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化叙事:地方官员的行政逻辑及其影响

在地方治理场域中,地方官员作为兼具"国家代理人"和"社会代理人"双重代理角色的治理主体之一,是推动地方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关键一环。研究发现,科层制中地方官员的行政逻辑并非完全是遵从制度预设,按部就班地行事,而是在制度、利益、关系、能力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下表现出不同于规范行政的差异化行为。从结构视角进行分析,地方官员行政逻辑的差异化叙事可从任务—态度—次序—行动这一结构链来理解,不同的任务直接或间接影响和形塑地方官员的态度,进而有次序地采用多样性、策略性和选择性的行动。差异化叙事的效能价值凸显于地方官员行政的非正式运转之中,具备了一定意义的合法性基础;与此同时,也需考量和警惕差异化叙事潜在的负面影响。     

“官员复出”何以触犯众怒——兼论“官员复出”的规范化

“官员复出”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其造成的结果不仅仅是因为官员任用这一普通行政程序，在信息时代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大背景下，这种理由不充分的“复出”行为触犯了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透过对信息公开制度、行政问责制度和依法行政的视角对此问题进行分析，以期为“官员复出”的规范化．提供借鉴。     

基层政府反身信任何以发生？——一个官员公民责任认知与风险感知的递归解释模型

政府反身信任表征为政府官员向公民向度的信任情感表达,其作为一种成本节省机制可形塑良好的官民互动与合作,并强化政府合法性。文章将基层政府官员作为观察对象,基于结构方程模型探赜了诱致政府反身信任发生的三组核心变量——官员公民责任认知、参与赤字、风险感知之间的统计学效应量与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基层官员的公民责任认知对政府反身信任具有直接显著影响;其次,公民责任认知也可塑造基层官员的公民参与偏好,而公民参与程度又会影响基层官员的风险感知,进而决定其是否要将信任委托于公民。基于此,文章构建了融摄微观心理认知与中观制度规约的“官员公民责任认知-参与赤字-风险感知”的政府反身信任发生与发展的递归理论模型,以期为重塑政民互信秩序、促成有效的官民合作提供理论思路。     

政府官员人性假定问题探究

政府官员人性假定问题是制度创新因而也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前提性问题。公共管理学界关于政府官员是“经济人”还是“公共人”聚讼不已。综述学界观点，梳理“经济人”和“公共人”的概念，应当明确“经济人”机会主义倾向和可能利他但却是有条件利他的特性；“公共人”是在既定条件约束下理性的、利他的、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具有非人格化特征以及有限理性和无条件利他等特性。“经．、济人”是政府官员人性实然状态的基本属性，“公共人”是政府官员人性的应然状态。应当以“经济人”为基础，以“公共人”为导向构建政府官员的管理制度，将政府官员的行为导向“公共领域的企业家”行为，从而奠定服务型政府构建的行为基础。     

资源稀缺、社会变迁与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实证研究

文章试图将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置于“资源稀缺-自由竞争-社会变迁”的宏观视角下进行解读,认为资源具有稀缺性且在地域和空间上分布不均是导致流动人口出现身份认同困境和“边缘化”的根本原因.同时,作者利用国家计生委2010年全国动态监测数据并结合访谈资料对相关理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变动、技术变迁、文化嬗变和制度演化对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是否就业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不大,相对收入和社会地位则是其实现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技术变迁和文化嬗变则将流动人口推进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冲突和对立之中,并常常造成自我身份的迷失,而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共同形塑着流动人口的认知和体验,决定其身份认同的轨迹和进程.     

试论“三三制”民主政权与政党制度的新视角

中国共产党为了顺应民主的潮流,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三三制”政权。“三三制”政权是以民主为轴心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其政权结构以共产党领导为前提,并包容多党多派的多元成分。“三三制”政权开拓了政党制度的新视角。     

论建立防止“公仆”变“主人”的法律机制

“依法治国”的关键是治理或制约国家权力 ,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吏 ,而不仅仅是“政府以法治民”。要真正实现依法治国 ,各级政府官员必须树立职权法定和依法行政观念 ,实现从“父母官”到“公仆”的转变 ;同时 ,必须建立对政府官员及其活动实施依法管理和有效监督的法律机制     

官员微博正能量提升的实践逻辑

官员微博作为一种新的网络政治生态,具有正能量和负能量作用的二重性。微博的自身特性使得官员微博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以及传播效果等方面均存在深层的矛盾,从而影响了官员微博正能量的生成。提升官员微博正能量必须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建立严格的官员微博身份认证的审核制度,促进民众期待与官员微博功能的双重调整,加强官员微博公共性的制度建设等有效措施。     

注意力竞争与适应性选择：基层治理创新的内在逻辑——兼论“伪创新”现象

基层治理创新已经成为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压力型体制下的基层政府为赢得稀缺的注意力开展创新竞赛,却经常出现“创新悖论”“伪创新”现象。“伪创新”是与“实质创新”相对应的,集中表现为政府理性人由于注意力失焦、制度脱耦而引发创新行为的失范、异化。在基层治理的创新场域内,多个创新主体间利益博弈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创新决策的针对性,加之外部制度选择的弱适应性,易导致强创新意愿下的行为偏差与政策失效。为破解基层治理“伪创新”,需构建合理的注意力分配与高耦合度的制度体系,营造宽松的创新容错环境,提升制度韧性,再造基层政府适应能力和治理能力,以实现基层治理创新的实质突破与可持续发展。     

实施“四心”工程 营造共建共兴“家文化”氛围

胜利石油管理局胜东社区锦苑物业三站以党支部为核心，以“和谐锦苑、人居典范”为愿景目标，牢固树立“家和万事兴”的理念，努力建设共建共兴“家文化”，用“家文化”管队伍、聚人心、塑精神、促发展，走出了一条以“家”塑人，用“情”带人的管理创新之路，营造了“小平台，大家庭”的良好氛围。     

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变迁的制度环境分析

制度环境是影响高等教育结构变迁的重要外生力量,主要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其中,经济体制变革形塑着高等教育结构变迁中的利益主体;政治体制改革决定着高等教育结构变迁的方向与路径;文化传统和观念影响着高等教育结构的深度变迁与优化.当然,制度环境变革也带来了高等教育结构变迁的一些问题.因此,如何在现存制度环境下对现有的制度进行再设计是实现高等教育结构优化的关键.     

主体·能力·机制：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困局与路径

多元共治是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核心要义。基于主体-能力-机制三维框架,可以发现当前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实践隐匿的诸多困局：社会主体“缺位”、能力承载“羸弱”、制度体系“碎形”。鉴于此,应该推动多元主体“到场”,拓展治理能力“边界”,构建治理机制“集簇”,形塑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政府创新能带来官员晋升吗?——基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2001-2015)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创新驱动已成为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但随着当前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官员的行为特征已经从"邀功"逐步转向"避责"。在此背景下,在"晋升锦标赛"中政府创新是否能够带来官员晋升?本文以2001至2015年"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获奖地级城市为样本,构建了经济绩效、官员特质和地方政府创新多维度的官员晋升解释框架。在此框架下,通过数据分析表明,经济绩效、官员特质依然对官员晋升发挥着重要影响,而地方政府创新对地级市官员晋升的影响则呈现阶段性变化,无法发挥持续性的显著影响。此外,本文还分析了市长与市委书记晋升影响因素的差异性。文章的贡献在于,考察地方政府创新与官员晋升的关系,从政绩驱动视角深化了对我国地方政府创新动力不足和官员晋升逻辑的认识和理解。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媒介话语建构与变迁——基于《人民日报》(1949—2021)报道的分析

主流媒体的“中华民族”媒介话语实践和有效表达为我国民族话语体系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支撑,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驱动力。运用内容分析法和批判话语分析法,对《人民日报》关于“中华民族”的876篇报道(1949—2021年)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后发现,《人民日报》“中华民族”媒介话语通过多体裁、多版面、多主题共同形塑中华民族媒介形象,经历了阐释“中华民族”概念所指由模糊到清晰、话语主题由单一到多元的过程。《人民日报》“中华民族”媒介话语在书写中华民族发展的独特历史、阐释“中华民族”概念所指、形塑中华民族形象、构建民族话语、引导中华儿女培育正确的中华民族观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裸官”的道德风险及其防范

裸官的道德风险是指他们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众利益而谋其私利的非正常行为倾向。它严重影响执政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危害国家经济社会安全。产生裸官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既具有普遍性,又带有特殊性。当前防范裸官道德风险的制度设计有完善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强化权力公开运行机制、健全官员激励约束机制、构建裸官道德风险评估机制以及加大对裸官腐败行为的查处力度。     

唐律“谋杀”考

“谋杀”为唐律杀罪之首，科刑最重、含义庞杂。将唐律中的“谋杀”作为完整的独立形态，鲜有专文研究。唐律谋杀从立法技术上分为典型的谋杀形态——共谋“二人对议”与修正的谋杀形态——独谋“一人同二人之法”；各自形态下，依据犯罪主体与谋杀对象间是否存在特殊身份关系分为一般谋杀与特殊谋杀；谋杀行为依据行为结果分为谋而未行、谋而已伤、谋而已杀三阶段。具体的谋杀行为在科刑上多参照别条律文而不见本条规定，又受《名例》中总则性律文与各篇分则中诸多“通则性条款”的影响，具体谋杀行为的科刑情况甚为庞杂而亟待考证。     

高等教育治理的社会学分析——基于差序格局的视角

差序格局是一种传统深厚的社会结构,表征着中国化的关系秩序,在现代社会中通过与外来文化的碰撞而呈现为新的形式.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隐含着一种基于伦理、感情和利益的“差序格局”.利益相关度和等级观,形塑了高等教育治理的“差”格和“序”格.行政地属关系、举办者身份和重点建设政策,建构了中国高校的“金字塔”格局.高等教育治理的差序格局是一种多维结构,映衬了治理结构与秩序层面上的诸多矛盾,其本质是关系秩序与法治之间的矛盾.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及现代化建设需要在日常与公共、关系与法治之间划定一条界线,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     

大学生网络舆情的样态透视与追踪

大学生网络舆情由青年人创设、在网络中传播,表征着青年群体的身份认同和价值理念,映照出一定的社会现实境遇。目前,大学生网络舆情呈现政治参与样态、爱国价值观样态、“圈群文化”致“群体极化”样态、学术不端样态、校园人身侵害样态、自媒体隐性失范行为样态等六种现实样态,折射出热情参与、集聚效应、易表达失真等显著特征。技术赋能催生传播结构转型、代际诉求驱动“后真相”表达症候、社会心态引致解构主义倾向等现实因素,描摹出大学生网络舆情样态与特征形塑变迁的逻辑路径。     

“结构洞”视角下黑恶势力冲突行为的治理

面对当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严峻形势,如何提升对黑恶势力犯罪行为的治理能力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课题。以“结构洞”理论为视角,对黑恶势力冲突行为的起因、发起过程、机制及条件等进行深入研究发现,黑恶势力在冲突中的发起行为存在着向上行关系借“威”(自主性)和向下行关系借“势”(规模化)的明显特征,主要通过占据“结构洞”的有利位置以实现成功发起,整个发起过程受到面子、人情等因素的影响。为此,提出了拳打发起者、剑指响应者、整市场之乱和织法律之网等扫黑除恶专项治理的可行性路径。     

从“示范计划”到“双高计划”：高等职业教育示范性发展模式反思

“示范计划”和“双高计划”均是公共高等职业教育资源配置的改革政策,是一种通过少数优质高职院校先期示范发展进而带动其他高职院校共同发展的示范性发展模式。该模式通过中央政府发动、省级政府推动、地方政府联动、示范院校带动、其他院校涌动,确立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促进高职院校按规律办学,探索高职发展的“中国经验”。然而,作为示范性发展模式第一阶段的“示范计划”在发展价值上呈现外在价值偏多,而人的发展不足;发展方式上呈现项目院校快速发展,而均衡发展不足;发展主体上呈现政府引领有余,而自主发展不足等问题。“双高计划”作为示范性发展模式的后续深化阶段,国家层面需要强化扩散效应,加强权威、符号和规劝工具的供给,聚焦顶层设计和结果控制,注重双高院校引领其他高职院校共同发展;省级层面需要强化统筹协调,聚焦高职院校内外部要素之间的协同发展,强化激励和能力工具的供给与建设过程的控制;校级层面需要强化以人为本,聚焦关键能力建设和质量发展,加强对建设目标群体政策意图的传达和行为的形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