法官选任制度之比较

韩国的法官选任制度体现了一定的法律文化背景。目前在中韩初任法官选任制度比较方面，相关文章并不是很多。通过对中韩两国初任法官选任制度做比较式探讨,展现两国在初任法官选任方面严格科学的制度设置,可为我国当前法院体制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我国法官选任制度研究

“法律是靠人来执行的，司法的权力如果经过无知和盲从的非职业者之手，那么再神圣纯洁的法律也都会变质。” 经过二十余年的司法改革，我国的法治状况已经有了的长足的发展。但历史和政治体制等多种原因造成的司法人员的低素质而导致司法不公正和司法腐败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司法的形象和权威，无法与繁荣发展的市场经济和诉讼的繁多复杂相适应。法律界于是开始把关注的视角从法律制度和法律技术层面的变革转向司法主体—法院及法官制度的变革。手握司法权柄的一个个具体的法官是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的最终实现者，因此如何建设一支适应现代法治要求的职业化法官队伍成为新世纪司法改革“公正和效率”主题中的焦点，而法官选任制度是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起点和守护神。科学合理的法官选任制度的构建无疑将对整个司法改革起到重要的作用，尽管它必然离不开外部政治体制配套改革和内部其他法官制度改革的支持。本文拟在探讨法官选任制度的意义及现代法治对法官素质要求的基础上，对我国法官选任制度与国外法治发达国家法官选任制度进行比较，进而对我国法官选任制度改革中一些具体制度的改革提出建议。     

“相马”与“赛马”两种法律观之比较

“相马”与“赛马”既是对中西方官吏选拔方式上两种不同法律制度的形象描述 ,又是对中西方官吏选拔方式上两种不同法律观念的模拟概括。“相马”模式体现为人治 ,“赛马”模式体现为法治。本文以韩非和亚里士多德分别作为两种模式的中西方代表 ,集中在法律观念上进行比较 ,指出两种思维模式有着共同的法哲学基础却呈现不同的走向 ,对同源异流的成因作了分析 ,在揭露“相马”模式神秘面纱背后的阴暗诡诈同时 ,充分肯定了“赛马”模式因公正、透明、客观所体现的奥林匹克精神。     

我国法院招考制度评析与法官选任制度重建

在“凡进必考”的要求下,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当前多已采用公务员考试模式招考“工作人员”。但无论从报考条件、考试内容,还是考试方式来看,这种招考制度都不能被认为是遴选法官的理想模式。重新审视法院招考制度,将法官的选任从目前普遍采用的招录法官助理、书记员甚至法警、法院行政人员的公务员考试中分离出来,疏通成熟法律人才进法官队伍的渠道,建立符合司法特质、体现法官独立要求的法官选任制度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微观察：各国法官的选任机制

德国德国法官的选任机制因法官级别的不同而分为选举式与任命式两种。联邦最高普通法院法官,由联邦司法部长与法官选任委员会依法选举,并由联邦总统确定。联邦的各个最高法院去官的任用,由主管各领域的联邦部长同法官选任委员会共同决定。     

现代法官选任资格比较研究——以美德法日为例

通过美德法日法官选任资格的比较可知,法学专业教育背景、职业选拔考试、实践经验和良好品格是四国选任法官时均予考量的基本因素,但各国的具体标准在共性之下又有个性,包括非职业人士的选拔要求以及晋升资格的差异等,这种区别源自各国政治历史传统的分殊。     

中国法官任用机制:基于理念的初步评析

近30年来中国法官任用机制日益呈现出从干部理念向司法理念演变的趋势,当然迄今为止司法理念也未完全取代干部理念。当下,两种理念在演进、发展中微妙互动着,呈现出既各行其道又竞争互动的格局,使中国形成了一种任用标准国际化与任用程序本土化的独特的、二律背反的法官任用模式。对此,也许一种现代式的专业化与政治化兼顾且协调化的中国式理念与机制值得追寻,当然,其具体内容当有待通过实践来探索。     

我国法官职业化改革进程回顾与展望——以改革试点方法和模式为实证分析视角

文章通过对5个试点法院改革模式的实证考察,分析了我国法官职业化改革产生的正面影响和积极作用,指出了改革面临的困境和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比较与启示:中国法官遴选制度的改革与优化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推进法治专门队伍的正规化、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建设目标。各试点法院纷纷依据改革的顶层设计制定法官遴选方案。然而,一些法院在改革过程中却忽略了法官遴选的一般规律,同时也面临着法院内部强大的压力甚至阻力。两大法系的经验表明,司法传统和诉讼价值对法官资格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中立权威的专门机构在遴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官培训已经成为主要的考核指标。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深入,法官遴选制度改革势必要根据其一般规律、法官职能以及法官员额制等相关的司法改革措施,在面临的困境中进行相应的调整和优化。     

次国家财政结构与地方治理:一项实证研究

论文讨论了纵向的地方财政支出分权与横向的公共支出结构导向对地方政府治理绩效的影响。基于治理与善治、财政联邦主义与功能性联邦主义等理论视角,我们建构了地方治理绩效、省以下财政分权与地方公共支出的发展性与再分配支出导向,进而利用1997—2009年的分省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省以下支出分权水平可以显著地促进地方治理绩效,且这种促进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县级而非市级支出分权;由于公众需求、腐败寻租等因素,发展性支出比重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地方治理绩效,而再分配支出与之截然相反;因为软预算约束等问题,地方净转移支付收入在多数情况下也会显著恶化政府治理绩效;此外,政府治理绩效往往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等现代化进程,并具有较强的时间序列稳定性特征。基于上述中国正反两面的经验,我们就如何改善政府财政职能与转移支付体系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律师与法官、检察官职业互动机制研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已逐渐融入了世界经济循环体系的今天，基于公平、公正的理念，以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有序进行的法律职业的作用日益彰显。依据法律职业社会角色的不同分属不同行业的律师与法官、检察官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知．而以律师与法官、检察官为主体构成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也逐渐具备了形成的条件。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依法治国方略的确定迫切需要构建一种有效的运作机制以整合各个法律职业的工作者的智慧和能力，充分发挥整体的力量推动我国法治化进程。     

非职业法官研究:理念、制度与实践

为推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培养成果,搭建论文品评乃至学术评价之平台,《法学家》专辟"博文精萃"一栏。该栏目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论文要旨",由博文作者对其博文进行全面系统而重点突出的介绍,一般宜包括如下要素:博文的体系架构;博文每章节的主要内容;博文的主要特点;博文的主要创新和不足;博文所研究领域的课题展望。其二是"论文评议",可以是答辩委员会的论文审查意见,或者评审专家的点评,具体宜包括如下要素:对论文的总体评价;对论文的体系及各章节的评价;对论文创新的评价;指出论文的不足以及进一步完善的方向。敬请关注并提出宝贵建议。     

都会区刑事法律援助:关于试点的实证研究与改革建言

中国的刑事案件主要发生在都会区,都会区的刑事法律援助需求与实践状况更具有代表性,对都会区刑事法律援助进行试点实证研究也更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在A区为期半年的刑事法律援助试点发现,都会区的刑事被告人对试点刑事法律援助的需求愿望低于农村地区的被告人,试点期间仅有18%左右的无律师被告人申请了试点项目组提供的法律援助。试点刑事法律援助带来律师辩护率一定但幅度不大的上升。因此,笔者认为当下中国都会区的刑事法律援助范围可适当扩大,并主要面向那些可能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非本地籍、文化程度较低的刑事被告人。从整体上而言,中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应当优先考虑农村地区。     

能力、关系与晋升速度:基于522名县委书记的实证研究

当下对于官员晋升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官员是否获得晋升机会及其晋升概率问题,较少关注官员的晋升速度。论文基于全国522名县级行政区党委书记的个人信息数据,分析了他们的群体特征,并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能力和关系对县域干部晋升速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县域干部的晋升速度不仅遵循能力逻辑,(全日制)学历高、具有非技术性学科背景、基层工作经历短的干部晋升速度更快;同时也遵循关系逻辑,秘书任职经历加快基层干部向县委书记一职的晋升速度;但相比之下,能力逻辑的效应大于关系逻辑。据此认为,破除唯学历偏向,从严规范破格提拔,建立崇尚实干的考核制度和激励体系,匡正选人用人的风气是未来地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     

中国地方政府开放数据研究:技术与法律特性

论文对我国13个地方政府通过平台开放的数据从技术和法律特性上进行了比较研究,包括开放数据的数量、种类、格式、获取方式、及时性、开放授权、元数据、浏览量和下载量等维度。研究发现,各地的开放政府数据集总量偏低,开放数据中满足可机读格式的比例为66.85%,而满足开放性非专属格式的比例更低(18.78%)。目前,各地承诺实现更新的数据比例为66.7%,而其中真正按承诺实现更新的数据比例只有20.83%。许多地方对于开放数据的免费获取、自由利用和传播的权利未予以明确保证。各地开放数据集的元数据所包含的信息种类参差不齐。此外,数据开放的供给和需求也未充分匹配。最后,研究对开放政府数据的标准格式、开放协议、元数据提供、按需导向等方面提出建议。     

民事审判思维方法实证研究 “三段论”逻辑在中国基层法院的续造与验算

在当下中国,诸多案件的结论并非简单地经由T→R(大前提,对T的每个事例均赋予法效果R),S=T(小前提,S为T的一个事例),S→R(结论,对于S应赋予法效果R)这一逻辑过程而推出。换言之,三段论并非民事审判实践中全部的思维方法,案件结论从无到有的产生过程往往无法简单地以涵摄式三段论逻辑完成,三段论其实并不如理论设计的那么"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法官在民事审判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对体现西方式思维的三段论进     

效果与悖论:中国刑事辩护作用机制实证研究——以S省D县为例

以S省D县为样本的研究发现,律师辩护对案件的实体处理具有一定影响力,尤其鲜明体现在量刑辩护方面。进一步考察辩护效果的形成机制则发现,律师通过多种方式促生辩护效果,但不同方式的效果差异明显。律师会见、举证、质证等辩护方式的形式化与有限性,致使这些活动难以成为辩护作用的主要发挥方式。相反,为人们所忽视的研究、撰写、提出、表达律师辩护意见则为重要的实质性方式。这形成一种表面上的悖论:这种相对有限但却有效的辩护效果,并非以学理上、法理上所主张的应当中心化的辩护方式实现。实证研究揭示了悖论所掩盖的实质:中国式的辩护效果是以中国式的方式达至的。中国刑事辩护的程序性活动方式和实体性结果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特征,中国刑事辩护未来的改革走向可能在于强化律师发表辩护意见的方式,而不能简单沿着对抗化的思路推进改革。     

央地关系与政府机构改革——基于中国地级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改革进度的实证研究

目前学术界从央地关系的视角认为政策执行偏差主要来自于纵向的分权和地方政府的偏好。论文聚焦于影响地方政府开展机构改革速度的因素,基于对2013年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改革进度的实证研究,通过观察分析全国333个地级行政单位是否依照中央政府的要求按时完成改革,对改革进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回归分析,从地方政府的角度说明影响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因素。研究发现: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多的特定政策领域的负面事件、较低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较早的上一轮改革完成时间、周围城市较早的完成和省级改革的较早完成有助于当地加快改革进度,也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从性。基于此,论文认为我国当前中央通过人事、财政等权力对地方控制的基本情况没有变化,但是地方自身偏好成为可以影响政策的执行偏差的因素。此外地方政府积极保持正面形象、消除负面影响的努力也会影响到机构改革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