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基本问题

证据规则依据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规范证据收集、证据审查和证据评价的规则,规范证明力的规则和规范证据能力的规则,以规范审查判断证据的程序为内容的规则和以规范审查判断证据的范围为内容的规则。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在立法形式上,法典与司法解释并存;在规则性质上,多种类型的证据规则并存;在证据规则的内容上过于粗疏,缺少严格而审慎的规定。     

电子证婚和采证规则的冲突与调和

证据采纳规则所要解决的主要是证据的可采性问题，它主要是规范在何种情况下取得的何种形式的证据才能进入案件的审判过程，具有证据能力，成为证明案件事实的依据。英美法上主要的采证规则有传闻证据规则、最佳证据规则、意见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相关性规则。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子证据逐渐在证据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但是这种高科技证据在采纳上与传统证据规则产生了冲突，     

“不得作为定案根据”条款的学理解析

由于我国的刑事证据立法及司法解释欠缺指导理论,在立法和司法解释制定过程中也未能清晰界定基本的证据法概念,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中将各类不同的证据规则都以"不得作为定案根据"条款的形式进行规范。从证据法理上可将我国的"不得作为定案根据"条款大致分为四类,即狭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据的客观性保障规则、证明力评价规则、严格证明规则。对于这四类规则,要分别从法理出发探讨其合理性及适用问题。对于狭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说,要对其进行合理的解释,以典型案例等有效方式对其实践适用进行指引;对于证据的客观性保障规则来说,要使其具有必要的灵活性,并改变其适用方式;对于证明力评价规则来说,那些对法官采信证据形成不当限制的规则要根据具体情况谨慎适用;对于严格证明规则来说,要将严格证明解释为一个独立的成为定案根据的条件,并且完善举证质证方式、心证公开等配套措施。     

大陆法系刑事证据制度变迁及启示

大陆法系证据制度的历史变迁,蕴含着证据制度的改变与诉讼模式、诉讼结构的变化。随着两大法系相互融合,大陆法系为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立法上逐渐借鉴了一系列在自由心证制度建立之初所没有的规范证据资格规则。目前,我国关于证据能力方面的证据规则仍处于发展阶段,但目前已确立的证据能力规则却没有实现其应有的效果,其中的问题和原因值得我们反思和检讨。     

定罪与量刑证明一分为二论

量刑证明与定罪证明同属于以证据为基础的证明活动,在证据属性、证据规则、证明模式、证明标准、证明责任等方面呈现一体同生的遗传因子,共生于证据法学体系中。以"一分为二"的哲学理念探析量刑证明与定罪证明统一与分离的证明关系、严格与自由的证明模式套用之争、标准与差异的证据规则之议、一维与多元的证明责任之疑以及单一与分层的证明标准之惑,有助于明确量刑证明在证据法学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推动量刑证明与定罪证明理论体系的协同发展,促进量刑证明的规范化。     

程序正义视野下监察证据规则的审查

现代证据规则的构造既要从认识论层面理解证据与事实之间的主观因果关系,又要从价值论层面贯彻当事人主义的程序正义理念。为实现独立监察的目标设定,《监察法》确立了以监察为中心的证据规则,有效地集中了反腐资源、提升了反腐效率。然而,选择性吸收《刑事诉讼法》部分内容所形成的监察证据规则,存在虚置证据转化机制、过分倚赖言词证据以及排除非法证据不充分等有违程序正义的法治隐忧。为重塑监察证据规则的法治模式,一方面要借由发挥《监察法》第33条第2款的"委任性功能",制定监察立法的实施细则,以刑事审判为标准补正监察证据规范的内容;另一方面要通过对刑事程序与实体立法的必要调整,塑造监察证据收集、固定、审查和运用的过程监督以及刑事责任机制。     

确立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可采性规则体系的新思考

刑事诉讼证据可采性规则是英美法系中重要的证据规则。从完善证据立法、推进司法改革的角度 ,我们应当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诉讼证据可采性规则体系 ,该体系应当由不可采规则、有限可采规则、附条件可采规则和完全可采规则构成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知识的文本比较分析

在当今的中国刑事司法学界,关于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知识和经验有很多介绍与论述,呈现出多种知识文本形式.然而,通过对拿来主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知识文本与实践中的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知识文本的对比分析,发现在构成要素与要素的结构关系上,关于该规则的美国知识文本与中国传播的知识文本表现出很大差异,这种状况有可能对理解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制度的知识以及进行运用产生不同的结论.由此认为:在进行非法证据规则研究与实践中,如果片面理解该规则的历史文本,可能会造成对中国与此规则相关的证据制度建设问题的遮蔽,不利于对该项规则的理解、研究、发展和实践.因此,研究和实践要避免对文本的片面理解与运用.     

浅议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对刑事诉讼规律认识的提高,各国几乎都根据自己的国情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作了不同的处理规则。我国刑事诉讼法虽对获取证据的程序和方法作了严格的规定,但未通过立法明确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完善我国仲裁证据制度若干问题思考——以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为参照

仲裁证据是仲裁中据以判断争议事项的事实和客观情况,仲裁证据规则也是仲裁制度中的一项核心内容,包括证据表现形式的静态规则和证据的收集、认定等证据运作的实体规则。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对仲裁证据规则做出明确规定,可以参照的是迄今对证据规则规定最为详细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和有关法规,但仲裁是不完全同于诉讼的一种解纷机制,对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不完全适合于仲裁,由此也形成了我国仲裁证据制度上的法律定位不清、规定不全、仲裁庭缺乏相应授权以及举证责任的分配不明等缺陷,应从这些缺陷出发加以完善。     

浅议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诉讼排除规则是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之一,随着依法治国和保障人权理念的发展,它的具体规则和适用范围也逐渐得到确定和适用。以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颁布实施为标志,我国民事诉讼中初步建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法律规定的并不系统和完善。本文提出了在证据立法、规则的保障制度、排除范围、例外规定和具体操作程序等方面的构想和完善建议,建议完善民事证据立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保障制度,明确应受排除的非法证据范围。     

证据制度改革中的几个基本问题

证据制度与诉讼制度需要相互协调,为此应当建立与我国诉讼模式相适应的证据失权制度、举证协助义务、强制答辩制度和阐明权制度.在构建证据规则体系时,对于基于证据力弱而限制证据使用的规则应持谨慎态度,必须认真考虑从立法角度概括地排除某一种类的证据可能给个案公正造成的不良影响,或不采用这样的规则而将问题交由法官决定或明确列举不予适用排除规则的例外情况.证据立法应尽量选择通俗易懂的方式,立法语言的精英化只能造成法律与大众的疏离,社会需要的不仅是一个逻辑严密、体系完整的规则体系,更要求这一体系能够贴近大众.     

刑事证据法的制度转型与研究转向——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线索的分析

20世纪初美国法学界曾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生过激烈论争,证据学家威格莫尔与法律改革家豪尔乃是论争中对立的双方,其论争的历史贡献在于引出了近现代西方证据法(学)发展的两大论题:"证据法应以证明性为中心还是以可采性为中心"与"如何处理证据规则的实现和诉讼程序的构建之间的关系"。确立与构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重要环节,当前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界的诸多争论与威格莫尔和豪尔当年的论战存在诸多"历史相似性",故有必要进行关联审视。由于我国证据立法以证明性而非可采性为中心,证据规则的实践运行环境不容乐观,理论研究也因为一直受到证据学进路的统摄而不能获得独立。为摆脱困境,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界应当以学科建制的探讨为契机,实现中国证据法的制度转型,即构建以可采性规则为中心的证据规则体系,旨在防止误判与价值权衡。同时实现证据法学的研究转向,即实现中国的证据学之法学转型、人权法转型及相对于实体法的独立性转型。     

我国公证证据规则制度的现状（下）

二、建构我国公证证据规则的基本设想 (一)根据我国公证的本质属性及地位、作用,我国公证证据规则应采用严格证据制度. 公证证据规则是公证活动中与证据有关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序性规则,其核心内容是证据的可采性问题或证据能力问题.建构我国公证证据规则,应按照我国公证的本质属性及其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作用而设计.     

论我国确立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必要性

在民事诉讼领域,不少学者至今仍然没有认识到将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纳入到民事证据规则体系之中的重要性,然而该规则既体现了对人权的保障,又是民事证据合法性特征的必然要求。同时,民事诉讼中涉嫌非法证据的众多案件大量出现,也已经在昭示着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制还存在着大量的问题,确立并完善我国严格意义上的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必要性。     

勘验、检查笔录规则研究

本文从证据学、心理学等角度阐述了勘验、检查笔录得以存在的理论基础,以新的视角——勘验、检查笔录特点、形成过程、证明作用及诉讼证据的内在本质——重新认识其证据属性,提出仍应保留勘验、检查笔录这一证据形式的观点,并就勘验、检查笔录的证据规则及程序规则进行探讨,以期对刑事证据立法和刑事诉讼实践提供理论方面的参考。     

论法官对科学证据的审查——以美国法官的看守职责为视角

科技的发展对法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科学证据则是这一冲击的直接体现。因此，法官如何审查科学证据保障审判的公正成了人们所关注的问题。美国经过多年的发展，对于科学证据的审查逐渐形成了法官的看守职责。该过程经历了严格的弗赖伊规则，自由的联邦证据规则以及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多伯特规则等多个阶段。相比而言，我国现有的法律内容比较简单，有待完善。尽管存在诉讼体制等诸多方面的差异，美国相关规则的制定及理论探讨对我国立法完善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传闻证据规则变革评述——兼谈对我国确立传闻证据规则的启示与借鉴

传闻证据规则作为英美证据法上最古老的证据规则之一,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已面临着规则体系过于庞杂,规则适用趋于僵化的困境.为此.进入21世纪以来,各主要英美法系国家均对传闻规则进行了法其化和简化,不仅如此,传闻证据规则的基本理念和原则在各个国家发生了明显分化.英国的传闻规则日益宽松,其基本原则由排除变成采纳.而美国则限制了法官对传闻证据可采性的自由裁量权,从自由化向着严格排除规则回归.澳大利亚的传闻规则体现出一定的折衷性.传闻证据规则在荚美法系国家的变革以及变革反映出的不同价值理念启示我们,应当以现代规则为蓝本,确立简明、易行、符合中国国情的传闻证据规则,并以渐进式为思路,逐步确立传闻证据规则及其配套制度.     

传闻证据规则变革评述——兼谈对我国确立传闻证据规则的启示与借鉴

传闻证据规则作为英美证据法上最古老的证据规则之一,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已面临着规则体系过于庞杂,规则适用趋于僵化的困境。为此,进入21世纪以来,各主要英美法系国家均对传闻规则进行了法典化和简化,不仅如此,传闻证据规则的基本理念和原则在各个国家发生了明显分化。英国的传闻规则日益宽松,其基本原则由排除变成采纳。而美国则限制了法官对传闻证据可采性的自由裁量权,从自由化向着严格排除规则回归。澳大利亚的传闻规则体现出一定的折衷性。传闻证据规则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变革以及变革反映出的不同价值理念启示我们,应当以现代规则为蓝本,确立简明、易行、符合中国国情的传闻证据规则,并以渐进式为思路,逐步确立传闻证据规则及其配套制度。     

证据“转化”规则批判

证据转化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上未见规定但在司法实务中一直沿用的一项证据规则,它指的是侦查机关采取一定手段,将形式上(如取证手段、取证主体以及证据种类)不符合法定要求因而无证据能力的证据转换为合法证据的规则。根据证据转化规则之要求,非法定方法取得之证据、非法定主体取得之证据以及非法定种类之证据,都应当经过转化才具有证据能力。证据转化规则在我国司法实务中的产生,有其制度上的必然性。证据转化规则,在我国刑事司法实务中沿袭已久,对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证据转化已经成为侦查机关处理问题证据的常规做法。客观地评价,证据转化规则,在我国特定历史阶段,尤其是在程序法定主义以及强制侦查法定原则尚未完全得到确立的背景下,对于我国刑事程序法治化的进程有其特定的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证据转化规则在实践中的运用也引发了一些问题与争议,并由此凸显出其在证据法理上的某些矛盾与困境。基于此,证据转化规则的某些内容与要求,应当进行适度的修正,其适用范围也应当进行适当的收缩。